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库门塔  张营营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时代的时代”——斯蒂格勒，2015

2017年是全世界国际双年展遍地开花的季节，调皮的西方人把这一年戏称为“art-maggedon”，即“艺术大决战”。“armageddon”一词的中文意思是：世界末日、惊天浩劫、最后的决战等，词中多了个“t”和“g”，少了个“d”，便锤实了双年展“大决战”的自由生态现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双年展工业”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一种经济驱力下的、被动的美学存在方式，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与艺术无关。

2020年原定计划有40多个艺术双年展开展，也许是200个，谁知道呢？那些不知名的小城市也有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称之为“双年展”的艺术展览。许多知名的国际双年展在态度和制度上宣扬“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平等”、“关注非核心区域”的呐喊声等，现在小城市的呐喊声纷纷出现了，作为业内人士也应该给予同等关注，毕竟价值观的延续是要靠行动来维护的。可谁会有这么多精力呢？假如双年展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对比或者关联的话，那不外于只是做给自己城市的居民看，而这将又与之标榜的“国际化”形成反差。

乐观的不确定性

原定日期举行的双年展，因为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延迟，主办方大多会在官方网站上给出一些很乐观的但不确定的有关开幕时间的消息，即便作为主展厅的美术馆还在关闭状态。这好像是双年展“组团”在向世人引导，告诉人们不要放弃2020-2021年间的“疫情”双年展。另一种从未表明的导向是，期待一种异质性的暗中操作会迸发出来，即与往年双年展的区别，期盼能给社会和观众一种雨后春笋般的心灵滋润：原来我们还可以如此地心理应对！

但现实的情况或许正好相反。如果现实并没什么反差，那长在现实堆肥上的“双年展之花”又怎能开出奇特的艳丽来？

涌入威尼斯双年展的人群。Throngs of people pushing to get into the Venice Biennale. Photo by Felix Hörhag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艺术的标兵——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被推迟到了2022年，因为建筑双年展将于2021年开幕；里昂双年展也被推迟到2022年，因为该市的舞蹈双年展被推迟到2021年举办；当然还有美国惠特尼双年展，它们都将与2022年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同年展出。又是让人期待的一年，这样的操作似乎让艺术的观众感觉，到2022年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一样。

遭遇卡塞尔文献展，对于威尼斯双年展和同年的其他双年展来说这是一种风险吗？避免在内容和策略上撞车是双年展策展人都应该考虑的，要避免主题撞车、艺术家撞车、边缘活动撞车、话题方向撞车等等。在我看来这种风险也许并不会很大，因为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小组ruangrupa，最近在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顿时，他们调整的策展概念与战略方向仍然是制度上的，而不是思考艺术在这现实中的角色，以及艺术在应激状态下应该有的，区别于政治、经济的反应。艺术双年展不应该像政策一样反应的如此之快，而应该保持一部分坚持，以及它自己的节奏，即便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也许ruangrupa小组保留了那份坚持，但要等到之后才能知晓他们如何处理的艺术）。反过来说，假如这种快速应对的反应是对的呢？因为没有人能给还未被塑成历史的今日现实一个令牌。也只能说明，今天的艺术确实是现实的一个成分而已，那“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律令早已陈旧过时，已不符合今日价值观。我们还需要关心它吗？

那深层次的、相对不变的艺术层面里都有什么？除了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自我探索，媒介和方法的延续，策展人在另一实践层面上也应考虑下这一问题。曾经，艺术脱离过宗教意识，脱离过贵族皇权，赞美过人性，赋予过物以“神权”，乃至“人人都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可以指认“艺术”的自由。如今，艺术似乎又一半被科学技术控制，一半被政治现实影响，还剩下一圈半透明半浑浊的“艺术边缘线”在为艺术而艺术，实现各种艺术方式的融合。剧情必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发生反转，但不是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是个艺术与现实互相捆绑、彼此消耗的时代。

没有余音可绕梁

为了适应社会距离、流动性、贷款、旅行政策，以及可能出现的第N波城市封锁，双年展策展人统统调整了展览模式。一些双年展转换了形式——从线下到线上；从空间的互动体验到线上平台的对话方式；或联合更多的社区与空间；有的直接削减了规模，在新冠病毒的夹击下悄悄地开启，然后等待悄悄地关闭。各国媒体都在关注自己国家的疫情和画廊展览，以及当地博览会的开幕与市场状况，已无暇顾及被病毒“边缘化”的国际双年展，原本不断跳跃着涌入观众眼帘的媒体平台上双年展的图片资料，转变成为被挤压在扁平互联网空间中“单边主义”，如果不去点开并浏览，就基本上是一段被海水淹没的声音，没有余音可以绕梁。

