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麦勒画廊

吃苦：三位中国艺术家作品中的哀悼、记忆与母性

Eating Bitterness: Mourning, Memory, Motherhood in the work of three Chinese Artists

1. 哀悼 Mourning

突然，我仿佛被放逐，

这种孤独吞噬着我

广阔而无边……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Girl’s Lament》

2020年初以来，我一直做着奇怪的梦，这些梦是如此真实。在梦中，有时候，我是一个四处寻找母亲的孩子；有时候，我的女儿们又变成小时候的模样，我们正从可怕的危险中逃离。除了全球新冠疫情这个小问题，我会做这些令人心神不宁的梦其实并不意外——我的母亲于二月份去世了，几个星期后，全世界（译者注：因为疫情）都停摆了。在那之前的十年，她生活在一个可怕的老年痴呆世界中，有时问我：“你是谁？你是我妈妈吗？我妈妈在哪里？”

当整个世界似乎都陷入悲伤和恐惧时，我在想我该如何去哀悼，于是我想到了母亲和女儿的主题，我的脑海全部被这个话题所充斥。很久以前，在中国湖南偏僻的农村，不识字的农村女性发明了一种歪歪扭扭的音节文字来记录她们的失落和痛苦。“女书”——一种汉语方言音节表音文字，而非一种语言，也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围绕着它发展出了很多浪漫的传说——述说着性别差异带来的困难，若是没有女书，这些境遇将无从记载，并被遗忘。婚礼中的哀伤成为了一个女性哀伤的标准化样板，这种哀伤也被称为“哭歌”（哭泣着唱诵），成了婚礼中一道悲伤的程式化表演，因为女孩们准备永远离开她的原生家庭。

我发现我很希望举办这样一个悲伤的仪式。但充满慰藉的哀悼仪式因为Covid-19新冠疫情而无法实现，我感到茫然。最后只有一场我自己和我的女儿参加的葬礼，（我所期待的）一场纪念她生命并挥洒她的骨灰的大型聚会被无限延期，这让我不知所措。过去的几个月，我都沉浸在悲伤中，试图振作并调动起写作的意愿，我想到了之前与不同的女性进行过的关于女儿、母亲和祖母的各种对话。

2. 记忆 Memory

在这段封闭和停摆的日子里，我重新审视了过去十年来我和一些中国女性艺术家的采访。由于无法返回中国，我和她们又进行了一些无法面对面的采访。我也在反复阅读以前的采访文字，重听双语的采访录音，这些声音不时地被倒茶声、电话声以及无处不在的犬吠声所打断，她们都生活在北京郊区的艺术家村里。我非常震惊，这些对话竟然成了关于最原初亲子关系的痛苦回忆。

我曾与很多女**谈，有的女性的父母对她们不是男孩深深失望；有的女性的母亲因为“打倒右派”而被监禁或流放，母女分离；有的女性特别渴望能多生一个孩子（当时中国还是独生子女时代）；有的年轻女性，她们的母亲在特殊时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这些母亲也让孩子承受了很大压力。这些都是复杂的母系联系，受到政治历史、社会变革以及父权制的权力和赞助体系的干扰。在文革初期出生的女性经历了自己的母亲与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好母亲”形象的脱节。而如今，“一孩政策”的产物——年轻一代女性则承受着养育两个孩子的压力：妇女的生育权仍然受父权制国家所控制，而且似乎仍然需要继续“受苦”。

作为一名母亲，或者女儿，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从未停止。我最近与三位艺术家的对话呈现了她们是如何驾驭情感的余波，以及她们的作品是如何审视性别观念的。

