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ARTDBL

渠岩，艺术家，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

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第三期——2020年夏秋专场“作为田野的珠江三角洲”，将主题聚焦于这片作为“行动者的田野”的三角洲地区。我们邀请了6位艺术从业者和学者，基于自身实践进行主题演讲，并邀请了2位青年学者作为沙龙中圆桌讨论部分的评议人。我们期望这次沙龙一方面开掘过去20年这个地方的沉潜与隐秘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将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对象与主体进行审视与考察。

乡村建设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渠岩从2008年开始在北方许村做艺术乡建工作，2015年又把重心南移到顺德青田。他在青田民俗活动中植入艺术行动，协助当地恢复了许多中断多年的礼俗传统。在渠岩看来，经济繁荣的珠三角中保存的传统村落，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最好的视角”。在演讲中，渠岩反对发展话语下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艺术家在乡村的目的，应该是找到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要最终解决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

此次沙龙由坪山美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本文在作者发言摘录基础上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来源于演讲者的PPT。本文编辑：黄紫枫、田露思。

1、为什么是乡村？

我从2008年开始做乡建工作，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也一路获得了来自各方的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长期且艰苦的工作，需要汇聚不同主体的力量，才能持续地走下去。今天我用“标靶时代的乡村世界：以顺德青田村为例”的题目作为对过往工作的回顾，“标靶”是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一个新的理论——任何一个社会现象一旦引起关注，就会陆续被瞄准、被研究、被学科化，今日的中国“乡村”，正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靶”。

先来谈农村和乡村这两个概念，乡村是相对于法理文明、精英社会而言的礼俗文化共同体，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足的社会运行体系。农村则是相对国家、都市、工业经济而言的基层生产和社会组织，这个概念始于前苏联，长期作为为城市、为革命供应粮食的生产单位，并不承载生活、信仰、礼俗等其他功能。以上的概念区分，用于呈现两种对待与介入目标社会的文化态度，这会直接导致介入路径和方法的区别。

从民国时期开始，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是一个被抛弃、被污名化的对象。今天的乡村面临的机遇或讨伐已不再停留于落后、封建和愚昧的修辞当中，相反，在资本、权力、话语和符号的交织下，乡村凭借着稀缺可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被捧上了现代化救赎的宝座，转世成为了后工业时代的宠儿。

在热门的“乡村现象”面前，我们要意识到，乡村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的问题，而是一个百年危机，这种危机源自于以礼俗构建的乡村共同体受到了“反传统”的全面破坏。中国最初的城乡关系是相互守望的，一个人，当他在城市里达到了社会价值以后，都要回到家乡，去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这样的双重价值，在乡村道德崩溃、人员出走、环境污染的多重打击下的今天，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往回追溯至1905年，乡村的人才系统从科举制被废除之日起，即已进入了不断流失的反复之中。今日的中国乡村，不但有人口流失的问题，天地神也不在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都被破坏了。中国文化核心是家园的价值，也是回乡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乡村总是能够牵动起所有国人的情结，因为村落不是某个特定村民的家园，而是整个中国士大夫的家园，乡村没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没了。

渠岩在顺德青田

2、今日乡建有什么问题？

今日乡村建设蔚然成风，各类乡村活动如火如荼，却依然在“发展”和“保护”两个话语中交替进行。“发展”是现代化的词汇，是城市化进程向边疆村落挺进的社会文化实践；而“保护”实际上是内在于发展话语内部的“保护”，还是服务于经济和市场的。无论是哪一种发展主义，都将乡村设置为单线发展链条的最低端，表现出对过去、传统、手艺、自然，或者说“缓慢”的鄙意，唯独忽视了人是一种失去文化尊严就无法活下去的符号性动物。

我们的乡村工作不能再简单漂浮在土地之上、或用单一技术化的手段来应对，否则还是永远无法摆脱发展的逻辑惯性。乡村工作最重要的是乡村价值的重估与重构，而不是用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去建设乡村。治理有两重“罪”，一方面是忽视和取代了地方主体的文化与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是在治理过程中一味抢夺在地文化、土地及人力资源，这两者共同导致现在的乡村治理情况比过去要更加复杂和严峻。

