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绘画艺术坏蛋店2  王鹏杰

这几年，我觉得生活的模式与2012年之前很不同，我所谓的模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模式，也包括别人的生活模式，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想象的东西一个个被击碎，自己担心的东西一个个出现，自己被甩进一个不能自已的轨道中，随时有丧失信心和兴趣的危险，无望的人，乐观的人，两方面都比原来更多了。这样的状况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被迫正视那个叫做“现实”的东西，此前我们大约只是听过它的名字。当然，似乎也有更多的人主动地回避它，不是他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感受到它的存在才做出了远离或不去看的选择，这些都是深谙传统智慧的智者，国学不死是有道理的，这才是国学的精髓。他们的人生中永远没有问题，只有宁静的秋天，带一点萧索与伤感，但总体而言是比较怡人的，真羡慕他们。人的体验与认识有基因的影响，如果没有乐观与文艺基因，那就有点麻烦，得自己想办法去给自己找出路。找出路的前提是默认存在出路，有出路吗？这个我不知道，也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每一个当下怎么生活才不亏，我常设想自己临死前的状态，如果脑子还没有坏死，肯定会回顾自己的生活有哪些遗憾，如果充满遗憾，可能那就是终极的绝望了。我比较胆小，不想体验那种心情，于是选择了让遗憾少一点的活法，下面是我的一些感想，涉及到我减少自己遗憾的办法，也涉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办法，其实最主要的是解释我怎么理解自己的生活，毕竟遗憾与否这样的心理问题，与自己的信念与想法关系最大。

人终究无法逃脱一个处境：他永远生活于幻觉中。这些幻觉花样繁多、与时俱进、自带创新、层次丰富、防不胜防，它们有时来自外界，有时来自自己，不过，来自自己的那些幻觉归根结蒂其实也来自外界更大的机体，这些幻觉无孔不入、难以识别，它们帮助我们不能直面现实，于是我们不会十分焦虑和恐惧，顶多会有适度的焦虑和恐惧，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惬意一些，快活一些，在一个美好的心理状态去奔赴生命的耗费之旅，虽然幻觉构成了一种伪宗教的效果，但它不涉及具体的信念，主要是通过制造无限的景观与意识来抚慰我们。古代社会，幻觉的生产机制，在本质上与当代是相似的，不过限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人们可以消费的幻觉太少，而且花样太匮乏。古代人比我们可怜一些，他们必须面对具体的生活困难，至少比我们更加具体，也更加艰辛，而我们的年代，幻觉的生产是极端过剩的，极为廉价，生活的困难与挑战虽然多，但别怕，我们有各种想象不出来的美味幻觉来让自己镇定。其实幻觉这个词，本身就有点问题，幻，这种感受是来自清醒者的指认，一个人清醒，他才能知道什么是幻，而今天的我们基本上难以找出幻觉在哪里，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丧失了个体内在认知与体验能力的模式化的当代各种艺术，完全成了制造幻觉的工业，不过这些专业化的艺术生产其实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脚步。艺术自古以来是被用来制造幻觉的，本来很擅长配合幻觉的生产，但现在艺术界产生的幻觉，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达不到供应商应有的水准。在保定手工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面前，追求机械美学的艺术家们都像艺术中的残疾人，完全无力。那些喜欢人格扮演、跨媒介实践的艺术家则被抖音上的杀马特完虐，只能靠参加双年展来抚慰自己的失败。

