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陆兴华

“乌合之众”的说法反动而又愚蠢（下）

--小资产阶级文人们为什么惧怕群众？

5-那么，在今天，谁是乌合之众，在今天？

就是消费者，就是你我。从地面营销到算法专政下的你我这样的被隔离但又挨得很近，朋友圈里挂着的那些，就是真正的乌合之众。乌合的意思只能是：挨得很紧地被隔离，用算法逻辑架空友爱和三大知识，使人变成稻草人和陀螺。

也就是说，乌合之众不是无名的民工，也肯定不是有名、有待遇的下层无产阶级，较不是街头混混，而是由苹果6用户为代表的被切割的、黑压压的消费者群体。乱说别人是“乌合之众”的臭文人，自己一定是百分百是“乌合之众”，而且是比民工和没受教育的人更麻木和愚昧，和更“乌合”的。

“乌合之众”是一个狂妄和愚蠢的说法和译法。它来自早期欧洲社会科学，那一到布迪厄为止的学科，也早已扑街。但它在中国公知嘴里仍在发出嫰芽。让我们弄臭这个严重污蔑作为政治生力军的无名的政治群体的词汇，让那些小知文人再也不敢用这个词汇来描述他们不喜欢的人群。

斯蒂格勒2015年3月5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演讲“数码时代的超控制的艺术”就分析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在数码时代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他从弗洛伊德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中对勒庞的分析眼光来讨论。弗洛伊德对勒庞的关注点是：为什么教会和军队天然会助长天然的群众的形成，而现代群众之中则会产生“乌合”？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被西方强加的文明）里，个人意识的被偷换，已成为我们的文明病。在今天，斯蒂格勒指出，则是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全球节目工业先捕捉然后制造出了“乌合之众”。电视观众的意识-时间被节目偷换，欲望被动了：要由节目来告诉他们应该“要”或“喜欢”什么了。这些“乌合之众”像被挤牛奶一样，交出了自己的意识，让节目工业加工当作原材料，做成产品再塞给他们消费来惊叹，就像人们惊叹苹果6s专为他们的欲望设计出了心头肉一样。这就像挤奶牛的水做成奶酪给奶牛吃一样！

斯蒂格勒从意识工业和精神工业生态的角度，重新来讨论这一老话题，并将它往前推了一步：数码专政下的超控制，公共力量会崩解成“乌合之众”，走向法西斯？不错。但这同时具有药罐性：这也同时使群众有可能走向更共同和更慷慨的众筹，被逼得只能走向关照的经济。

以下的就是斯蒂格勒演讲中涉及“乌合之众”的那部分讨论：

“在自动化社会中，那些被称作社交网络的数码构架，通过将人逼入那些强制的仪式，使心理个人扭曲，由此来疏导他们的表达，因为，个人是被所谓的网架效应拖着去这么做的。加上社会的网架成为自动化的群化效应，也就是高度模仿的情景，构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所说的人为群体的新形式。

人群的构成，和这些人群能够成形的条件，是古斯塔夫.勒庞的分析主题，弗洛伊德对它们作为长篇的分析。

由心理人群所呈现的惊人的特殊性（德文里叫masse）在于：不管构成这一人群的个人是谁，不论他们的生活形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像还是不相像，

他们的被转化成人群这一点，使他们具有了一种集体的心灵，这一集体心灵使他们感觉、思考和行动得与他们单单一个人时感觉、思考和行动得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些观念和情感，是只有这些个人形成一个人群后才形成，才使他们付诸行。

心理人群是临时的存在者，由异质的因素构成，暂时地合成，正如构成身体的细胞形式一样，会团结为一个新的存在物，后者会呈现出与单个细胞单独具有的完全不同的特性。

基于勒庞的这一分析，弗洛伊德证明，也有“人工”的人群，他是通过分析军队和教会来分析它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工业也是如此。它也每天都在通过大规模的节目广播，构成这样的“人为/工的人群”。后者作为群众（弗洛伊德恰恰称它为群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是各工业民主国家的永久的、日常的存在模态，这些工业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我所说的工业电视式民主国家。

