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招隱Echo  周琰

在前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的快节奏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也变得稀疏缓慢。应‘招隱’的稿约，周琰开始与一些友人通信，并给这些书信起了一个名字：“空华鸿音”（Letters That Flutter in the Śūnyatā Illusions）。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刊发这些平静优美的信件。

克莱夫·霍尔顿（Clive Holden），1959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岛，现居多伦多。他是一位电影制作人、新媒体艺术家和诗人。他的妻子艾丽莎·约克（Alissa York）是著名的作家和小说家。霍尔顿参加过许多摄影节、双年展和艺术展览。本世纪初，他的14个电影短片组成的 “诗电影” 《温尼伯的火车》（Trains of Winnipeg）让他声名鹊起。奥斯卡钦定学者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acDonald）在《视觉探险：电影作为探索》一书中认为霍尔顿扩展了电影和诗歌两种艺术的表达能力。近十多年，霍尔顿专注于基于编码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无缝隙无始无终的录像艺术，结合绘画（空间韵律）和音乐（时间韵律），强调色彩和表意姿态，捕捉表现时空中的韵律生成和变化。

克莱夫是位新朋友。一个月前，我刚刚通过某个答辩，立刻被芬雷抓住，邀我给他的实验项目“实验电影”做点什么。我构思了两个项目，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征集作品的帖子，当天克莱夫便发来邮件表示感兴趣。之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也不知道是怎么在Instagram上互加为友人的（我起初用Instagram是为了解艺术家的动态，后来信息厌倦，Instagram变成了只每天扫一眼几个好友动态的小天窗）。接下來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整了解了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有：

诗电影《温尼伯的火车》；

《乌托邦组曲》：电影影像装置和媒介作品的乌托邦探索故事或者小说，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包括一个基于算法的具象诗在线生成器；

《因特网山脉》：数字风景录像，在色彩和光的变化中，不断以雪花飘飞的形式运动的色斑，打破了视角和空间的稳定，给凝视静态固定画面的观者带来视角任意性和空间游动感；

《织机：致安妮·阿尔伯斯》：约瑟夫和安妮·阿尔伯斯是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大师，包豪斯的骄傲。安妮·阿尔伯斯的纺织艺术和设计是现代主义最杰出的诗性作品。克莱夫无始无终无缝隙的黑白录像作品，让人重新体会织物与编织的感触和空间。录像中，观众，艺术家，也许还有安妮·阿尔伯斯本人都似乎可以有无限多可能性游弋、交织、逃避、相遇。恰好这几天满宇和Iago说起精神分析、焦虑、莫比乌斯环、拓扑等等，我听得晕头晕脑，可是一看《织机》，好像有了 “屎橛子” 棒喝的解脱。

Anni Albers, Design, ca. 1955

在对克莱夫的作品有了粗浅了解之后，我和他做了一个两小时的Skype会面，就像初次拜访艺术家工作室一般。我们谈得很好，期间我和克莱夫仔细地聊了我特别感兴趣的几个作品，包括他早年的《乌托邦组曲》。没有想到，十天之后，克莱夫发来了一封邮件，说那次谈话打动了他，让他有了重新拿起搁置了八年的这个作品的念头，也更具体地谈了他对“乌托邦”的想法。我很喜欢这封信，觉得它和我近年来的思感很有共鸣。我回信告诉克莱夫，对现实和未来我有些悲观；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还是相信人应该怀有希望和一点“乌托邦”精神。“乌托邦”不是一个到达“欢乐谷”的站牌，而是一种生活和实践的方式，是对持有的世界信念具体的生命努力。我问他愿不愿意参与“空华鸿音”这个书信项目，他非常紧张地同意了，又非常紧张地修改了一下邮件，让它显得稍微正式一点。

克莱夫描述的他的朋友们是西方文化/艺术精英的一种典型面貌。核战阴影在40-80年代影响塑造了西方几代人的心理和世界意识。同龄的中国人似乎和他们不一样，没有这样的恐惧（也可能是其他恐惧，比如饥饿）。不过今天的世界，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们这一同代人影响塑造的不同世界。通过克莱夫的信和他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书信、日记和其他不大起眼的地方人们的心理构造。

克莱夫·霍尔顿的信

【2020年5月19日，电子邮件修改版】

琰，你好，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非常有意味的谈话之后，《乌托邦组曲》那部分（谈话）不断回到我意识中。我在2008年开始那个项目，然后在2012年按下了暂停键（四年后，因为其他创作自我确立，我记得当时想要在2020年之前回到这个项目上）。在当时，这个项目带我到了有趣的境界。我进入这个项目部分处于好奇， “乌托邦” 这个词的意义怎么会如此多变，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们那里带有强烈的正面或者否定的意味 — 然而这个词仍然保留了一种强大的 “嗡嗡声” （双关，嘈杂的声音；或者兴奋）。2012年之前，我做这个项目的核心念头是：对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者只是一个更好的明天的 “希望” ，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人的必需。跟随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相关的次要问题：爱也是人的必须吗？爱和希望在多大程度上互相重叠？

这个作品帮助我看到希望和它的对立面失望之间真正的人的支点，以及这支点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性到底能做什么。在日常和极端情况各式各样的情形下……让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的心灵中彻底毁灭希望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真正可怕的境地，在悲剧或者被侮辱被损害之后，我们常常又能重新点燃某些希望。从习惯，或者仅仅是原生的生存意志作为动力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别样的可能性继续进行。

此外，似乎孩子们天生有很多“原生的希望”作为他们人生的出发点。这似乎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分。

但是乌托邦主义最初吸引我，然后让我投入这个项目的，来自两个东西：

少年时关于这个话题我读了许多书，包括乌托邦和废托邦（绝望乡）的文学经典。在那个年代这没有什么不寻常，它也是适合我当时信念的一个书单，暨世界将在一场核战中灭亡（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为我自那以后的成年生活设置了一个模板。19岁时，我和我自己做了个交易，并做了许多要求有希望的事（比如恋爱）……而在背景中有对可能的新一场人类大灾难的意识。

之后，2008年，在我脑海里开始了这个项目。我的很多朋友（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中产阶级，和艺术相关的人）在被提问时，会承认他们对未来人类只有非常有限的乐观认识 — 这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正常也很OK。就好象他们早都放弃了，只是出于习惯而继续正常的人的活动。

这让我吃惊，探寻这个似乎很重要。

今天，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 — 罕见而真正的全球危机，我发现有几次我被人很生气地指责“乐观”。这事发生在我说几年内会恢复正常时（“正常”不是指一种纯粹的积极的结果，而只是对很多人来说的一种改善）。这是很怪的一种处境 — 对希望的声明会被打上坏的烙印 — 对生活改善的可能性的声明会被看作倒退。

要说清楚的是，我显然并不知道在两三年内会发生什么……我也和数以百万受到这场危机伤害的人们一样感到绝望。可是没有事情会改善的希望，人早上还起床干什么？

似乎对我来说生活是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一种平衡行为。之前的进步，要有用 — 这都够了…… 近来的批判性意识，做好准备麻烦要来，尊重别人在体验的那些痛苦 — 这都够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是出自我们的谈话中的一些想法 — 你可能激发了我回到原来的这个项目，我把它搁在一边了，为此我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