幻觉生产机制最大的慈悲，在于供应的无死角，你呐喊，你哭泣，你开怀，你怀疑，你研究，你劳作，你逃逸，你坚定，你软弱，你信赖，不管你怎样选择和反应，都可能是来自幻觉的引导与塑造。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行为与思考都是由幻觉构成的，那我们是什么玩意？我们还是人吗？我们是不是人，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按照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说法，我们可能真的不再是人，当然也不完全是动物，我们失去了获得真实经验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理性的认知能力，也丧失了追求个人完善人格和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但又不同于动物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意识，我们仍然可以实践，即仍然有能动性，只不过这种能动性是否真的发自我们内在的主体要求很可疑。当然，你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幻觉中，他的笃定与清醒源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幻觉中，不过，柏拉图似乎造防范了这一质疑，他一生都追寻最高的理式，这个东西是绝对具有超越性的真实，它肯定不是幻觉，不过你也可以说，他追寻的这个理式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幻觉。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难以反驳我们可能全部生活在幻觉中，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自知。过剩的幻觉生产造成了我们成为空无的人，自我、主体性、真实性、现实感都可以瓦解，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我们换来了丰厚的收益：不焦虑，或者叫做高纯度的麻木。这些都不赖，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为啥还要以人的方式活着呢？人的生物本性当然是求生不求死，不过如果我们还愿意把自己与其他生物做出区别，我们还以人的方式活下去，是为了啥？可能，我们还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这件事有执念，这个执念也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还保留回归为人的可能性。

由于幻觉生产者的伟大胜利，现实从具体的经验世界中被迫退出，成为了一个词语，一个实在的东西成为语言之时，是它形式化之时，这意味着它将流芳千古，同时也意味着它已经死去，成为随意可以被使用的面巾纸。现实隐退之后，我们这些每天需要吃饭拉屎的活人，在意义的层面可能离游戏中的角色就不远了。游戏在今天不就是最主流的艺术和生活吗？当然，还包括直播，但直播在广义上讲，其实也是游戏的一种吧。游戏无处不在，虚拟的网笼罩着生活，生活变得有些虚幻，虚幻变得有些实在。往常，我们识别现实的方法主要是靠经验，经验实际上靠思维和感官两个系统合作方能有效获得，现在这两个系统也还都在，不过过剩的幻觉已经可以扰乱思维和感官的识别功能，它们是非常完备的雷达，只不过敌机全都是隐形的。经验渠道变得可疑，现实自然更加遥不可及，就像给一个聋子听一首命运交响曲，他怎么能领会自己崇高的命运美感呢？我们的经验雷达在硬件上仍是完好的，它可以有效地接受史无前例大量涌现的幻觉资料，于是我们能看到的现实往往是被层层改造过的一种非现实。

比较搞笑的是，很多人把非现实当作现实，非常认真地把这个戏中戏做的那么精致、专业。例如在艺术圈中，很多聪明可爱的艺术家，看到别人的艰难处境一下就受到了感动，他们马上决定将这些他人的苦难作为自己创作的资源。当然，他们不会真的走入基层，真的面临具体的疼痛情境，拍摄他人苦难的设备都是苹果的，小米会被艺术家同行笑话的。他们的心灵与衣着都那么得体，那么纯洁，如同一朵白莲花，他们的作品神奇地将苦难的素材制作成充满诗性的优雅文本，这样便于进入美术馆体系，不仅得到了展示，获得了专业人士的业务、道德双重口碑，还能入选很多大奖和双年展，进一步将这种感动带给更多的高雅人士，让高雅的世界充满爱。有的人形容这类艺术家“更像是在表演一场没有人去世，哭得却愈发凄切的嚎丧”，这个比喻大致是准确的，但还不够充分，不仅要嚎，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发表宣言，这种行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做不来的，需要大义凛然地、高度学术化地表明自己与底层同呼吸、共命运的伦理立场。他们中的不少人，把法兰克福学派和各种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挂在嘴边，联合、自治、动员、革命、反抗、介入、参与、批判是其宣言的关键词。他们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文艺的一个新传统，以前在思想界有一句老话叫“结构不上街”，用来描述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的封闭性，而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创一种“不上街的左翼”、“语言化的左翼”等新风尚。他们善于自己制造出幻觉来消费，但善于自造幻觉并自产自销的人当然不止这些人，他们并不比任何人低微。

