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打边炉ARTDBL  李昊

1月28日，家人在小区楼下玩老鹰捉小鸡，其时，老鹰真的在扑向武汉。（作者供图）

我住在远离武汉市区、紧挨湖北美院新校区的藏龙岛上，所在的小区没有多少人住，封城至今的日子即使艰苦，但其惨烈程度，也远逊于那些被困塞于长江另一端的武汉人，当然更不用提那些在绝望中染病、被隔离、身故乃至绝户，或者冒生命危险战斗的同胞，所以在这种时候谈论自己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可耻的。对整个事件，我的了解也不会比信息风暴中的大家更多，所以，我只能谈谈也许对别人有那么一些尖锐现实意义的事情或思考。

在这些天里，我家六口人囿于七十多平的空间，当然不会那么和谐，但是有一种不和谐却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就在《打边炉》给我发出笔谈邀请而我没有回复的一个多小时间，我跟父亲进行了一场空气几乎铅化的交谈。在六十年前那场历时十年的运动中，我的父亲经历了家族的沉重打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叶子落下都会吓得发抖”。

我们的谈话——准确地说是父亲的训诫——主要围绕亲近的朋友对我的思想定性，我对待时政的态度，我发的朋友圈和我发的推送中朋友的言语。父亲第一次翻了我的朋友圈，就像他在我的第一个叛逆期翻我抽屉时发现了一盘张楚的磁带，区别是他这一次似乎更加不安——他对我的前途忧心忡忡。

在这一次疫情期间，我见到过朋友圈有朋友跟父母之间的冲突、龌龊，十天前在我家中也曾短暂地预演过，父亲用我儿时以来就让我无法抗拒、令我恐惧的语气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训斥时，我人生第一次特别地淡定，第一次没有选择愤恨不平地避不敢言，第一次在父亲停下训诫时，没有了长达三十多年卡夫卡式的恐惧，而反倒让父亲听我侃侃而谈说了近十分钟，第一次平静地看着父亲的眼睛说话，看着他那本来亢怒的眼睛垂下。虽然结尾仍然是他用他依然不可抗拒的语气近乎绝望地试图给我溢出的思想加上最后的封印，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以没有巨大敌意的谈话收尾，遗憾的是我仍然将我最想说的那句话吞进了肚子：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再经受你和你的那个时代的恐惧。

我理解父亲的忧虑，同情他的愤怒，怜悯他的惶恐，但是我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我最终决定把我的朋友圈设定为父母不可见，我明白，我唤醒他们的愿望失败了——我不希望他们继续生活在惶恐中。

封城以来，我做的在我看来唯一有一些意义的事情是在我的公众号开设了“学院的晨钟”专栏，并且建了一个叫“晨钟无限学园”的群，这个理想中的交流平台汇聚了我有限的朋友圈中来自学院内和学院外的诸位大朋友和来自各大美院以及各大综合类大学美术学院的在校生、毕业生以及自学绘画的年轻朋友，我们以大朋友写给年轻朋友的来信为楔子展开讨论和问答交流，围绕毕业创作，也围绕宽泛的艺术话题。我找来的这些大朋友，每一位都跟其他人非常不一样，这样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张杂烩大拼图，每个人贡献属于他们的思考，但这应该是跟任何拼图都非常不一样的拼图，它最终拼出的不是一幅完整的、静态的和谐图景，而宁愿是碎片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互相质疑、充满多元之声的这样一张处在不断运动中的拼图。

我相信，在很多艺术家跃跃欲试或者蠢蠢欲动地思考怎么把艺术创作跟“抗疫”绑定的这样一个时机来探讨当代艺术的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啊，在现实中边缘至此的艺术在这种时候究竟何为？而恰巧，封锁让很多面临毕业的学生无法返校继续正常的毕业创作，这样的一个无界学园，也许是他们进行思想的碰撞交锋和互相学习的理想场所。我在家除了焦灼于一家人的饮食之外，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让我为之振奋的小项目中。

我在这段时间里问自己最多的问题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我不是特别勇敢的人，我有朋友公开自己的忏悔，我对自己的软弱一直很清楚，忏悔似乎也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意识到一个创作者现实中的软弱同他的艺术创作的强硬之间存在巨大的深渊，这是需要勇气去接受自己拷问的。武汉开始封城前，我在工作室刚刚开始给一张三米六乘两米的新画打稿。那张画意外地表现了预言当下的可怕场景，我现在每看一遍画稿，都觉得它很可怕，这是一张我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复杂画面，它一度让我兴奋，我甚至在小区彻底封锁之后想过翻墙去工作室。

在创作中，我是一个绝对的强者，总是把自己推到我能力限度范围边界的困难中，尽力不给自己退路。但是最近我突然明白一直以来我都潜在地试图用艺术来弥补自己与现实反抗的畏缩，艺术成了我的蜗牛壳，现实中真正需要我从自己的小生活走出去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其实非常阿Q，这让我极度沮丧难安，因为它让我的艺术理念苍白而尴尬：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忠于自我。

瘟疫似乎已在强*之末的路上，也许我会在艺术创作上继续强硬，甚至更加勇敢，但我希望自己在现实需要时，不会止于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