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约艾勒·扎斯克

后疫情时代，

我们真的要陷入数字世界吗？

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去算计远程沟通方式到底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真实的帮助，而是要提出：将一项社会工程建立在以网络为中介的虚拟关系之上，这是在摧毁社会。如同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鸟》（前414年）中所嘲笑的空中城邦一样，我们在“云端”所建造的这个城市是反社会的（anti-sociét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face-à-face）的关系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的，它的重要作用在于让人际关系被恰当对待。我们必须将它找回来。

远程工作，视频会议，虚拟餐前酒，共享屏幕，远距离头脑风暴，网络视频研讨会，远程在线（téléprésence）…… 这些都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自2019年12月以来，位于加州的公司Zoom的注册用户数量增长了3000%。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TIC）实现的远距离交流在特殊状况下确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是，这种远程交流会成为常态吗？数字巨头、大学校长和企业老板向我们保证，这些方式有着巨大的优点，而且他们似乎也越来越迷恋于此了。继推特、谷歌，以及法国的PSA、 Blackmarket、Alan等公司之后，脸书（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宣布，他的员工中有一半可以从此在家工作五到十年。在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的名义下，全民的优先事项就此被表述为：“无需再等待，对于数字化的紧迫需求已宣告来临——‘（疫情）之后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包含了数字技术的世界。”

一个技术化的地球。图片来源：ANU

然而，在渡过了最初对于虚拟技术强大能力的赞叹阶段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远程工作、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甚至远程审判都是可能的），人们紧接着就意识到这种模式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厌恶这一方式的人认为：他们的自由时间被削减，交流成为劳动，“真正的”人际交往却是缺位的…… 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俨然已成为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所遗留的化石。

自1890年代创立起来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大部分奠基者们都认为，“正常的”社会关系将被破坏，他们使用了诸如“直接关系”、“原始社群”、“共同体”、“地方社会联盟”等语汇，来描述一种与传统的“大社会”（Grande Société）相反的状态。比如，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就曾经指出，面对面的关系是社会形成所必不可少的基石，没有这块基石，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不能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而不过是一个集合体（agrégat）。

同样，依照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判断，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个体甲与个体乙如何产生了联系，而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让一个人类社会组织不同于一个羊群或者一组电子。答案是：面对面的交流。少了这种交流，我们当然可以成群、成众，可以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集体，可以形成网络，但我们不会拥有那个人类“专属”意义上的社会。亚里士多德早已写过，“真正的”社会得以实现，离不开我们如今称之为社交（sociabilité）或者交际（convivialité）的友谊形式。

回到“面对面”的真实

齐美尔在这方面的思考无与伦比：他通过跳舞和交谈来研究面对面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社会现象里最为“纯粹”的形式。“可以说，社交性（sociabilité）创造了一个社会学层面的理想世界：借助社交，特定个体的愉悦必然建立在其他个体同样感到舒适的基础上。”因为这类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原因很简单，就是建立联系并在需要的时间段内维持这种联系。这些关系在寻求平等的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了平等，仅仅因为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之下体会到了快乐。这种人类结盟的初级形式绝对是无处不在的，人们无需遵守任何限制，无需听从任何指令，没有任何目的，也不是出于任何需要，这是一种“互惠关系，总是在个体之间自由移动。”

英国人类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关于语言“应酬”（phatique）功能的著名分析对我们大有启发，他也是如此看待面对面关系的。人类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多样的社会，不是由于所谓的“群居本能”，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需求，而是“聚集在一起、以他人的陪伴为乐的天性”。有人为伴，是一种“基本天性，它使得仅仅是其他人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对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聚集”是人类社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图片来源：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有人可能觉得这些看法都有点过时了，但是它们道出了人类相互关系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既显而易见，又相当神秘莫测。所谓的“面”或“脸”（face），它既不是指人，也不是指主体性，而是一个人想要呈现或展示给其他人的个人特征，比如“挽回面子”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面容”是一个人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他人的期待而在社会中塑造出的人性主体。“面”这个字眼并不重在表达个体的社会角色，而是一个社会化的个体所独具的唯一个性。它既非全然个体的，也非全然社会的，它来自这样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个体自童年时期所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取决于他如何个性化地使用他所能自由调用的公共社交形式，而不是有人从外部向他灌输这样或那样的规范，也不是只要让一个人安静独处，他就能自动发展出各种才能。