历史上常有人说现在是历史的至暗时刻，这是人们对当下发出警示、表达愤懑的常态。当至暗时刻总是频繁的来临，它似乎就不那么暗了，它来与不来似乎也不太要紧了，天天喊狼来了的人变得越来越招人讨厌。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什么暗不暗的问题，他们只是生命化的游戏副本。但对于那些不想做副本的人，幻觉过剩、自我空无的生活够不够至暗？这个如果还不够暗，那我们可以尝试逼近一下更深一层的真相，如果还存在真相的话。当我们有一个人生目标，并且这目标与某种价值紧密勾连，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去做，都会发现只有歪曲价值的时候才能接近目标，或者只有放弃目标的时候才能靠近价值，这时你觉得是否足够荒诞？这样的体验，我自己有过几次。当荒诞的体验积累起来之后，人们可能就不再畏惧至暗时刻，也会看淡了至暗时刻。这时他可能会有两个选择，要么选择去面对荒诞本身做无用的事情，或者面对荒诞本身不再做事情。前者无疑仍然是积极的人，终不悔九死落尘埃。后者则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因荒诞体验而放弃人生、自愿回归副本的自我格式化状态，要么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或者按照我一个朋友的话讲“知道这个时代不值得去做事”于是选择了自甘边缘，远离大家都玩的游戏，持守个体的价值、保护灵魂的自由，这种状态虽然无所事事，但却可能让自己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人，人似乎只有成为真正的“个”时，他才能够从幻觉的海洋中抽身出来，代价当然是巨大的，游戏的奖励基本都得不到了，不过也得到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不恐惧、不羡慕、不慌张的情况下让至暗时刻变得真的无效，真正的个人明白哪有什么至暗时刻，只有更暗时刻，不过即使再暗，个体的精神光亮仍然没法泯灭，只要你真的有精神光亮。我所理解的真正的人，必须得有这种品质。我将这样的人作为生活的一个目标来构建，于是我需要知道真正的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形成。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一篇访谈中强调：回到正常。当时我看的一愣一愣的，艺术与思想不是正常的敌人吗？不是应该越不正常越有价值吗？为啥要回到正常？后来自己经历了一系列高浓度的不正常体验之后，才越来越明白什么叫做“正常”。事实上，所谓正常大概要满足两个条件：与事物本身的应然性相符，例如做人要做一个在精神、智力、知识、经验、道德、美学上健全的人；可以识别出生活中的“不正常”一面并能够否定它、超越它。这个“不正常”一般与压抑人、否定人、迫害人、损坏人的属性相关，例子很多，没有必要一一列举，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自然可以脑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正常地生活，现在看来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件事，首先要有辨别和认知能力，其次还得有反省与行动的能力。我们常常说中国的艺术中有很多丰富的美学、抒情、感性碎片，但极度缺乏认识论的内在意识，所谓的观念艺术一般是有趣的念头或概念设计，但作者的灵魂和世界观、价值观往往是碎裂的、模糊的、空无的、飘忽的，也可以说，很多作者根本就没有自觉的认识，无论是对社会、对知识还是对自己的经验。是否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会好一点？也未必，我们看到了太多没有真理信念、价值原则、严密推理、深入实证、丰富体认的学术专著和文章，这些是纯粹的垃圾，艺术家们的作品虽然也常常是垃圾，但毕竟还残存着一点感性上的价值，而学术垃圾不仅无用，而且在客观上使得社会变得更加丧失基本理性和正常价值，使人的精神更加内在地变异得非人化。认识论的基础自然包括逻辑，但更根本的是你是否能够用你的眼睛观察世界、用你的脑子理解世界。所谓自觉，在起点上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手眼去开掘世界，用自己的嘴巴去描述世界，而不是用被给予的工具，所有被给予的工具都是自带幻觉植入功能的小程序。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某些文化体系中，确实缺乏一些基本却必要的思考线索，比如说这个特别朴素的问题：什么才是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其实这样的讨论若不持续的发生，其他的思想再天花乱坠也都是幻觉的陪衬物。去思考什么是正常的人，并不意味着生活的日常化，反倒是，越清晰于正常的意义，人更有自觉和能动性去选择如何生活，以至于自己构建一个副本以外的异质性的生活世界。