今天，进入乡村的难度非常大，即便我在乡村工作了那么多年，每当我要面对乡村的时候，我也都是非常谨慎。

3、北方的乡建？南方的乡建？

我在北方许村做了十年的乡建工作，后来到岭南继续做乡建实践，切实地体会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巨大差距。

山西许村

历史上南方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要比北方小得多，许村连一座祠堂都很难修复，但祠堂在岭南地区比比皆是。我最近考察了福建莆田地区同乡同业的经济模式，很有感触，更联想到北方的经济凋敝，这背后就有传统垮塌后造成诚信系统的缺失所带来的原因。正如历史学家的描述那样，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南北就分裂了，北方是从朝贡文化发展到现在的权力问题，南方则由历史上的农商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民间经济繁荣。

我也发现乡建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北方很难突破，反而在广东有了实践的可能。我在北方是通过节庆的方式来触动乡村的复苏，广东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我到青田后，并没有立马就使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了解当地的历史、经济、文化，以及这些因素对今日乡村的影响，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本村志。也正因为看到顺德的地方文脉保存的比较完整，乡村社会组织仍保留着相当的活力，我们到了青田之后，得以在顺德榕树头基金会的支持下协同青田慈善会、杏坛镇政府、青田村民等不同主体实行联动在地实践，通过与这些多主体的密切交流、沟通和协作，才走到了今天。

青田村

许村艺术广场

4、艺术家如何成为乡建的主体？

现在介入乡建的主体五花八门，政府、市场、建筑师、物质遗产保护者、民艺抢救者等不同的主体都在乡村角逐，除了社会治理和经济开发的主体之外，艺术家也成为了介入乡村建设的工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艺术介入乡建跟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民族志转向有关，艺术家不仅关注艺术本身，更将目光投向社会，以艺术的方式在其中实践，给地方带来许多具体变化。中国乡村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有时候艺术也挺无力的，艺术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总能敏感地发现那些隐藏在社会层面之下的问题，我称之为“实”和“虚”的关系。乡村也有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看得见的乡村价值中最重要的就是祠堂，看不见的就是礼俗。假如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算解决了经济效益，恢复了经济业态，村民挣了钱也会毫不犹豫的到城里买房子，乡村依然会失去被当成家园的意义。

艺术乡建有别于单一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开发，在不可扭转的变革力量面前，艺术家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融合”乡村，嫁接、催生、点燃在地生命力的星星之火，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艺术家固然不能取消艺术家的视点，我们也要警惕单方世界遮蔽地方主体的多样性，还要警惕同质化的视觉印象。既不能遏制乡土历史生长，也不能剥夺乡村社会的当代性。

5、艺术如何介入乡村？

为什么是艺术“介入”乡村？因为艺术家在乡村建设中不是一个单一的艺术家身份的主体与策略，他首先是一个文化的启蒙者，当然不是给村民启蒙，而是给许多掌握乡村的决策者进行启蒙；其次是一个积极关系的构建者，乡村的不同主体间的协调也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

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找到最尖锐的东西，也是要最终解决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就是要真切地关注乡村自治权利的复归、在地关系的重建与礼俗香火的延续，这是最难的。我从十多年前开始，一直就在乡村这一层面上工作。除此之外，我作为艺术家，还要把工作判断放入当代艺术系统之中——要提出问题，就是一下子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还得一点一点朝这个方向去做。我们每个人做一点点，做多做少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坚持、环境条件和助力，才能给乡村带来一点点的改变。

当然，艺术家也有自身的学科限制。所以我在2018年做青田论坛时，请了很多社会学者，包括华南学派的代表都参与了讨论，他们提出了许多理解乡村的建议，对我们认识乡村价值帮助很大，受益匪浅。

乡村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也会以自身的方式慢慢苏醒，不能过多地介入。艺术家在其中的努力是消解“去地方化”的同质设计，修复、重建乡村“情感”共同体。

