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界面  Sean O’Hagan

艺术究竟能否在提升气候危机意识上起到重要作用？霍尼曼博物馆的新展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答复。

路易斯冰川

2015年，活动家、作家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发出疑问：“那些令人类只想移开目光的、逐渐消融的冰川和绝望的北极熊，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著作《这将改变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中，她将责任归咎于强大的全球公司和默许纵容的政府，二者不约而同地对气候危机轻描淡写，并利用人们面对危机时的集体无助感。由此，气候行动主义日益高涨，其中最成功的便要数“抗议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示威活动。那么话说回来，艺术究竟能否在提升气候危机意识上起到重要作用？

即将在伦敦霍尼曼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崩解：看得见的气候变化”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答复。该展览透过艺术、摄影和影片的视角，集中关注地球上冰川的命运。摄影师西蒙·诺福克（Simon Norfolk）是参展艺术家之一，他说，“我们正在把艺术当做诱饵来吸引大家，然后震动大家。”

但为什么选择了冰川呢？诺福克指出，尽管严重的洪水和森林火灾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却可能让你遭遇不够科学严谨的质疑。”相反，冰川是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且无可辩驳的的指示器之一。“借助摄影和视频影像，人们可以记录下冰川消融的方式和规模，”他补充道，“更何况，它们的形象如此鲜明。”

《肯尼亚山的路易斯冰川，1963》（2014）

诺福克展示了一幅引人瞩目的摄影作品，《肯尼亚山的路易斯冰川，1963》，画面中曾被白雪完整覆盖着的山川有大片岩石表面裸露出来，一条沿着石坡蛇形向前的火线已逼近木屋。这是他系列摄影作品中的一张。为了记录下实景，诺福克安装了一部相机并调低快门速度、延长曝光时间，让相机在自己举着火把沿山坡蜿蜒前行时追踪拍摄。《观察者报》摄影师安东尼奥·奥尔莫斯拍摄了一部短片，记录下了诺福克摄影作品的诞生过程，其中可以看到诺福克曾因高原反应精疲力竭地倒下。

“我用老地图来追溯冰川多年前最准确的边界线，”他解释道，“从我出生的1963年开始找起。这是一种记录事物消逝的摄影方法，具体到本案例，就是这些年来后退了好几公里的冰川。”2015年，诺福克凭借该系列作品赢得了索尼世界摄影大奖。

“崩解”由慈善行动机构Project Pressure牵头组织，该机构从2008年起便开始号召艺术家与气候科学家通力合作，涉及的项目通常都颇具雄心壮志，重点关注地球日益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合作方包括美国宇航局、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哈苏相机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2008年我们刚开始行动的时候，气候变化对于活动家而言远不像今天这样紧急，但我们深谙其紧迫性，”该项目创始人、丹麦摄影师克劳斯·泰曼（Klaus Thymann）说道，“几个世纪以来，自然风景一直都是伟大艺术的经典主题，所以现在寄希望于艺术来提醒人们警觉气候危机，乃至触发体制和行为上的转变，也是合情合理的。”

《瓦特纳冰川下的冰穴》（2014）。理查德·莫斯用一台大画幅干板照相机拍摄了冰岛瓦特纳冰川下一处出奇美丽的冰穴。

从纯粹的艺术视角而言，这一展览最有趣之处在于，虽然包含有少数几位纪实摄影师的作品，但它更反映了当代行动艺术家广泛运用的各种概念策略：从去年荣获皮克泰国际摄影奖的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到混合使用现实与自创摄影装置的法国艺术家诺艾米·古达尔（Noémie Goudal），都会用概念摄影来呈现风景地貌。

为了准备展览，莫斯用一台大画幅干板照相机拍摄了冰岛瓦特纳冰川下一处出奇美丽的冰穴。这个冰穴因空气进入冰冠下面而成型，在莫斯偏淡蓝色调的相片上，宛如科幻小说里的神奇地貌，红外胶片的运用使得那些流畅的曲线和锯齿状的冰锥显得愈发不真实。