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几个地方做个几个讲座，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交流中都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样一类问题：个体与集体是什么关系？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个人的艺术与社会的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我喜欢把这些问题做一些纯化处理，把它们归纳为个体实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体在社会中，无论这个个体是从事什么工作，都与社会性无法脱离关系，这是一个方面。不过，我在当下更愿意强调个体超越社会性的“个”的方面。因为社会机器用各种幻觉有效地瓦解了“个”，这些本来应该成为“个”的人丧失了“个”的意义和能力，“个”消隐之后，社会性成为绝对的属性，而社会机制的内部程序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个人再难站立起来。在一个疏忽于讨论正常、真正的人为何的环境中，人本来就是趴着的，如果再不强调“个”，那可能连趴的地方都没有了。历史文化的惯性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巨大现实，例如85美术运动中的大部分弄潮儿，他们对体制的反抗从来不是从真正“个”的维度去展开的，更多的是从权力斗争的逻辑去展示的，并且，他们脑海中的这个权力斗争的概念，表现为放弃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展开力量的角逐，他们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硝烟中成长起来，很难放弃对群体进击和争斗哲学的无限渴望，这些渴望在特殊的历史时段帮助他们获得了制造美学的激情，但在行为逻辑和思想结构方面，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人其实高度一致。以至于今天，那些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大师”，很难说哪一个是真正有个体自觉的艺术家。

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描述，让很多艺术的后继者颇为难堪，我觉得难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这些东西表示绝望。绝对的社会化供给着幻觉，幻觉瓦解了真实，并反对人们追寻真实，幻觉消融了问题，并反对人们追问问题，幻觉瓦解了审美的自觉性，并助长了审美格式化的趋势，幻觉背后的肌体是什么？这需要一部分更加卓越的人去追究，对于更多的个人而言，先获得“个”的内在要求或许更加迫切。一切真正的自觉，必然发生在绝望产生之后。他只有足够疼，才能放弃对游戏惯性的依赖，才能从幻觉之海中露出眼睛。但是千万不要妄想从幻海中获得一口气就挣脱了幻海，幻海的环绕仍将继续，这才构成下一阶段的绝望，同时也构成了下一阶段突破绝望的起点，真正的“个”是在明了绝望不会消散的前提下积极展开生活的人，他获得的不是一劳永逸远离绝望的机会，而是在不畏惧绝望的同时构建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个意义只属于这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集体的无差别价值。对于个体而言，历史的断裂点不会自然到来，你看辛亥革命不仅不能帮助阿Q自觉，而且还搞死了阿Q。个人历史的断裂与新生，总是在作为游戏副本的人绝望之后发生，这时他才可能重回“个人”的真实状态。绝望之后，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

绝望，开启了每个人的生活时间，但在这样的时间中怎么办？这个是留给获得了新生的人们更大的课题。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人，他的生活必然充满着危险与焦虑，他的审美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有时候危机与可能本来就是一回事。一个个体在精神和认知上很难依靠哪个东西的帮助，只能靠“个”的意志与能力。人们总害怕灵魂的孤单、实践的落单，需要群体的照应，所谓报团取暖就是这样一回事。间歇的彼此关怀与启发自然是必要的，但孤独的走自己的道路，或许是更加绝对的命运。对这种命运的认同，会帮助一个人排除不切实际的幻想，治好文艺伤感病，而且实实在在的接近一种更加自由的境界。其实所谓“自由”，从来是分布在不同的层次之中，你在某个领域有更高的自觉、更充分的理解、更深入的体验和更主动的意志，你在哪个领域就增加自由，不同领域中的自由需要不同层面的自觉与能动性。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中，迷障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时刻保持着自主的意识，准备面对绝望的现实并寻求个人的克服之路。虽然这听起来让追求自由的人们更加绝望，但这样一来其实更靠谱，你在多少个领域、境遇中获得多少自由更多取决于你自己，而不是某个机制或群体，这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积极一些？艾略特所勾勒的现代人的荒原意象，让人有点难以适应，尼采所描述的那片现代荒野更加让人望而生畏，孤身一人的我们一旦踏上这片未知之地，必然会遇到无数意外之事、奇异之物，超越了幻觉的个体自由在切实的到来，这时你可能会发现这里并不寂寞，反倒挺有乐趣。

2019年11月24日

王鹏杰，艺术家、学者。从事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史及理论研究、艺术教育及策展工作。

1987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海城市。

2010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2013年获硕士学位。

20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获艺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现当代艺术理论及批评实践、中国现代艺术史及思想史、绘画史及绘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