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CAT深圳馆

“1342℃——刘建华作品”第三场公共项目，由汪民安教授主讲的《新物质主义的联合及其不满》于2020年6月6日晚八时在腾讯会议举办线上讲座。此文根据汪民安老师的讲座录音进行的整理。

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是最近十多年在美国和欧洲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理论潮流，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都把兴趣和重心转向“物”的讨论。这个潮流的崛起和“后人类转向”的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这些物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从海德格尔到福柯到德里达都在讲“人之死”，都开始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哲学和理论都有非常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到了最近这二十年的时间，后人类转向或者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开始落实到各个具体的环节和对象上：比如动物研究、怪物研究、鬼魂（幽灵）研究，等等，当然，今天更流行的是自然的研究，机器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都是摆脱了“人”的视角，不再将人作为研究中心。或者说，研究人，但是都以“非人”的角度来展开的。

关于物的研究，就是这个“非人”研究的大趋势中的一种。最近十几年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物”的研究非常之多，流派也极其繁杂，出发点，研究方法，理论视角也迥异，很难说有共同的特征，人们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新物质主义”。今天我主要讲三种对于“物”不同的认知。实际上，这三种物的理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康德的哲学而引发的。康德有一个所谓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对客体（物）的认识，是人的主动认知投射而形成的。康德说：“关于物先天认识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放进这个物里面去的东西。”意思是，我们对物的认知只是我们直观能力的投射，认知力量来自认识主体本身，而不是遵照“物”的内在的知识。“物”是主体的认知产物，由主体派生和投射。从康德开始，物被夺取了自主权，成为主体的被动的对象。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居于支配和宰制地位。但是，在二十世纪，有几种理论对于康德这样的主体支配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一、广义上的“物”的泛灵论

第一种是关于拜物教理论的流派，这种流派也可以称为广义上的“物”的泛灵论或者是新的物的泛灵论”。

泛灵论的历史悠久。但是，我简单地说说二十世纪的新的泛灵论。最初是莫斯的“礼物论”，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礼物”是组织古式社会非常核心的组织纽带，政治、经济、规则、情感、习俗、传统，通过“礼物”这个总的统合工具连接在一起。正是通过礼物交换，人和人之间、部落之间、氏族之间会形成一种亲密关系，团结在一起。以礼物形成一个纽带，把原来封闭、分立、个别单位进行整合。在这里，物有灵力，物是社会组织的纽带。

再有是马克思的“商品”理论，马克思强调“商品”，商品在市场上到处流通、运转，让整个社会勾连在一起。现代社会是商品而不是礼物组织在一起的。但马克思又认为物和物之间、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掩盖了背后的劳动关系/劳动社会性质。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物体现出来的，通过物和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物”对人而言是绝对的控制者，它是神一般的掌控者，物对人有一种魔力，以至于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拜物教”。

最后是本雅明的“物”的光晕理论。除了艺术作品的光晕，本雅明还强调物的光晕。他认为光晕是一种奇特的时空交织，独特的存在，光晕具有身体无法穿透的距离。“物”正是因为它的光晕对人产生一种回眸感，我们去观看物的时候，物反过来会感觉到它也在看你。因此，人会对这样的物和艺术作品会产生“膜拜”这样一个心理。

莫斯的礼物的灵力，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本雅明的物的膜拜，都将物置放在人之上，都让物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都是让人臣服于物——这是对康德的人主宰物的反驳。

二、“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种理论流派是讲“物”和“人”的互动关系，物既不臣服于人（康德），人也不臣服于物（泛灵论）。而是物和人产生一种互动关系。

