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何翔宇暌违三年的北京个展“硬腭”（2020年9月24日至2021年1月31日）正在空白空间展出，秋高气爽的北京并没有为草场地艺术区增添更多人气，空旷的街道，敞明的展厅，寥寥无几的观者，成为当下公共生活的常态，艺术也概莫能外。

展览标题“硬腭”是指口腔上壁由骨头与肌肉组成的结构，用于维持正常发音和吞咽食物。如果用舌尖轻触，会感觉到褶皱和凸起，并微微感到痒。“硬腭”一方面承接了之前“口腔计划”（2012）中的感知的视觉化，并以绘画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也提示出语言交错在不同族裔之间所形成的共融与隔阂。同时，画廊1号展厅中椅子和雕塑组合的装置《挂得比较低的果实》（2019-2020）、《家庭》（2020）以及立柱重新分割的空间，也提示着人们，当缺失与相互支撑的展览情景构成一种特殊的遭遇和状态之后，何谓完满？

归结何翔宇以往的艺术实践，如“可乐计划”（2009-2011）、“坦克计划”（2011-2013）、“口腔计划”（2012年至今）、“柠檬计划”（2014-2019）可看出几个强烈的特征：艺术家的创作在关系中游弋，这种关系包含身体的，比如将口腔与舌尖的感受通过画笔的传导完成一幅绘画作品，在手、画笔和纸之间呈现这层关系，也体现在“柠檬计划”中——基于一种颜色的启发，跨越不同时空、族裔和文化之间所展开的艺术实践和发起的研究；作品在感官和物之间建构新秩序[1]，艺术家通过触觉（口腔）的练习、视觉（颜色）的练习，味觉的练习，不断地将黄金、铜、橄榄油、鸡蛋、柠檬等作为对象物，并创造出新的主题和语境；始终将个体的目光投射于庞大的系统之间，不管是“可乐计划”、“坦克计划”还是“柠檬计划”，对于何翔宇而言都有一个私密和个人化的出处，而对应到艺术系统，资本主义的消费景观，不同的文明历程与当下的现实。

此次展览的布置分为三个空间，每一个部分有着相对独立的内容和不同的媒介方式（绘画、雕塑、影像），整体来看也有着另一条与新旧作品相关的叙述路径隐含其中，它们共同构成彼此连续和互文的章节，即“硬腭三章”。

硬腭与软腭的感觉。在展厅中的最新绘画作品《软腭 18-1》、《硬腭 20-1》与《硬腭 32-1》，既有“口腔计划”系列绘画的延续，也有基于以往的新尝试。对于前者而言，我们很难在现场的一幅作品中看出从2012年就开始的创作的具体线索，但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延续了2015年之后的确定下来的面貌，在方形矩阵式的画幅上“通过把握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以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感觉或念头”[2]。

而就作品命名而言，从表面来看“硬腭”与“软腭”的色彩有着明显的区分，“硬腭”系列作品呈现的是深黑色、混沌而不明、色彩与色彩之间重叠覆盖的平面空间，相应的“软腭”系列作品却更加明朗、柔和，在相对规律的线条与块面交错中甚至能体会到一丝愉悦感。

不管是“硬腭”或者“软腭”，他们都与口腔和感受息息相关，循着舌尖所能够带来的不同触感，“口腔计划”这一延续的主题又有了不同与以往的“激发-反应”的时刻。绘画在这里不是抽象的、具象的或者文本索引式的，而是感觉的绘画。正如汪民安所言：“这是一种新的感觉绘画，它是一个流动性身体的共鸣和回应的效果，在此，绘画就如同一种特殊而神秘的身体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绘画是舌尖的另外一种发声。”[3]

一群非洲少年的通道。口腔是维系生命传输食物的通道，绘画是感受的通道，2008年建成的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是境外人士进出中国的通道。何翔宇的此次展出的影像作品《Terminal 3》（2016-2019）拍摄的也是一群来自非洲的年轻人，作品名称便出自他们来去中国的必经之地——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非洲少年来自埃塞俄比亚，他们在河北吴桥县生活，并学习杂技。在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非洲、未成年人、中国县城与杂技这几个关键词，似乎有着与前段时间热议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有着相似的背景，但是何翔宇不太想把话题引向全球化背景下一群年轻人作为潜在劳工，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求艺求技，并遭受命运捶打的“吴桥工厂”。

《Terminal 3》（2016-2020）并没有聚焦文化与语言的冲突，也没有太多剑拔*张的情节，叙述的气氛十分平和。作为铺垫，开始拍摄的是一群抱着同样目的练习杂技的中国孩子。他们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练习各种基本功。然后切入非洲少年在吴桥的生活，剔除掉外部的环境，大量的镜头都只是与身体的翻滚、重复的练习，饮食起居、日复一日的礼拜相关。杂技练功房、清真寺与食堂和宿舍是几处可辨识的现实空间。

除此之外，恍惚间，使人很难确定是一群非洲少年在吴桥，抑或一些中国人在非洲。直到临近结束时，结业演出激昂的进行曲响起，一个个非洲少年捧起奖状和证书合影留念时，一切才归于次序。影片最后这群非洲少年背着沉重的行囊，在3号航站楼与中国的老师道别，消失在机场长长的通道。这群少年带着这段经历，可能回到家乡从事与杂技有关的工作，或者去往欧洲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他们身后的吴桥成为一段异国他乡的回忆，成为跨越身体、语言和阶层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