表演曲目和公共项目是这些年双年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眼球的活力分子，以及展览边界扩展的一种有效方式，疫情会让它必须进行修改。当然，也有策展人认为，推迟开幕是个很好的机会整合当前的展览问题，让一些时间在封闭的空间中滑过，并留出些距离来创造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仅是某种紧迫感，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生产。

刹车还是撞车？

一年没有艺术，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水平并不会下降，“人类纪”已然在一条“人性”（来自肉身的基本生存能力）和精神都加速坠落与遗忘的轨道上。推迟也好，转换运营模式也罢，却没有看到一份声明拟定要取消举办双年展的，并将承办资金捐给更需要它的城市医疗系统（或许有）。反而是，大多数的国际艺术双年展在面临威胁时都表现出了一种坚韧不拔，似乎不愿意向COVID-19妥协。

竞争，是另一个双年展不愿放弃举办的原因。争取城市名片、国际名声、艺术地位、地方文化建设、国际旅游资源，或是策展团队的个人愿望。当国际旅行陷入实际的困境，双年展的举办对政府及投资方还那么有吸引力吗？地方预算可能会重新分配，无论你在艺术上的尝试是多么地“高瞻远瞩”。如果由于资金问题而暂停了双年展的举办，直至经济平稳，这种环境在我看来只是对双年展单方面的挑战，对艺术本身的沉淀和积蓄也许是好的。疫情让现实产生了裂缝，艺术终于有了空间和时间只跟艺术家接触了，多么美好的关系及时刻！先忘掉身体上的些许委屈，暂时免于艺术市场和“学术”生态的消费，自由而深度地思考与创作吧。

“唯有理论一旦形成，它才不会再消失。”

没有策展人确切的知道艺术双年展该如何适应“远距离”的疫情时代，边境不能开放，大量的艺术家国际旅行，复杂的资金安排，作品的跨国运输，都是问题。如何获取支持资金，如何回收成本，也是策展人需要考虑的。没有钱，一切的制度都将烟消云散。

许多艺术活动的经费来源或许已经列入政府或主办方的预算文件中，让持续举办双年展成为一种可行的可能。这里还应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即双年展对艺术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危机中，一切原本就在谈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可见，谈论艺术本体的必要性还在吗？艺术的本体在当今到底是什么？2015年，斯蒂格勒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时代的时代”，因为时间已经熔解了，它已不是“过去 - 现在 - 将来”的时间次序，也许现在就是将来。

重返当地

双年展等艺术活动在过去20年中蓬勃发展，但两年一次的日程安排不是双年展越来越本地化的唯一原因。画廊和私人越来越多的赞助越来越浮夸的双年展艺术项目，为本国或本地区的艺术家提供一个更大的展示平台。

如果双年展荣归故里，所谓的“国际性”还是不是双年展的优势所在？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去的双年展有效模式从今往后将不会再有效，我们习惯的那种繁华、多变、引人注目的国际双年展在未来两年也不太可行：预算的限制会让展览的时间长度和艺术项目缩水，展览将按比例缩小；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空间将减少作品的展示；边境的限制会让原本直线上升的参观人数原路线回返。双年展和艺术机构或将开始吸引更多本地的艺术家，以降低成本，应变变化。

复杂而高昂的海关税收也是双年展收紧国际参展艺术家的原因，甚至气候的变化也开始被考虑其中。然而，这些转向并不是说未来所有的双年展都会成为地方性活动。只是，未来几年的双年展或许会更加朴实，规模更小，也将更真诚的面对本地观众，帮助建立起当地的文化基础设施，处理好本地的问题。

举办多次的双年展都已跟自己的城市形成了一种关系，通过它们特定的城市背景、历史特性引起各行各业人的关注，并带来了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加速了艺术与今天生活方式的融合。这些价值观都是双年展普遍拥有的。但随着学术圈各种终结论的扩散，其实双年展也已经终结了，它终结在“双年展工业”来临之前。之后的双年展是被植入了“芯片”的双年展。最新的“数码资本主义的操作方法正好就是对于时间次序——过去 - 现在 - 将来的动态逆转。它将走在时间、思想、欲望前面去终结它们。”【1】 多么可敬、可叹、可怕的数码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关怀”了，如何关怀艺术？如何关怀下一代？也需要重新思考双年展的频率、规模和意义了，刹车，不一定能调整好方向，但快速冲刺很可能会将自己人类本能的激情葬送。

“不只是艺术家的手，艺术本身也是被上帝吻过的，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哪怕它是短暂的，就像鲸鱼的一次呼吸，也是被需要的。”

【1】《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法），贝纳尔·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著；陆兴华，许煜 译；重庆大学出出版社，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