而且，面对面意味着物理形态的人脸（而不是后背或肩膀，像我们置身于人群中时）的同时在场，这在建立和维持关系方面有太多的优势，无法一一列举。远程的餐前酒会跟“血肉之躯”共聚共饮有什么区别？远程医疗咨询跟当面问诊有什么区别？在一间真的教室跟真的老师和同学上一堂真的课跟一堂慕课（MOOC）之间有什么区别？图像无孔不入的侵占让我们无法察觉，当现实的真实被简化为一个光学物，而我们只能做它的观众，会产生哪些后果。哪怕是一张照片，它的颗粒、尺寸、纸张的质感、展示的语境、背后的故事等等，是不能被化约为一个“图像”的。而且，面对面之中有化学反应、潜意识、复杂的肢体语言、情绪、直觉，以及影响人们互动进程的微状况（micro-événements）的发生，我们可以对面部表情即时解码，因而可以在交流中灵活调整，十分小心地避免引起任何不适而导致交流终止。

我在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中看到两个巨大的优势，很适宜用政治文化的术语来表述：首先，交流伙伴积极地留意着彼此的互动，各自成为对方关照的对象，尽可能地避免如社会学家埃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代表著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编者注）曾细致分析过的尴尬、失误或者挫败的出现。面对面的关系产生平等与互惠。只有在他者之脸的在场中，才能呈现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中的“面”。其次，自然形成的社会联盟只能基于参与者站在各自角度进行的平等对待，而不是基于一种身份设定——不管是关于种族、性别、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人种特质，还是其他。面对面的关系实际上是排除身份识别的。只有在一个复数的社交世界中，面孔的多样性才能被呈现出来。

COVID-19流行以来，“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图片来源：COVID-19 Hub

这种互动关系本身虽然令人难以捉摸，却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寻找并发现着这种关系。至少，我们愿意展开这样的互动。它穿插在所有交流活动之中，甚至在最为功利的交流中也存在着。事实上，与那些纯粹而不带任何功利性的、或者仅仅在一些特定交流形式中出现的互动关系相比，绝大多数的交流互动都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并且总是对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有所期待。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语言使人产生联系（应酬）的功能是与动作和情感相伴的，（一种肉身之间的沟通），而语言的信息功能不可与此割裂开来：只有以具身化的话语（parole）为中介，建立起“相会、聚集、联系”等诸多功能的“配合一致”（communion），信息才能够“流通”。

没有共同的在场，人在社会互动中就很难“投入”（高夫曼）。同理，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 1944-）也明确指出过人际交流中触觉功能的重要性。在谈话当中，对话者会不自觉地将信息的交换和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相互“碰触”的意愿联系在一起。

远程工作并不适合所有人

一边是闲聊、胡扯和咖啡馆的交谈——所有人们“不为了说什么”而互相交谈的场合；另一边是所谓的理**流，观点的唇*舌剑，公共和科学的争论。而将这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错误的。然而，所有从数字化交流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却都是用来佐证“应酬的消失”有利于信息顺畅地“传递”。而事实上，没有了一定程度的闲聊和实体接触，那些最被精准掌握、最功利主义的交流反而会失去其效用，甚至变得让人无法理解。

由于COVID-19的流行，与同事、朋友进行线下聚集变得困难重重，不得不采用线上方式进行交流。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会真实地聚集在一些具体的地点，是因为在走廊里或饭桌上面对面时所发生的事，跟那些十分形式化的交流程序，以及通过文章、视频会议和报告进行的远程沟通相比，其重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一开始，当经理们对能够有效节约成本的远程工作着迷不已之时，已经有人开始怀疑，离开了传说中的桌式足球、嗑瓜子的酒吧和啤酒之夜，那些高科技公司将变成什么样？无接触问诊在应对医疗资源紧缺、节约运营成本，以及病人间交换信息方面的优点广受肯定，但这真的是医疗的未来吗？器官触诊、医疗隐私、眼神接触、听诊以及令人安心的信任关系，对于一个长期处于焦虑之中的病人来说是如此必不可少。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我们会问，在以他的名义所起的誓言中，还要哪些意义未曾改变），其全部哲学的核心，就在于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紧密合作而达成的健康状态，这完全不能通过屏幕来实现。