这个理论首先来自海德格尔，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的文章《物》(Das Ding)中，他以“壶”举例，“壶”是有容纳作用的“虚空”，能让天地人神共处于一体，相互开放、相互依偎，聚集在一起。壶的本质是聚集，海德格尔称之为“物”，物的本质就是聚集。海德格尔认为“物”是让天地人神融入一个总体之中，安然的，亲切的，毫无隔膜的居留。天地人神的游戏就是“物”的运动，“物”无论如何都不是人类探究的知识对象。海德格尔认为“物”让整个宇宙产生一个大的和谐的聚集和游戏。物消除了一切充满张力和冲突的二元对立。

后来的人类学家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本书中，他开始特别强调主客体之间互动关系，试图让主体和客体达成一个创造性的平衡，他借用了法国哲学家塞尔一个“准客体概念”（Quasi-object），即，社会主体给客体建构知识的同时，客体也有强烈的自主性，可以抵制社会的建构；反过来绝对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对社会、对主体产生影响。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准客体”。正是借着准客体的这个中间概念，客体和主体相互建构、相互作用。拉图尔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各种各样的主体、客体形成巨大的网络，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在其中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网络中，没有中心，没有绝对的宰制者，网络最后形成的效应和事实都取决于网络当中无数的主体、无数的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体，也非单纯的客体——决定了一切。

唐娜·哈拉维和拉图尔的理论十分相似，对于她来说任何二元对立都应该打破。早在《赛博宣言》中她就强调打破所谓的人和物的二元关系，赛博格可以说是人和物的一个重新的生命组装。在新书《与烦恼共生》中，她回应了当下的生态危机——人类纪，并且创作了一个新词——“克苏鲁纪”，她提出克苏鲁纪的概念来试图走出人类纪的困惑和危机。对她来说，地球上所有的非人的物种，都应该是有相同权利的“地球人”。在这个意义上她再次反思“人”的概念，彻底消解“人”的中心性或者是抹掉人的固有意义。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应该建立亲戚关系。

三、思辨实在论

思辨实在论的理论流派的重点在于，想象一种完全可以摆脱人的“物”，一种绝对之“物”。以法国哲学家梅亚苏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重新用另一个角度思考“物”：一种没有人的“物”，没有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绝对的一个“物”的世界。对梅亚苏来说，康德及之后的哲学都是一种“关系主义”哲学，即，他们总是强度人和物总是存在者某种关联性，无论这种关联是人对物的宰制，还是人和物的互动等等。梅亚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反关系主义哲学的论证——“原化石”，原化石是生命还没有出现之前的远古物质，今天的经验和科学能够证明存在着一些先于生命、意识、思维、人的世界。这些科学证明“物”可能早于地球上的任何生命形式，关于“物”的知识，它并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梅亚苏称这一种物是“绝对之物”，完全可以摆脱和人的关联性。

另外一位美国的哲学家哈曼，特别强调“物”和“物”的互动性，“物”和“物”的关系，类似物联网之间的关系。在著作《游击形而上学》中，他大量讨论物和物之间的引诱关系，每个物对他物有一种引诱的潜能。他用引诱关系来反驳因果关系。哈曼认为物的本质永远不会从任何关系方面或者是互动方面完全的表现出来，也就是多关系性，引诱是多关系性的，是全方位的。

四、总结

无论是物对人的控制关系（泛灵论和拜物教），还是人和物的互为能动性的互动和聚集关系（海德格尔，拉图尔和哈拉维），还是完全摆脱人的物的自主性或者物和物的关系（思辨实在论），都是对康德哲学的偏离和批评。或许，新物质主义之所以为“新”的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别强调物的能动性（agency）。除了提到的这几种理论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南美亚马逊地区为田野的人类学家们提出的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以法国的Descola为代表），以及媒介物质主义（以德国的基特勒为代表）。他们都特别强调自然和物质的主动性。当然，还有非常广泛的关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讨论，比如关于物的社会历史生命的讨论，人工物品的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罗兰巴特和博德里亚的有关物的符号学和物体系的讨论，布尔迪厄的消费物品的讨论等等。这类物的研究，主要是将物放置在一个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讨论从而揭穿人造物的历史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