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捣弹  刘化童

在通常情况下，某个行业的从业者增量必然与该行业的利润增长率呈同方向变化。

比如，房市火爆了，街边就会有更多穿着海澜之家的男人，像疯子一样整齐地排队喊口号和跳工间操。

反例则是前不久疫情爆发后，极少有人出门，利润断崖式下降，滴滴的老司机们也就熄火歇业了。

但是，为何艺术圈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了呢？

2016年，它被胡润艺术榜定性为“中国艺术家遭遇市场热情下降最快的一年”（反正它是这么说的，姑且这么信吧，鬼知道是真是假）。

此后数年，情况犹如交替进行冷藏与解冻的操作，也只是小幅度地好好坏坏，没有实质改变。

然而，在此期间，艺术从业者大军却几何倍扩增。不仅有从八大美院出炉的，还有“京酱肉丝”（Goldsmiths）这类“回锅”的？

这现象是不是很奇葩？看似匪夷所思，其实道理很简单。

它蕴含在管理学奇葩彼得·圣吉的名作《第五项修炼》里的一个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很短，分析很长，大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市场上很偶然的利好信号，它很容易就会被利令智昏地判断为必然的。

然后，这个被错当成必然的利好信号就会沿着供应链逆向传递。并且，利好程度还很可能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

彼得·圣吉把这个故事称为“啤酒效应”（其实跟啤酒没多大关系，任何商品的供应链上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从2008年以来，艺术市场就是在牛饮这种啤酒。基本上做到了雪花不飘我不飘，青岛不倒我不倒。而且是一直喝。

简单回顾一下最近十年来的艺术行业现状：

最后，我们大家就开始静悄悄地企盼，哪一年才是走出困难的一年，一盼就盼了四年，还是没盼来吧？

四年啊，欧洲杯、美洲杯、世界杯、奥运会，闰年，甚至是宋楚瑜，这几样四年才出现一次的东西都盼来了。

偏偏艺术行业走出困难的一年就是没盼来，为什么？难道要像杨过盼小龙女一样，再盼三个四年？

原因就在于，2008年到2010年的偶然的利好信号，被想当然地以为是必然的。

艺术品更好卖了，很多食不果腹的人就开始嗷嗷待哺，张开嘴使出吃奶的劲都要来成立画廊。

这时，画廊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和员工，于是就给供应商艺术院校打电话增加订货量。

艺术院校一看，供不应求，出货量不够了，赶紧疯狂扩招啊！

出货的人、管货的人、卖货的人，统统都多了以后，画廊当然就有更多的货卖给藏家了。

俗话说得好，久病成医，久藏成馆。家里货多到挂不上、塞不下的地步，租一个仓库也是摆，开一个美术馆也是开。所以，私人美术馆就多了。

这时，行情好，每挂必卖，画廊就有甜蜜的烦恼了。它那里空间也不够，档期也不够。

于是，一边打电话给私人美术馆，连展带卖给它；一边打电话给艺术媒体，给300元求报报。

大家闭着眼一看：哇哦！当代艺术是朝阳产业，急缺劳动力。

美术馆和艺术媒体就给艺术院校打电话，表示他们也要增加订货量。

艺术院校又一看，又是供不应求，又是出货量不够了，赶紧再疯狂扩招啊！

艺术市场疯狂了几年以后，大家发现，存量市场有余，增量市场不足。窝边草都吃完了，兔子是不是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兔子不用旅行吃草，草会旅行到兔子面前。拓展市场的需求有了以后，也就有了中国两个最好的艺博会。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去艺博会，看到陌生土豪就是俩字——盘它！盘下这个市场份额。

艺博会为艺术行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在相对区域内，优化重组出一整条粗壮的艺术产业供应链。

这条链子上硕果累累地吊着一个个从艺术院校“超发”的劳动力，他们根据品种不同，分布在工作室、画廊、美术馆、媒体，以及等等等等其他机构。而且越吊越多。

结果，就出现了当前的这一幕奇观：

想一想，这个充满血和泪的故事，究竟是因为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不，都怪啤酒喝多了！喝下去的酒，全都成了脑子里的水和流下来的泪！

最后奉劝一句：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喝醉不是“开车”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