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y Wood:仿佛一只牛虻的叮刺,无伤大雅
发起人:叮当猫  回复数:0   浏览数:1117   最后更新:2020/12/10 11:40:51 by 叮当猫
[楼主] 猴面包树 2020-12-10 11:40:51

来源:798艺术  YU


上海广场
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上海广场 / 上海
2020年9月29日开幕

对一座城市来说,“公园”、“广场”是重要的文化地标;而在中国大城市中直接以“城市名+广场”的商业综合体,可能就只有位于上海黄埔区淮海中路的上海广场了。在今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一场由上海广场与RED ART和没顶公司联合举办的当代艺术展览“上海广场”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完成了续写这座大型商业体与艺术因缘际遇的历史任务。

上海广场外景,2020

徐震®,《永生(希腊柱,高跟鞋)》,2020,玻璃钢、喷漆,820 x 390 x 133 cm


历史:1999年的轰动性展览


之所以说是“续写”并且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是因为就在这个空间中,曾经举办过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展览。
让我们回到1999年,那一年的1月4日,中国国内第一批20家私营企业成功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2月10日,腾讯开通包括即时通信服务、无线寻呼等多项服务在内的重要服务。4月10日的上海不知道是冷还是热,有人穿着长袖以及外套,也有人穿着短袖就在街上逛着。来到淮海路的上海广场四楼时,你会发现在一个名为“超市艺术展”的临时空间里,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整个场面拥挤也有一点混乱。

1999年超市展“Art For Sale”展览现场


这个展览中竟然有可以触摸的艺术作品,然后也可以以现在看来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价格买回家:赵半狄《赵半狄和熊猫咪》30元、杨福东《我爱我的祖国》40元、刘韡《猪和首饰》30元,尹秀珍的《小塑料鞋》还不要钱只需要交换、张培力按照市场价出售各种肉制品、宋东直接在现场对艺术产品进行导购。这就是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笔者有一台时光机,估计要把全场的所有艺术品都买一遍。

图片来自:1999年上海广场超市展览画册

多年之后翻开这次展览的画册时,你会感到他们当时的想法真是天马行空。这场展览由飞苹果(Alexander F. Brandt)、杨振中、徐震策划,包括三位策展人在内的33名年轻艺术家参与了展出,如今他们都已成为艺术及相关行业的重要人物。所以2020年的展览“上海广场”,是一场20年后对“超市艺术展”的致敬展。只是当年的杂乱而神秘的当代艺术作品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在视觉上更有冲击力,在空间布局上更有秩序感的新展览。

“上海广场”展览现场,2020

鲁明军在谈到这个展览时表示:“90年代以来,全球化、现代性以及政治体制等成为知识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中,如何超越简单的‘非官方化’和‘反西方—西方化’的逻辑自然地成了新一代艺术家实验的思想前提,同时亦为其摆脱简单的‘身份—艺术’或‘特殊—普遍’这一对立框架提供了一个出口,进而将其引向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视野。如果细加审视,不难发现在逻辑上‘超市展’不再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所有的实践都基于个体的身体、心理状况和日常生活的经验。”因此,“‘超市展’并不乏政治自觉和社会意识,只是二者分别被转化为一种感知的逻辑和语言媒介,而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参与或政治表态。”
因此,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的“超市艺术展”反应出了当时的文化现实,而今天的“上海广场”展览也是如此,反应出当下商业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为什么商业需要当代艺术,以及商业、观众、艺术家、策展人之间剪不断的种种关系。

从左至右:策展人肖寒;学术支持陆兴华;参展艺术家杨振中;策展人及参展艺术家徐震;主办方上海广场代表顾明;参展艺术家向利庆、陈莉、陆平原、商亮、史莱姆引擎李汉威
作品:商场语境中的当代艺术呈现