由数码第三存留所生产、与网络连接的人工人群，构成了一种“众筹”经济，它必须多方面地来被理解，认知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大数据是那一利用着诸多形式的众筹潜能的技术的很大的一部分，而社会工程则是其中很可怕的一部分。

通过网络效应，通过网络构架允许创造的人为群体（比如说脸书上的几十亿的心理个人），正用众筹的方式，包括用大数据的方法，被剥削，这已使下面这几点成为可能：

刺激这些个人去生产和自我捕捉第三存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数据，这将会这些个人的心理时间内容（psychosocial temporalities）空间化；

通过以光速来循环这一个人数据库，去干预跨个人化过程，这一跨个人化原是由各种循环编织而成，而这些循环是自动和使动地（performatively）形成的；

通过这些循环，并通过那些自动地形成的集体第二存留，几乎立即去转而干预心理第二存留，这也就是说，去干预期望和期待，并最终去干预个人行为：现在已有可能一个一个地去遥控和屏控网架中的每一个人了----这就是人们常在说的“个性化服务”或“人性化”。

互联网是一个药罐，因而也可以成为一种超控制和造成社会崩解的技术。如果没有一种个人化的政治，也就说，如果关注不是通过特殊的第三存留，而正是这种第三持存，才使新的技术情境（以及所有的相关场景，往往是从语言开始）变得可能，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分离的原因。”

这是对于我们人人都将退化为乌合之众（在其它地方，他会说“被无产阶级化”）这一点的最新讨论。

在数码专政时代，防止我们都成为乌合之众的途径，不是像公知们说的要启蒙、提高教育和道德水平等等，而是：使我们的消费行为和贡献行为之间达到对冲，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工业生态模式，实践人人能参与的关照型经济…

6-周作人对于“群众”的评论

周作人曾对勒庞的这本书作了如下评述：

“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真实?周作人核对过研究数据了？自己蒙的？]，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揭去了？从此真相大白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觉得真相大白了呢？】了，拿真相【周作人认为这样的书里写出了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群众【周作人这里理解的“群众”已与勒庞书中的“群众”毫无关系了！】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谬误呀[那么，不为群众，就一定是对的喽？如何才能不应民众之要求？]！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至此你看周作人的勒庞是白读了；从下笔之武断看，他也就一五毛耳！】，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一切运动与主义都不要搞，只是为了好让他天天旧书黄酒花生米？周作人在政治上就是一个委琐之徒】，－－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先否定，然后又说“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自“北沟沿通信”一文，1927年11月作，选自《谈虎集》

总之，从上面这文章看，周作人没有读懂那本书，或至少没读到那本书最后两章，虽然他号称读过日译本和英译本：勒庞说的群众是“起义者”、“陪审团”或“学生集会”、“选民”这三种人。周作人说的却是知识分子要为之撑腰的那群可怜的民众，与勒庞那本书里的明确的归类其实毫无关系！

你想必也同时看到了周作人的文人式的读书之可怕了！一本早期的充满大量中性的观察句的集体心理学著作，成了他反对群众、反对为群众呐喊的理由。而这种瘪三立场却从来被看作是冷静的自由派的模范。这一段话里，周作人的行文武断又矫情，也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各种群众的心理学》是由大量观察句构成。它们是用来给我们继续观察用的，其中出现的都不是结论！如果我们要将它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著作来读，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这里面的每一个观察句上去继续我们的观察，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从书中得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最多最多，也只是就一些观察句而写出的仅供进一步观察之用的观察句！你如何从勒庞的书里得出结论？不可能！也不必要！

而且，哪怕布迪厄最后捍卫的这一欧洲式社会科学的“中立”态度，在今天也受到了全面否定。

Aernout Mik, Dispersion Room, 2004, Courtesy Calier / Gebauer, Berlin

7-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那么惧怕群众？

在《对群众的惧怕》（1997年）一书中，法国哲学家巴利巴从更大背景来讨论这个话题。他在书中问了这样一些问题：

法西斯主义到底来自那里?来自群众？

在今天，我们用霍布斯的司法-政治模型够了吗？

群众使当代政治不安，也搞乱了政治哲学这座理论大厦。从来都是如此，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情况有了不同？

