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屏幕艺术,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737   最后更新:2020/07/14 11:25:40 by 橡皮擦
[楼主] 点蚊香 2020-07-14 11:25:40

来源:实验主义者


作者:Erika Balsom

译者:李博

编辑:宇慧

Claire Fontaine: P.I.G.S., 2011, 火柴棍,石膏墙,隐藏的走廊,视频投影,尺寸可变,由MUSAC当代艺术博物馆和CASTILLA YLEÓN提供 图片NACHOLÓPEZ

在这个与社会隔绝的春天,阅读哈尔·福斯特的《闹剧之后是什么?混乱时期的艺术与批评》就像是一场穿越了一个转瞬成为历史的时期的旋风般的旅行,比它的作者所预料的速度快得更多。在Verso Books的基础之上,本书汇集了15年来撰写的18篇短文——其中多最初发表在《伦敦书评》上——从9.11事件开始,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后真相和后羞耻政治的崛起。1994年的一篇关于新先锋派的文章中,福斯特批判了马克思的说法——即历史事件会发生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闹剧——认为这是一种将“当代定义为后历史”的愤世嫉俗的方式。但在2020年,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描绘了一个原型似乎是儿童怪物乌布神父”的总统,而且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他整本书的前提,书中问道:“如果悲剧之后是闹剧,那么闹剧之后是什么?福斯特称这是一个“崩溃的时代”,同时强调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和间隙性:这是一个崩溃的时代,但它有通过释放能量产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弱。正如他指出的那样,debacle一词来自语单词 débâcler,指河中冰块的碎裂。

VERSO BOOKS提供

该书由三个部分组成:恐怖与侵犯财阀统治与展示以及媒体与虚构这本书涉及了从布什时代的媚俗到巨型博物馆的建筑,以及像 Paul Chan 和 Claire Fontaine 这样热衷政治的艺术家的作品。在他们中间,一个问题一遍又一遍的回响着,是一个在瘟疫肆虐的今天仍毫不失锐度的问题:“如何应对?” 福斯特追踪了艺术家们如何回应政治形势,同时也询问了艺术批评应该如何回应艺术作品,并越过它们回应更广泛的时代。早2011-12MoMA PS1展览“ 911时,福斯特就断言当今流行的艺术观看方式是情感化的。如果康德继续那个古老的问题:这个作品美吗? 杜尚提出那个前卫的问题:这些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我们的首要标准似乎是‘这个形象或物体能打动我吗?’”。在许多当代艺术出版物中,越来越多的关于艺术的沉思中,可以找到福斯特论点的充分证据。在我们的时代,个人感情被当作真理和真实性的基础。福斯特没有公开抨击这种倾向,尽管他感伤地将其描述为“我们”的首要标准,但是毫无疑问,这与他的观点相去甚远。

闹剧之后是什么更关注的是左翼文化政治在没有面纱可揭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的问题。杰夫·昆斯是“真诚还是讽刺,或者两者兼得”的问题不再重要。福斯特属于另一种范式,这种范式的崛起先于情感作为艺术的最终仲裁者,它致力于根据艺术史和批判理论所提出的概念和辩论来评价作品。他最青睐的艺术家往往会根据当代的需要重新制定现代主义策略。例如,在详细阅读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 Marshall) 2018年的《无题(底色)》一书时,他展示了马歇尔如何复兴元绘画将其与黑人美学和博物馆的殖民历史联系起来。福斯特称赞这位“ 1968年老手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在布莱希特的电影与装置中坚持“鲜明的对立”,直面在自动化和算法控制时代眼睛与机器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Hito Steyerl:流动公司2014,视频,30分钟15秒,纽约安德鲁·克雷普斯画廊(ANDREW KREPS GALLERY)和柏林的以斯帖·谢珀尔(ESTHER SCHIPPER)提供

今天,比法罗基的方法更普遍的是一种被称为模仿恶化的策略,即临界距离让位于令人窒息的接近。艺术家们故意夸大了当代存在的某些特征,选择把不好的东西弄得更糟大概是为了说明事情到底有多可怕——就好像我们还不知道一样。在2015年出版的《不美的现在:艺术、批评、突发性》一书中,福斯特对这种方法表示了认可。通过考察希托·斯蒂弗(Hito Steyerl)的运动图像装置作品,他描绘了这位艺术家最喜欢的主题(“垃圾图像”、“严肃游戏”)和标志性的修辞动作,他对后者感到矛盾,并写道:她的座右铭是我不想解决这个矛盾,想加剧它的做法不是去揭开意识形态信仰的神秘面纱,而是要加剧公司协议,理想情况下达到爆炸式转变的程度。但是灾难真的会来吗?福斯特的结论是,认为斯蒂尔对末世的刺激有着近乎愤世嫉俗的依恋,质疑到:“为什么我们被右翼的地狱政客包围时,左翼批评者却在使用这种末日般的口吻?”今天的许多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疑问。

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DMSP 5B / F4,来自金字塔湖印第安人保留区(军事气象卫星; 1973-0054A),2009C-Print37 1/2 x 30英寸,©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由纽约的METRO PICTURES和旧金山的ALTMAN SIEGEL提供

虽然斯蒂弗受到了批评,但她也属于本书第三部分媒体与虚构中所倡导的倾向斯蒂弗、特雷弗·帕格伦和法证建筑学的埃亚尔·韦兹曼首先被提到,他们“指出了agnotology 科学的必要性,或者是关于我们不知道会怎样,或者更好的是,我们被阻止知道会怎样”,人们称他们为法罗基的孩子。《真实小说》于2017年首次在《艺术论坛》上发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最丰富的文章中,它们与重新构建真实的努力紧密相关,通过“用技巧将纪录片模式恢复为一种有效的批评体系”,如果艺术想把自己从个人感受的领域中挣脱出来,避免仅仅成为富豪阶层拥有的一件奢侈的小玩意,那么它可以通过在世界现实领域中采取认识论的策略来做到这一点。

福斯特从来没有完全阐述过这种媒体 agnotology 的利害关系,也没有讨论过他在本文中提到的实践中发现的与技巧的分歧关系。他没有解释技巧的使用如何与替代事实问题相关。这样做将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采用《闹剧之后是什么》的格式。这个标题很贴切,不仅是因为它引发了左派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在混乱中想象未来,还因为它反映了本书文本的疑问,其中许多问题福斯特没有尝试回答。在悬空的结论中,他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然后迅速离开。在简短的批评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姿态,是在缺乏空间或意愿去彻底面对重大问题时发出的信号。《模特世界》(Model Worlds)2018年福斯特为一本关于莎拉 ·(Sarah Sze)的图录撰写的一篇文章,结尾是一系列问题,最后写道“她的艺术如此强烈地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她最大的成就,那么评论也该如此吗?”能提出正确的问题就足够了吗?这是一个开始,尤其是从一个对福斯特技巧和地位的批评,更多的答案可能有助于河流上冰块的消除

文章来源: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aia-reviews/hal-foster-book-what-comes-after-farce-120268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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