然而，在经过各种调查和大数据的统计之后，一个利好的消息是：虽然人们对信息与通讯技术的交流普遍充满热情，然而越来越多的求救信号却开始扰乱所谓的初步共识——在（疫情）隔离阶段，这种共识的达成只是“无奈”之选。不，“远程工作并不适合所有人”：两个月后，远程工作者们表达了他们的消耗感、无效率、紧张、压力、筋疲力尽。来自管理层的负面行为和骚扰举动在激增，在屏幕后面，主管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但他（她）对自己员工的信任感却在日益损耗，因为人与人之间得以相互慰籍和鼓励的东西消失了，而这些东西只能靠面对面的交流得以实现。

随着技术发展和现实需要，基于云端的交流形式愈加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图片来源：smallbizclub

这样的情形不该持续下去。远程工作的“社会心理风险”形成了一个有待深入的研究领域。如果说远程教学确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那么它同样制造了众多受害者。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无法上网，职业中学里无法上网的学生比例高达60%。老师们疲惫不堪却常常徒劳无功，数字化课堂与共同坐在一间教室上课的情境之间的那段距离是无法跨越的。校长们主张在六月重新开放校园——尽管只能开放很短的时间，因为学生们需要社交，需要 “重新见到老师和同学”的快乐，需要在夏天各奔东西之前再见面并互道再见，校园“共同体”的成员们需要一个实体的环境共聚一堂。

法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曾经指出，若要统治不遇抵抗，只要当权者取缔一切人们可以展开讨论的地场所并建立“普遍沉默”（le mutisme universel）的制度即可。他总结道：“在此一假设下，普选本身将不再具有任何破坏力…… （因为）咖啡馆、沙龙、商店，任何我们能聊上两句的地方，才是真正生产权力的场所。”

虽然塔尔德是最早思考全球**流的学者之一，他还是更愿意信任面对面的交谈，而不是人们同时读日报。因为如果交谈缺席了，每天巧妙地给新闻换个花样就能够吸引眼球：这样的新闻由于不被评论和分享，也就无法参与真正的公共意见产生的过程。在塔尔德看来，后者正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真正意义。除了控制媒体，更要控制集会和论自由；悖论的是，无论大小闲谈，法西斯系统都比我们其他人看得更重，而我们这些人，稍不留意，便随时可能将自己的谈话献于信息交流技术的祭坛之上。

面对面是一种普遍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了面对面的交流，位置便不再是通过选择和协商得来的，而是通过单边途径分配和指定的。在一些队伍、人群和大众之中——它们既是威权统治的部署本身，也是与这种统治应运而生的组织结构带来的结果，面对面的交流不会发生。一些意识到其中利害的官员已经证明，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个体的参与跟合作正在减少。

那些代表“重大”利益的权势个体对此也都十分清楚。他们从不远程做决定。为了谈判合同、缔结同盟、签订合约、完成业务合并、有效施压，有关人士不停奔走，有时候要去很远的地方并亲自坐到一张桌子前，而且在这张桌子上进行的第一个项目是享用一顿佳肴。

对虚拟交流的辩护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那里是无效的，像比尔·盖茨，为了防止孩子们过度使用屏幕，他会限制他们的使用时间。而这种辩护实际上是准备给那些老老少少的普罗大众们的，他们是普通学生，是整日为收入奔走的工薪族，是数不清的病人、越来越多的申诉者，以及变得多余和无用的男男女女，就像你和我一样的人。就算他们采取坚决或创造性的行动，也无抵他们作为驯良而孤立的消费者的处境。远程的“云端”交流不动声色地从我们身上抽掉的，是有他人相伴左右的简单快乐，而这正是其他一切得以展开的前提。如同一剂**，虚拟交流让我们的思想堕入了迷雾。

（翻译／宫林林）

*本文的法文标题为：La communication virtuelle : le nouvel opium du peuple ? （《虚拟交流，人民的新型**？》）原文首发于AOC，2020年6月16日：https://aoc.media/opinion/2020/06/15/la-communication-virtuelle-le-nouvel-opium-du-peuple/。中文版本经过了重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