3. 母性：吃苦 Motherhood: Eating Bitterness

我与曹雨通过微信和邮件进行了多次对话，谈到了使她在北京一度声名狼藉并同时名声大噪的影像作品《泉》（2015）。这部作品首次展出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展上。她平躺在床上，摄像机镜头从她头顶后方的平行视角进行拍摄，她哺乳期的身体正对着天花板。她在作品中运用了戏剧性的明暗对比，竖立的录像屏幕底部中呈现出艺术家的双手正有节奏地捏挤着她的一对乳房，明亮而洁白的乳汁突然向上空猛烈地喷射而出。多么唯美、本能、真实、有趣——并且如此颠覆！她的作品名称暗指杜尚破败的现成品（仰面向上放置的陶瓷小便池）和布鲁斯·瑙曼（1966-7）的作品（展示了这位美国概念艺术家从嘴里吐出的弧形水柱），曹雨的《泉》消除了这两件“开创性”作品中具有的阴茎潜台词，并打破了男性凝视。

曹雨，《泉》，2015年，单频道高清数码录像（彩色，无声），11'10"，10版 + 2AP，图片提供：艺术家及麦勒画廊

Cao Yu, Fountain, 2015, single channel HD video (colour, silence), 11’10’’, edition of 10 + 2 AP; image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Galerie Urs Meile, Beijing-Lucerne

通过这件作品，曹雨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母性光辉，一种精疲力竭与令人振奋的奇怪组合。当时，曹雨患上了频繁发作的乳腺炎，并因此高烧，承受着难以忍受之痛。这也是为什么乳汁对于她而言是既爱又恨，令其备受折磨又强烈解脱的婴儿营养和生命能量。但是曹雨也因此突然意识到女性身体内部所蕴藏着的无限力量。她说，她的两个乳房就像一座活火山：“我敏感的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身体正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与爆发力，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女性，我的身体甚至可以拥有比男性更加猛烈的喷射力和释放张力，而我的身体正逐渐化为一座具有雄性色彩的喷泉纪念碑。”

曹雨，《一切皆被抛向脑后》，2019，画布，脱落的长发（艺术家本人的），高135cm，宽90cm，图片提供：艺术家及麦勒画廊
Cao Yu, Everything is Left Behind, 2019, canvas, fallen long hair (the artist’s), h.135cm, w.90 cm; courtesy artist and Galerie Urs Meile, Beijing-Lucerne

曹雨，《一切皆被抛向脑后》，2019
Cao Yu, Everything is Left Behind, 2019

而在她的作品《一切皆被抛向脑后》（2019）中削弱了女性的力量感，从而明确地展现了大众价值观如何定义女孩和女性。白色画布上缝着很多话语，这些语句揭示社会对于女性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而缝字的线不是别的，正是曹雨本人长长的黑发。第一个画面以1988年艺术家的父亲在其出生时所说的一句话作为开篇：“哎， 咱家没福，生了个丫头......”比如另一个画面中写道：“这个丫头没点女孩样太淘气了，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该系列后来的一些画面上强调了曹雨周边的人在学业及保持美丽上给予的压力：“你看你现在都胖成什么样了，吃啥啥没够，一个姑娘家这样还不让人家笑话......”从这些作品的表面——用头发缝着的每一个笨拙的汉字——愤怒和悲伤的混合体是显而易见的。

在其作品《我有》（2017）中，则更尖锐地审视了性别压力。直面镜头，曹雨正不断地炫耀着。她从女性外表开始（“我有令人羡慕的曼妙身材……我有水蛇腰……”），然后是她的婚姻（“……我有一个爱我，把我宠上天的老公……”）并补充道：“还有一个堪比神童的儿子。”曹雨讽刺了现今时代下社会中人们追求成功的野心、物质积累、消费主义欲望等价值观：“我将拥有艺术家已经拥有和想要拥有的一切……”但要真正取得成功，似乎女人应该生出一个聪明的男孩。曹雨公然挑战了人们对于女性应该谦逊和优雅的既定性别预期。她说：“这让我意识到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存在的真实与虚假，它们的边界竟是如此模糊。人们被迷惑其中而无法辨别真假，并喜欢自我安慰式的希望看到听到的都是弱者，以维护那颗脆弱的玻璃心。”

Text by Luise Guest

英文文章节选自Luise Guest受邀为澳大利亚4A当代亚洲艺术中心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发布于4A当代亚洲艺术中心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