对我们而言，艺术进入乡村，重要的不是权威的艺术审美，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美学行为，是为提升真切的人性以及良知的美感而带来的社会行动剧场。在此意义上，艺术介入乡村便超越了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建设，而指向用善美的行动消融现代性分裂，这是乡建工作中重要的文化理想。

6、艺术乡建存在着哪些问题？

艺术乡建的合法性构建，常常是对现代化初期弊端的修正，但实际上，艺术乡建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治理方略。现在已经有很多艺术乡建的案例，但依旧存在着几个问题，比如一些在乡村艺术表演的脱离了乡村文化与村民诉求，本质上是配合市场和商业；一些所谓的审美再造，通常只是在“美化”治理模式中践行；还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逻辑下的乡村符号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艺术乡建者的理想，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超越而非抵抗。换句话说，艺术乡建真的能超越和解决现代化弊端么？还是说艺术乡建不论以怎样的造反姿态，也无法剪断与现代化的关系？艺术乡建者的另一个审时度势的理想是探索中国化的乡建，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乡土的逻辑中，探索出文化中国真正的精神脉络，实现真正意义的复兴。

7、青田如何成为艺术介入乡村的案例？

青田的乡建是我从2016年一直做到现在，并还在继续实践的项目。青田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珠江支流环绕整个古村落。村民主要靠养鱼为生，整个乡村的生产、生活、信仰系统都离不开水，水构成了它的空间网络和历史网络。青田地处经济繁荣的珠三角洲，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还是保存了传统的村落，两者之间巨大的张力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最好的视角，能激发很多理论问题。

鸟瞰青田

我在青田做乡建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个“青田范式”的路径，以地方性为主线发展出生产、生活、礼俗、环境等各方面的延伸线索，这些线索要和青田今天的生活相通，才能持续往前推进。我们会用好“艺术家”的身份去介入，一开始也没有把美术馆系统的艺术直接放进来，还是更注重在乡间民俗活动中植入艺术的行动，以此激活被历史和社会改造所忽视的乡村部分价值。乡村艺术在于原有的在地艺术，艺术家要回归“乡村”这个文化空间，体现以村民为主体的审美行动与表达能力。

青田村每年有两个重大节日，一个是流传于岭南一带的民俗活动“烧奔塔”，另一个是延续百年的民间庙会“龙母诞”。我们把当代艺术融入到这些民俗节庆中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青田烧奔塔活动

“烧奔塔”最初是包含当地的成人礼民俗活动，在社会改造中“成人礼”被中断了，只剩下“烧奔塔”这个节庆娱乐活动。我们从2017年开始，在当地恢复成人礼活动，请了北大研究礼俗的专家做文化顾问，目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成人礼原本就是中国四大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维系乡村礼仪关系非常重要的纽带，这个活动的恢复对于当地年轻人的影响很大，让他们意识到成为成年人的意义所在，活动中还会有父女、父子和解的感人一幕发生。

青田赛龙舟活动

“龙母诞”中的赛龙舟活动原本是祭拜水的，但现在的水污染非常严重。我们从去年开始做艺术家水上龙舟活动，融入到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中，效果不错。还有一些艺术家做关于水的行为艺术，也持续举办了青田水乡艺术季、音乐节等，村民都会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

由于近代不断地进行文化改造与反传统运动，乡村中大部分传统的民俗活动消失殆尽，仅存或恢复的一些民俗活动也逐渐抽离其文化内涵，基本上变成了大众化的娱乐活动，所以我们才要用当代艺术活动连接传统活动。三年多的努力让当地居民已经将青田水乡艺术季当作自己乡村的节日，并深深嵌入当地文化与乡村生活之中。我们工作的实践重点是成功地将外部文化资源和当地文化逻辑连接和融合，这也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和地方的共生性，而这种在节庆和游戏中完成的共生关系，恰恰是可持续的。

如此一来，艺术家在乡村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抱负、政治诉求与审美理念，“乡村”不再是一个事实，而是以艺术在当代之下的问题意识为主导、以艺术家个体的社会关怀为立场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