展览位于上海广场室外的装置有3件,分别是杰夫·斯泰伯(Jeff Staple)的 “鸽子”《STAPLE PIGEONS》、史蒂芬·哈灵顿(Stephen Harrington)的《GOTCHA》与徐震®的《交流(挤压、拉伸、长高)》。前两件作品都可以算作是潮流艺术的代表,卡通化的表现方式非常符合当下青年群体的审美趣味。杰夫·斯泰伯的鸽子来自于耐克(Nike)和他的一次纪念款球鞋设计合作,他认为鸽子最能够代表家乡纽约的城市精神:坚韧不拔的求生意志;史蒂芬的“Mello”狗形象和互相缠绕的棕榈树是他的潜意识的图像化,涉及到对于意识、生命的故事化的探讨。

Steve Harrington,《GOTCHA》,2020,玻璃钢、喷漆,590 x 245 x 700 cm

Jeff Staple,《STAPLE PIGEONS》, 2020,玻璃钢、喷漆,500 x 350 x 450 cm

徐震®《交流(挤压、拉伸、长高)》中碎片化形象来自动画片中的米老鼠、愤怒的小鸟、马里奥兄弟、皮卡丘、姜饼人、蓝精灵等。艺术家将每个形象在电脑程序中模仿自由落体后的场景并相互叠加,在具象与抽象、三维与二维、流行文化与观念艺术的界限上寻找平衡。卡通形象所具有的高饱和度色彩和视觉刺激,在电脑程序的精细理性的演算中,呈现出狂野和理性共生的视觉趣味,而这也正是数字时代的时代特征。

徐震®,《交流(挤压,拉伸,长高)》,2020,树脂、喷漆,500 x 615 x 380 cm

如果你选择从史蒂芬·哈灵顿的作品所在的入口进入展览,商亮的《拳击人的头像 NO.1》与向利庆的《自染》就会映入眼帘。拳头原本代表力量和加油的意思,但商亮将其与卡通化的嘴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符号,似乎在告知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利庆亲自将棉线染成各种丰富的颜色并缠绕在圆锥体上,“在《自染》这个装置中我没讲任何的意义,制作它们让我心情愉快。”艺术家说。

商亮,《拳击人的头像 NO.1》,2020,玻璃钢、喷漆,280 x 170 x 145cm

向利庆,《自染》,2007,棉线、丙烯、树脂,120 x 120 x 120 cm
如果你选择从徐震®的作品所在的入口进入展览,陆平原的两件作品不能错过。陆平原也用托马斯小火车形象与饼干、彩珠等物件建构具有“生命”的新形象,隐喻人类擅于通过广告、音乐、产品包装等方式让物体过度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显现。而他的另一件作品《“Look! I’m Picasso!”》也是受到《玩具总动员》的启发所创作,从毕加索的立体派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形式出发,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和语言。陆平原的作品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进行弥合,制造了一个具有怪诞意味的新造型。

陆平原,《“Look, I’m Picasso!” - 1802-C》,2018,铝合金,矿物颜料,400 x 280 x 160 cm

陆平原,《Unboxing -食指》,《星期六-曲奇饼干8.15》,《Look!I'm Picasso-1810-C》,2020,金属、玻璃钢、漆、木板,635 x 278 x 400 cm、110 x 110 x 25 cm、165 x 80  x 120、88 x 49 x 35 cm
三条展现汇集到了上海广场的中庭,集中展现了展览中体量最大的艺术品——徐震®的最新雕塑作品《永生(希腊柱,高跟鞋)》。这件作品将经典的柯林斯柱式与红色高跟鞋结合,使得古希腊传承文化与现代消费经济以一种既冲突又融合的方式在商业空间中碰撞在一起。雅典文化象征和当代女性消费文化符号在作品中融合,隐喻权力结构、身份性别、控制与被控制的性别认知。

“上海广场”展览现场,2020


中庭中还有2件作品,一件是杨振中将100套人行道动态红绿灯沿着商场台阶依次排列安装,通过不间断的闪烁向观众发问:社会规训是否已经深入了你的大脑中?另一件史莱姆引擎的作品悬挂在二层,作品《头条》从特约报道、新闻60秒、天气预告,到科普健康、产品广告甚至是美食烹饪,包含了现实新闻节目中所有板块又增添了魔法与外星文明的气息。