巴利巴回到斯宾诺莎，来“从政治哲学中的群众的角度”看问题。斯宾诺莎最早提出的“群众的恐惧（la crainte des masses）”这一说法，根据巴利巴的理解，有三种意思：

（1）有制服发生，就有群众；有多少群众，就证明有了多少的压制；群众是被压制出来的；

（2）群众造成了主导者的恐惧，因为群众身上带着革命式成为的种子；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和勒庞都相信，群 众会来消灭国家的，所以群众会被当作国家的对立面或克星。而马克思说，“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推翻国家，在国家的理念之上去重新创造历史，群众手里掌握着主动权。

（3）群众自己惧怕自己。正是由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才偷偷地溜了进来：群众是伟大的力量，但由于它惧怕自己的威力，于是就先自己的力量来压制自己了。统治者及其拉皮条者也就是学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唆或逼迫群众自己去压制自己，这样前者才感到安全。群众主动镇压群众自己所动用的暴力，巴利巴认为，这才是法西斯的真正来源。这一自己压制自己的法西斯过程符合福柯的对权力的分析。这权力被执行到群众自己头上的过程，或群众同时又拔乱反正的过程，被德勒兹理解为plissement：正反掣肘。

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时代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正碎化为无产阶级作为群众。群众成了一种非阶级的阶级，成为一种毁灭并同时自毁的力量。小资阶级文人从害怕阶级斗争到害怕群众的到来。他们试图加污名于群众之上，将其妖魔化。但是，这个消费社会和全球无缝的算法专政正在使群众像洪水一样到来。这也正是小资产知识分子当前更加恐惧群众的原因。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惧怕乌合之众，是因为他们惧怕正题历史被一些群众的小打小闹 拉到偏角。他们以为，历史中，他们才是主角。但是，哪怕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也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从权力压迫的角度看，过去只有各种制服和愚弄，并没有值得人类继续往下讲的正义故事。也没有以无产阶级主体的目的论为指引的历史，因为，“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之间从来是对冲的，一个会吞掉另一个，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来描述，是各有各的说法的（巴利巴，《对群众的惧怕》，340）”。

而群众只是各种多重历史主体从压制之下冒出的地方。在福柯的意义上说，对群众的制服，必然使群众反抗，反抗中必然有新主体性的冒出（349-50）。典型的例子是内格里、哈特在《共同财富》中描述的同性恋群体的反抗：它是不及物的，不是要消灭敌人；但这种反抗却操练了共同体的反抗能力，帮助了其它团体生产出新的主体性。

巴里巴更认为，

群众，是多种主体性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压制和反压制之间的冲突场所（267）。

也就是说，群众身上是战场。我们是回到群众身上，在那里的冲突中重新凝聚政治力量。而且，政治在全球化和数码专政下重新回到了群众的身体上，我们不光不应该像小资阶级文人那样歇斯底里地惧怕群众，反而应该冲进其中，去建议和扩大我们的地盘。而这比毛泽东讲的“与群众打成一片”可能更进一步：从国家装置之中出走，去的抵抗，群众这时就从人民变成了诸众（维尔诺）。群众身上就是政治的战场，这在诸众政治时代是不言而喻的事。

在今天，没有人可以站到群众之外来发言，也没有人是在群众的身体之外。那个周作人们用来冷静地评说别人的政治的话语位置，压根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个位置，它也是反动的，我们必须马上攻打它、克服它。

Untitled (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 Artist: Barbara Kruger Date of Work: 1989.

