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张屯屯
我难以接受艺术无法对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任何贡献的事实。
艺术家夏洛特·波塞嫩斯克(Charlotte Posenenske),1930年出生于德国西部城市威斯巴登,她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充满创伤的童年。在她9岁那一年,她的犹太人父亲因为时刻遭受着可能被政府抓捕和驱逐的恐惧而服毒自杀。11岁时她被告知禁止进入高中学习。
当地一个充满同情心的警官藏匿了她的档案,她才从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中幸免。但是自此之后她只能过着四处躲避搜查的生活。起初她躲在家乡的一间地下洗衣房中,后来又逃到了附近乡下的农场。
德国战败后,夏洛特于1951到1952年间,在斯图加特艺术与设计学院跟随抽象画家维利·鲍迈斯特(Willi Baumeister )学习艺术。此后的三年她一边从事舞台设计的工作,一边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
Striped Picture, plakapaint on paper, 26.6 x 20.9 cm, 1965,
Zeichnung [Drawing],coloured pencil on paper, 15.6 x 11.7 cm, 1964,
Palette-knife work, Acrylic on paper, 36 × 48 cm, 1963
在关注线条、阴影、颜色等形式问题的当代绘画之路上探索了十年后,夏洛特对社会政治的想法逐渐在她的艺术中体现出来。上个世纪60年代的西德,纳粹政党遗留势力在政治上的抬头令她失望,催化并且坚定了她认为艺术存在限制的想法。
从1965年开始,夏洛特创作了后来被她认为更加成熟的作品:以大写字母命名的“系列”作品。首先是《系列A》(Series A)、《系列B》(Series B)和《系列C》(Series C),也被叫作浮雕系列,它们使用被折叠或者未折叠的金属板制成,这些金属板通常会被喷涂上单一的、工业标准的黑、蓝、红、黄、绿等颜色。
Series B Relief, Aluminium, convexly angled with a short and long side, sprayed standard RAL matte red, 100 × 50 × 14 cm, 1967 - 2011
Series C Relief, Aluminium, 1967
1967年她创作了风格更加鲜明的“方形管”《系列D》(Series D),该系列是一组由6个不同形态的镀锌金属方形管组成的作品,它们的外形就像我们平时会见到的空调通风管道。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夏洛特的“系列”概念。艺术家一般会创作版本有限的作品,而夏洛特的“系列”则没有版本限制,理论上可以有无限的版数,能够进行大批量生产,以此来反对艺术成为资本剥削的手段。
更加激进的是,她将这些系列作品以成本价出售。也就是说作品最终的价格只包括材料、生产(尽管方形管系列看上去像是现成品,但是实际上是由夏洛特参与制作而成)、运输以及其它费用,而没有“艺术”的附加值,鲜明地表现出了夏洛特对艺术市场的反击。
Charlotte Posenenske at Galerie h, Hanover, 1967
对她来说,民主的艺术应当是开放的。她相信艺术是要容易接近的、可参与的并且是公众的。
《系列D》的6个部件像是积木一样,可以自由排列组合、摆放。它们组合、展览方式可以完全交给夏洛特所谓的“消费者”(她不使用 “观众”或是“观者”的称谓),她自己完全不会作为艺术家进行干预。
展览中不同形态的的《系列D》
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参与,降低搬运以及组装部件的难度,她对《系列D》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创作了《系列DW》——在《系列D》的外形基础上将作品材料由镀锌金属板换成了更加轻便、廉价的瓦楞纸板。
Series DW Vierkantrohre, 8 elements, corrugated cardboard, white plastic screws, 80 × 250 × 60 cm, 1967 - 2016
Series DW Vierkantrohre
Vierkantrohre (Square Tubes), Series DW at Central Market, Frankfurt am Main,1967
《系列D》之后夏洛特制作了同样鼓励观众参与的半建筑解构——“旋转的树叶”《系列E》(Series E),一个由铝或者三合板制成的可以转动开合的装置。
在高效创作的同时,夏洛特却越来越难以调和自身艺术实践与社会问题理念上的矛盾。
她的结论是“政治艺术”这个概念本身是无效的,因为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艺术本身自有的多重价值标准导致它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干预工具。
1968年37岁的夏洛特在瑞士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她充满遗憾的宣言:
1969年初,她正式宣布停止艺术创作,退出了艺术领域,将剩余没有售出的作品扔进阁楼。她不再去看任何艺术展,也不再展出她自己的作品。
从艺术界抽身后,她重新接受社会学的训练,并成为了在工业流水线生产领域,雇用以及生产活动问题的社会学专家。
1979年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波恩共同发表了论文,就当时工厂对工人进行所谓的“客观”标准评估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波恩说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工人的一生是如何被夺走并最终成为机器的附属品。”
夏洛特持续着社会学家的工作一直到她1985年因癌症离世。在去世前,她回顾了她的作品,将她自己在60年代创作的那些作品称之为“原型”,授权她的丈夫在今后可以使用新的材料继续生产,依旧以成本价出售。
在她去世后的20多年间,夏洛特17年的艺术轨迹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直到2007年她的作品出现在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之后,她才又受到国际艺术世界的广泛关注。
Rectangular tubes series DW, reconstruction, corrugated cardboard, Documenta 12, Kassel 2007
夏洛特的艺术实践打破了艺术作品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通过强调参与超越了战后消费主义产生的个人自满,充满着民主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正因为它高度理想,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现实世界反击。有人指出她之所以可以低价销售作品,是因为她从家族继承了财富,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社会主张。
她反抗的艺术市场机制繁荣至今,她的无限版本与低价设置并不影响她的作品出现在大型艺术博览会现场以及商业画廊中。至于它们的价格,显然也并不会是定制一条空调通风管的行情,甚至没有一点点接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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