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加布里埃尔在NHK2020年2月播放的五集纪录片《欲望时代的哲学》中出镜.

最近，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本题为《极权主义的克服》（全体主義の克服，2020）的小册子，收录了近年来以《世界为何不存在》（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2013）和《新存在主义》（Neo-Existentialism, 2018）等著作为人熟知的“哲学明星”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岛隆博（Nakajima Takahiro）的对话。对于想要了解这位年轻的德国哲学家的治学经历和思想原点的读者而言，这本小书提供了堪称“独家新闻”式的信息——在其中，加布里埃尔不仅透露了自己未遭批准的博士论文选题“谢林与阿多诺”，而且讲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王弼对于《道德经》的阐释为自己的谢林研究带来的启发；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加布里埃尔已出版的诸多著作中所展现的那个德国观念论研究专家、尤其是谢林研究专家的形象。

不过，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为了挖掘加布里埃尔个人生活轶事的书籍。尽管对话的主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整体而言，所有讨论都围绕着标题所示的“极权主义的克服”展开。何谓“极权主义”？如何克服？用另一位对话者中岛隆博在“后记”中的话来说，这里的“极权主义”（日语译作“全体主义”）指的是“试图将一切都包含在作为‘一’的全体之中的种种概念（世界、存在、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第248页）。换言之，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但凡是想要以总体性的规定作用将一切事物的意义和秩序进行安排的概念或理论，其中都包含着这里所谓“极权主义”的暴力和压抑。通过从包括民主政治、否定神学、儒家之礼等各个议题来考察和批判“极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和制度模式，两位对话者最终试图“展示向偶然和他者敞开的更为广阔的地平线”（第248页）。因此，简单来说，与“极权主义”形成对峙的，就是“偶然性”。

根据加布里埃尔的说法，“极权主义”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再以二十世纪时那样，以特定的政治形式出现；毋宁说，恰恰是在“极权主义式‘国家’并不存在”的当下，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在社会层面上，瓦解“公共”与“私人”边界的“极权主义”式的制度性安排正在不断发生。用他的话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极权主义的核心是电子化。我们的技术是‘超帝国’的，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和操纵技术的软件企业群正在形成极权主义式的超帝国”（第35页）。熟悉现代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加布里埃尔的这一论断延申了内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在二十年多前的著作《帝国》中对于全球化时代拥有普遍治理手段的政治体单位“帝国”的论述；但不同的是，加布里埃尔更强调，这种去国家、甚至去政治化的“极权主义”，也许正在以既往资本主义形态所不具备的、变本加厉的方式将我们的日常变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在他看来，无时无刻不在收集用户数据并加以利用的互联网公司，正通过我们每天在网上的活动将我们变成“网络难民”。

亚历山德拉·多曼诺维克，《梦》，2014，综合材料.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展览现场.

例如，亚马逊等购物网站会根据用户的购物数据和搜索数据为个体“量身定制”地推送推荐商品——在这一过程中，不妨说消费者被置于一种“安全的差异”之中，仿佛市场本身以面对面的方式为个体生产着TA的欲望：只要你买下这个商品，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加布里埃尔以飞机上的“经济舱”和“商务舱”为例，说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在“为‘差异’本身埋单”（第186页）：为什么经济舱的乘客必须经过商务舱的座席？这是为了直观地展现“差异”，给经济舱的乘客一种暗示：如果你乘坐了商务舱，你会得到更宽敞的空间、更大的座椅、更好的服务。在原理层面上，当代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全局式和细微化管控，使得资本主义的投资回路变得稳固可靠，并使得“差异”本身成为可控制的因素。中岛隆博很好地概括了“差异”对于资本运作的重要性：“投资指的是投入资本并进行回收，而投资所需的可能性前提是，设定线性的时间，将未来理解为现在的变体。不过，为什么可以凭靠投资产生新的财富呢？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此处’和‘彼处’之间、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第185页）。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本运作的哲学前提之一，便是通过将“当下”时间永恒化、通过将“当下”和“未来”的关系稳定为线性前进的均质关系，排除其中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哪怕归根结底，资本的“投入”和“回报”从来都是充满偶然性的回路。

因此，加布里埃尔对于谢林的考察，就具有了与当下相关的意义。他在解释王弼与谢林的相似性时说道：

王弼的《老子》阐释和谢林的洞察非常相似。（中略）什么是“无底”？它指的是“现实=实在不是统一性法则支配下的存在者（物）的体系”。（中略）中国哲学那里有“万物”的观念，而我认为，万物从中产生的“底”（Grund）本身不是“物”。这种“无物”在我的阐释中就是“无”，它是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背景。（第147页）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切事物的背景的“无”，尽管本身并不是“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二元论的规定，即“无”与“物”的对立；相反，这种“无”或“无底”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偶然性思考：

无法设想事实背后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无底”的意思。于是，在这里，后期谢林的巧思就呈现出来了。如果没有为“原事实”提供根据的理由，那么这就是说，也没有“原事实不存在”的理由。人们往往认为，偶然性指的是没有什么能说明某物存在着。但是，谢林说的是，同样没有什么能排除偶然性的存在。换言之，没有什么能排除“原事实”的存在，事实突然发生。（第160页）

因此，无论怎么穷尽一个给定事态下的事实，都无法从中得出新事态发生的理由乃至必然性；类似地，无论怎么稳固和强化“当下”，都无法从中描画出“未来”——偶然性不仅向未来敞开，偶然性来自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加布里埃尔说道：“‘原事实’得以维系在事物之中。不同于宇宙的开端和时间的开端，事物是在一连串的事件的中途发生的”（第161-62页）。不过，正如中岛隆博提醒的那样，这种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描述同时也有着容易变成“现状肯定”的危险；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不在现状肯定的意义上运用偶然性，而是维持激进的偶然性，并找到向现状批判敞开的回路”（第162页）。换一种说法：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因网络技术的发达而被精密布置和治理的当下，如何将既有的事态还原为“可能性”的维度，并以此为出发点设想不同的未来？我相信，无论是对于两位对话者而言，还是对于读者而言，这都不仅是哲学的当代使命，更是关乎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问题。

文／ 王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