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英国东部的东安吉利亚（East Anglia）地区，三位农民试图说服当地利益相关者将25万公顷的土地再度荒野化，以恢复土壤健康，并将野生物种重新引入这片土地，使其“更野性、更湿润、树木更茂盛”。“再度野生化”进程，作为一种重振枯竭的生态系统的方式，已经在英国日渐受到了认可。

再生的思考模式不应限制于农业领域。目前“生态系统”一词已经被日常用于形容艺术世界中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可是受21世纪新自由主义之下资本主义力量的推动，如今的艺术世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工业农场，而非精准平衡的生物系统。自今年以来，鲜有令人鼓舞的新闻发生。若真的需要抓住积极的一面，或许回归自然会是个好方法。

关于“再度野生化”的讨论和行动正在英国艺术界发生。

以艺术教育为例。如果一名学生入读伦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的纯艺专业本科课程，英国本土学生一年的学费是9250英镑，留学生的学费则是22950英镑。艺术学院俨然成为了真正的“教育商业（edubusiness）”。高昂的学费以及艺术向来所处的“低价值、只用于自娱自乐”的地位，使艺术学院逐渐成为特权阶级的专属领地。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艺术、批评及历史研究专业的导师凯文·拜德曼（Kevin Biderman）表示：“艺术教育在过去20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变得更像是私人企业，追求无止境的增长和积累。”

在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小部分人在往后的事业发展上能够通过艺术创造来养活自己。如果想要获得商业成功，得到画廊的代理十分关键。但要达到这一步，艺术家的作品首先要获得一些非盈利艺术机构的垂青。任何试图独立售卖作品的行为，可能都会被怀疑其“严肃性”，并臣服于画廊系统的财力统治之下。

如果一位艺术家成功地被一家重要画廊代理，一套密集的商业运转便会紧随其后。艺术家则需要“生产”足够数量的作品，以应付画廊展览、艺博会和私洽销售的需求。甚至有些投机者会在拍卖行以高出画廊售价数倍的价格来炒作作品，这些艺术家作品市场通常在过热之后，慢慢冷却。一个又一个风靡一时的名字沦为过眼云烟。

“我能看到艺术家在迅速蹿红后，作品又突然变得毫无价值，”来自加州的画家及作家米克·马普尔（Mieke Marple）谈到，她自己同时也是洛杉矶Night画廊的联合创始人，在2010年代初期“僵尸形式主义抽象画”（ Zombie Formalist abstraction）盛行之时，该画廊也是领导这一风潮的画廊之一。

“拍卖可以决定你作为艺术家的价值，”马普尔说。“艺术家总是梦想着能挤入前十，但这只会让他们不断屈从于这个系统。艺术家变得像1950年代的家庭主妇一样：呆在家里创作艺术，也无需为此操作。为了以艺术为生，他们必须画那些大幅的彩色油画，这样富有的老男人们就会购买，” 马普尔指出，“艺术世界这个恶劣的环境，需要一场巨变来改变现状。”

不过，就苏富比和佳士得、高古轩和豪瑟沃斯这样的全球拍卖及画廊巨头而言，“大艺术”（Big Art）就和“科技巨头公司”（Big Tech）和 “农业巨头”（Big Agri）一样，是一个庞大个体。“有一个问题是，媒体倾向于将关注度集中在大型机构上，但它们并不是文化的全部。自制的艺术品、在街头的东西，也是文化。那些看似细微的干预也能带来巨大改变。”约翰·霍尔顿（John Holden）表示。他受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a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委托，撰写了2015年的《文化生态》（The Ecology of Culture）报告。

今年参与“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者们在布里斯托集会，推倒了一尊备受唾骂的17世纪奴隶贩运者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的雕像，并把它扔到了城市港口。并使那个地方在数个月中都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铺满抗议标语的基座。

“推倒雕像是一种文化现象，”霍尔顿表示。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再度野生化的行为，而再度野生化最关键的条件之一就是创造一个让新生命蓬勃成长的环境。雕像被推倒不久后，艺术家马克·奎因（Marc Quinn）带领工作室成员，将一尊当地抗议者简·瑞德（Jen Reid）真人大小的树脂雕像放到了基座上，瑞德高举拳头，摆着致意黑人力量的姿势。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下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激发思想和创造变化的空间，充满着生机。”但奎因的雕塑很快被布里斯托城市议会移走。

在今年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各地许多城市都因疫情影响而经历着转变：整座城市都是关闭的办公室、商店和餐馆，其中很多或许很难再重开。在这样一种城市衰败的现象之下，是否有可能滋生出一种更自由的、新的艺术力量？

伦敦摄影组合亨利／布莱格（Henry/Bragg）便在他们的新项目“证据的缺席”（Absence of Evidence）展示了上述的可能性。他们在项目中邀请来自英国赫尔（Hull）的曾经性工作者向14位逝去的同行致敬，参与该项目的人们回到他们此前工作的地点，并拍下一张图片，写下文字，制作好的内容被展示在赫尔和伦敦街道的公告牌、巴士候车亭以及手持标语上。

伦敦摄影组合亨利／布莱格（Henry/Bragg）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新项目“证据的缺席”（Absence of Evidence），图片来源：Henry/Bragg

“把艺术放到街上的做法更为民主。它帮助推动一个公共讨论的持续进行，同时也拓展了对话，”亨利表示。“尽管在精美的画廊里展示艺术、得到同行的尊重，也是很不错的，但这绝不是唯一激励、推动我们的力量。”

那些为获得画廊注意而努力建立自己声誉的年轻艺术家们，面对着因疫情而萧条的街道时也开始意识到他们还有另一种展示的可能。

2018年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动态影像专业的艺术家瓦斯里基·安东诺普洛（Vasiliki Antonopoulou）认为：“街头艺术是秘密独立做一些事情的唯一途径。它是开放的，而且街道对于艺术而言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她这里所指的是因疫情严重而实行社交隔离政策的公共场所。

这样的艺术发生地有很多：利物浦迅速发展起来的广告牌艺术、伯明翰的涂鸦、伦敦南部克罗伊登（Croydon）荒废的办公室里所组织的快闪展览，这里已经逐步发展为伦敦中心外的艺术枢纽；或是在东安吉利亚的沼泽附近所产生的新型环境艺术。

我们很难预料文化再度野生化的这些时刻是否会发生，或是何处发生。但在此之前，现在的这些“大艺术”工厂依旧会将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艺术展现在我们眼前。撰文／Scott Reyburn ，翻译／Elaine 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