杨振中,《一二一》,2012,电子装置,尺寸可变

史莱姆引擎,《头条》,2020,视频,4′50″

商业:展览“上海广场”的组织逻辑
策展人肖寒谈到这次展览的策划,在与美术馆中所进行的策展策划有着很大差异。“商业策展要对艺术策展进行一个转换,商业地产会从大众审美的角度出发,去了解、审视艺术家们的作品是如何在其场地中呈现。比如像徐震这次的参展作品《永生(希腊柱,高跟鞋)》,主办方会向我们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件作品适合放在商场的空间里?我们会从商业与艺术结合的角度,帮助主办方理解这件作品并对其进行诠释。”
但是目前也有艺术家适应了快速变化和越来越多元的时代,把“拥抱变化”作为生存技能直接与商业项目进行合作。在肖寒看来,“主办方的喜好并不等同于大众的喜好,商业地产空间的运营逻辑也并不等同于美术馆。整个商业展览团队的运作需要有专业艺术背景的人,也要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作品还是艺术家的作品,商场的属性也没有改变,但是通过不同的展示策略与方案设计,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

“上海广场”展览现场,2020

当代艺术是一种脱胎于经济文化的意识形态:既然艺术家身处当下的时代境遇里,那为什么不将艺术的边界拓展得更广、去发掘并创造这个世界最为核心的“交易语言”?同济大学陆兴华对此艺术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个不断升级的互联网时代里,我们也仍要激情地做商业,做激情的商业,把生意做成激情,因为那就是做艺术、做展览。“当代艺术也必须是这样的一桩激情生意:通过这样的交换,使人人都在自动机器、快递包裹和手机屏幕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承认并鼓励不同劳动者平等地为公共福祉作贡献,使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
“激情的商业”这一说法,最早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后被卡尔·马克思引用于《G。C。D宣言》和《资本论》之中。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商业只是单纯地依靠资本运转是不够的,还应加上欲望才行。今天的商业已经由线下转为线上,买卖双方的激情都被手机屏幕所阻断,淘宝与拼多多已经证明了当代商业的支离。
“只有在一个商业的体系里面,艺术家才会有良性的成长与发展。”肖寒说到。从商业的角度看,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而艺术家也是需要粉丝、需要流量的。艺术市场在后疫情时代将会发生变化,新的业态将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造成什么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

陈莉,《关系》,2020,玻璃钢着色,165 x 304 x 265 cm
消费:让当代艺术展再度回归上海广场
实际上,能够在上海广场举办两次当代艺术展,并且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件,这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背后一定充满了很多的努力才能促成这件事情。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曾说:“我不认为人类历史上有过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确定无疑,没有任何惊奇,没有任何意外的发展。新奇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不走了。我想,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如何发展出一种艺术,与不确定性永久共存。”
让我们再次回到齐格蒙·鲍曼的著作《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中,他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分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固态阶段和现代社会的液态阶段。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建立在以上帝为主导的神圣秩序中,排斥、拒绝变化而减少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的固态阶段用强大的社会秩序设计与结构化力量取代上帝,并且制造了过多的确定性,但是引发了极权主义、大屠杀等恶果。所以现代社会的液态阶段以史为鉴,用流动的现代性拆解规则、瓦解管制、倡导独立,让一切曾经神圣的、坚固的的东西都消失了,也使得不确定陡然增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当代艺术与上海广场再次共存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上海广场,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


因为目前只有消费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供某种确定性,它能够带来瞬时的“不朽的经历和体验”。所以正因为当代艺术展览在被观众进行视觉消费与真实体验的过程中,也能够为商业广场带来流量而且引发其他消费行为。但是消费也不能够真正地抵抗不确定性,这正是当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但是艺术却能够在某种层面上延缓消费带来的短暂满足感与空虚感,分享艺术家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
《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一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百年历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使命和理想就是认为艺术可以让所有接触到它的人上进,可以促使个人信念擢升并且帮助人们实现向善的想法。所以艺术真正的力量到底在哪里?大都会教育部主管桑德拉(Sandra Jackson-Dumont)女士回答说,艺术真正的力量根本不在审美,而在于启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在于开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采访/撰文:YU
图片提供:上海广场、RED ART、没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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