附-1朗西埃：民主是由那“无论哪一个”冲进来后造成的众说纷纭状态

朗西埃的“无论哪一个（n’importe qui）”的说法，是对“他者”这一的说法补充。他认为，“他者”这一说法对于那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无论是谁”仍是不平等的。民主是要让无论任何一个不是天生就有能力来统治别人的人，也能去统治那些并不是天生就要被人统治的人。[1]这听上去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人是天生更有资格去统治别人的，同时，平等也不是一种虚构，而是统治者也须被统治。资产阶级，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统治，一直都在用这一关于平等的虚构，来欺骗人民：他们嘴上都在说，他们是与人民平等的，以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没有哪一种服务、哪一种知识、哪一种权威，没有哪一个命令者和教育者会说，我们搞的不是平等者对平等者的传授。我们至少都表面上在假装平等。不平等的社会里，总也已存在着无数这样的像理发师与被理发者之间的那种平等，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将这种平等关系扩展到了更大的公共领域。[2]

政治，就是那一我们在用父权、年龄、财富、力量和科学学问来统治之外，仍要加进去的东西。除了社会中的那一天然的、看似天经地义的统治之外，我们还要另外加进去的东西，后者就是政治。而这种迎头而上，这种反对既定秩序的勇往直前，这种打破一切边界的姿态，才是民主。[3]

新政治开始于一种重大怨屈或错误。目前的统治秩序，总无法给新到来者以平等的待遇。而给予其余的人民的那种空洞的自由，也最终会架空城邦政治里的代数秩序或几何秩序。而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不是公共有用性，不是利益的对立和组合。新到来者、这个“无论是谁”所遭遇的怨屈和错误，将一种不可公度性、不对称性，引入了所有会说话的身体的位置和权利的分配的核心。这一不可公度性不光打破了收成和缺失的平衡，也预先就毁坏了根据宇宙（kosmos）的比例、基于共同体的根源来组合的那种城邦计划。[4]民主就体现于两种秩序的不可公度、不对称之间。在一种感性分配下，社会身体之不平等分布的秩序，和会说话的存在者的平等能力这一秩序之间失衡之后，民主才涌现。这种失衡，会重新将新的平等，铭写到人民的身体的新自由之中，会形成一种新的可见性领域。这时，政治就不是关于权力，而是关于各个（个人认同或所属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了。[5]民主怎么搞，这是要通过一种政治形式与其所处时代的共同感性之间的冲突，来定夺的了。[6]

柏拉图《法篇》第3章里列举了治理国家所需的素质。他列出六种权力的素质或禀赋：父母对小孩、老对小、主人对奴隶、出身高位者对出生低微者、强对弱、有学问者对无知者。但柏拉图又列出第七种权力素质，认为它是“来自机运的治理”，那是一种不来自任何素质、地位保证的统治，而是由抓阄来决定的统治。这种统治就是民主。它不需要任何素质。这种叫做“民主”的统治，不基于任何说得出的素质，不需要先申报了身份，被验证了资格，才能来统治。它是很多不正常的、说不清的素质的混合。这是一种“非”素质，不是没有素质，而是一种不在名目表中、不是你平常以为的素质。一个公民冲上来了，要权利，要参与辖治，但他或她没有任何素质，除了他或她的这种叫做“没素质”的素质。这时，这个公民就是要来搞民主了！

这本身是一种无法用来统治、或被统治（你甚至都没有接受统治的素质）的素质。但是，没素质，也是一种素质！正是这一非素质，才给了那些没有统治或被统治的素质的暴众（demos）以集体权力。这个暴众不是下层群众，也不是诸众，也不是一般的人口。它是所有没有素质来统治或被统治、甚至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没有素质来搞民主或被民主的人的集合。

朗西埃认为，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这第七种能力-素质看作是政治的要素，不是因为古希腊这样的城邦政治里已经是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没有这种“非”素质，没有这种“名不正、言不顺”者冲进来，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7]柏拉图这等于是间接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民主式治理。他其实知道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的。

[1] Ibid.，p.54-55.

[2] Ibid.，p.55.

[3] Ibid.，p. 52.

[4] Rancière,La mésentente，Galilée，1995,p.40.

[5] Ibid., p. 67.

[6] Ibid., p. 138.

[7]La haine de la démpcratie，ibid.,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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