诺艾米·古达尔在2016年拍下的《冰川一号》。“我所有的作品都和自然风景的脆弱有关。”

古达尔特别擅长将精心制作的装置融合于自然风景当中。她拍摄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罗纳冰川，并用可降解纸张印刷出来。随后，又用一种“遇水即可分解的儿童胶水”将高达3.5米的相片裱装到塑料干毯上。如此一来，相片便悬浮于她拍摄的风景之前，一天之内她就完成了一百幅这样的分解作品。

“我对自然景观的格局编排，以及长久以来的移动、变迁特别感兴趣，”她说道，“我希望借助图像来扭转人们的固有观念，这些图像往往都展示着人为有机的混合与冲突。就本例来说，我会继续不断地拍摄下去，直至场景回复到最原始的样子。”

我一直认为古达尔的分解影像作品，是全球变暖对冰川影响的视觉隐喻，但她坚称她的艺术“并不特别适用于某一种对环境问题的具体论说”，而是关于艺术家、科学家“观察和解释”自然环境的方式。“地质学和天文学的确是我作品里的重要元素，”她补充道，“但是除此以外，真的没有什么重要的、关于环境的弦外之音了。”

彼得·方治在2014年拍下的《贝克雪山》。“我把老照片当时的拍摄位置找了出来，”他说道，“然后在同一位置再次拍摄，以此得到了过去和现在的对比。”

其他的艺术家则开始回溯过去，来试图理清我们当前的生态困境。彼得·方治（Peter Funch）采用关于华盛顿州北喀斯喀特山脉的霍尼尔山和贝克雪山的老明信片、历史图片，作为他创作“不完美的阿特拉斯”系列作品的原材料。借助地图和卫星图像，他能够准确辨认出老照片具体的拍摄位置，然后在完全一致的位置上再去拍下如今的冰川模样。同时，方治还运用到了一种名为RGB三色分离的老工艺，用红、绿、蓝三种滤镜制作出三幅单色照片，然后将其合并成为一幅全色照片。该工艺发明于1850年，也就是人们有显著证据表明冰川在后退的十年之后。正如他的作品证明的一样，即便是19世纪最早期关于冰川的照片，也能成为证明冰川缓慢消退的视觉记录。

《公元前4000年的骨头》，拍摄于2017年的瑞士。布隆伯格和查那林经常拍摄冰川融化后露出的那些保存完好的物品，比如在冰川里冻住了数千年、依旧完整无损的人骨。

“我们在展览中把冰川作为一种象征标志，”泰曼说道，“但有部分作品还讲述了令人惊奇的故事。”艺术家布隆伯格和查那林专门拍摄冰川融化后在冰块里找到的物品。西蒙和泰曼则合作完成了《寿衣》，用照片和影片记录下人们为减缓罗纳冰川融化的速度，用隔热毯将一大部分山体包裹起来的努力尝试。

这些照片都带着绝望、致命般的压抑气息，就如同克里斯托的装置艺术一样。事实上，著名旅游景点“冰川上的雪洞”的所有者已经花费了7万欧元来试图拯救这里。这些做法正好完美契合了泰曼所言迟来的“适应焦虑”的症状——“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适应这一切？”

诺福克和泰曼在2018年拍下的《寿衣》。瑞典当地的企业家支付大量钱财，用隔热毯将罗纳冰川上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包裹起来，以期减缓这里的融化速度。“我们之所以用这个标题，是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是他们为冰川之死披上了一件寿衣。”

当然了，这也是本次展览乃至全球气候危机面临的关键问题。就像诺福克指出的那样：“那些对环境破坏最少的可怜者，将承受最多的苦痛。人们能在曼哈顿金融区周边建造起高高的防洪墙，但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人们又将遭遇什么呢？”

Project Pressure的目标就是借助艺术引发一些转变。“现在不是无能为力或者充耳不闻的时候，”泰曼说，“我们的任务是用艺术帮助加速变化。”诺福克对此亦点头赞同。“我们不是要创作又一本有趣的写真集或者一场美丽的展览，而是要制造麻烦，引发争议。”

（翻译：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