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策展人崔灿灿:我是一个分裂的人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939   最后更新:2019/11/19 10:55:12 by 橡皮擦
[楼主] 理论车间 2019-11-19 10:55:12

来源:艺术-小说  陆兴华


--2019年同济大学斯蒂格勒讨论班综述



Daniel Ross这一篇即将发表于《德里达在今天》杂志上的“Towards an Exergue on the Future of Différance”,是在与世界各地的德里达分子争辩:斯蒂格勒帮德里达看得更远,看到了后者的盲点;斯蒂格勒是人类世思想家,德里达不是。


也许是可争辩的:斯蒂格勒在思想上已远远走在了德里达前面。Ross文章就以德里达的Différance这一当家概念为例,来说明德里达自己没有把它用好、用足,随便放弃了它。


首先是德里达在生物学上的使用它时的三心二意。Différance是生命的历史,德里达在《论写学》里说。三十亿年前,到底是哪些个分子突进,而构成了有机体,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至今都还说不清。所以,德里达说,生命有一种不是起源的起源。而当前才是我们思考生命这一延异(différance)的历史的起点。他这时又滑回列维-斯特勒斯式结构主义,陷于共时,而不能思考历时性了。而如果延异是生命的历史,我们的未来将是妖怪般的(monstrosité),《论写学》里写下了这一很著名的论断,无数人在引用它。


Ross在文章结尾于是就修理了德里达的这一听上去不大负责任的论断:斯蒂格勒修正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认为未来是:对延异的延异,不是妖怪般的未来或属于妖怪事或非人的未来,而是人类通过关怀,而对这一妖怪般的未来作出的包扎和关照。这一包扎和关照,才是我们的未来。相比,德里达的未来好像是来吓唬我们的,要我们对它者敬畏。


关于德里达自己对延异这一概念的使用的三心二意,Ross通过2019年出版的德里达的《生生死死》一书中的讨论,来进一步证明为什么斯蒂格勒将生命及其文化理解成对延异的延异,是比德里达更到位的。


法国生物学家雅可布将有机物理解成对某一编程的实现。这使德里达很吃惊:生物学家居然先拿着语言结构(脑神经记忆,epigenetic)去套生命的结构,这在他看来太形而上学了。但德里达就对了吗?


Ross对徳里达的指控是,后者对雅可布的批评里,对大脑(cerebral)记忆和机构记忆的解释,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他不懂器官术这一说法。雅可布只是生物学家,那样说是可以原谅的,而对于德里达这样的讲延异的哲学家,将这么重大的一个点轻轻漏过,不大加发挥,是太傻,至少是太三心二意了啊。


这就是Ross这个文本的第二个重点:第三种记忆,那就是技术记忆或工具性记忆或器官式记忆使生命从原来的遗传式进化延异,人走向了体外化式的技术命运(人是技术,技术才是人)。


大脑记忆或机构式记忆(如大学的知识传输)实际上是工具发源式记忆或技术记忆或器官式记忆。这是德里达的盲点,而斯蒂格勒对此大做文章。


这里就引出了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Leroi-Gourhan所说的器官术这一概念。Ross指责德里达读了和用了Leroi-Gourhan的这一概念,但没有将这一重要概念用好。根据Leroi-Gourhan,工具发源式记忆使人从遗传式进化突入延异式的技术进化。根据斯蒂格勒,这也将是人这种生命的未来了:作为技术的人对技术的使用将使人走向一种延异的未来(这是Ross的文章的题目:《探寻一种延异的未来的落款》):人的未来或人的生命的未来,是对延异的延异。这一延异的未来是:人使用技术器官而使自己的技术式在器官术方向上作出进一步的技术进化,这其中涉及控制论的好的那一面(许煜在新书《递归与偶然》中所指出)。斯蒂格勒的药学、器官术和体外化思想,是我们今天理解我们在人类世中的命运的无法绕过的思想,相比,德里达的思想显得严重短视和形而上学了。


当然,德里达也想要朝向这方面思考的,却将这一延异的未来神秘化,将它说成了迎向各种它者的“之外的之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推婴儿车,推着才走,走了是因为我们推了,不推就不走。而斯蒂格勒说的延异之未来是:这个未来肯定是我们从不可能中惊艳地延异出来的,这就如失去两个手指的少年后来成了那一时代最伟大的吉他手,取决于我们身上的内因。


Ross断定德里达未能从器官术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延异的历史的生命,因此斯蒂格勒比德里达更好地理解和使用了延异这一概念。而且也因为斯蒂格勒从器官术的角度去思考了延异这一概念,实际上已大大地发展了这一概念。如:


1)对海德格尔的Gestell 和 Ereignis的这一对概念的解构:Ereignis 是对Gestell的延异。
2)逆熵是对熵的延异。
3)逆人类学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熵人学)的延异。

因为德里达不能从器官术的角度去思考,所以,他不能思考从弗洛伊德到雅可布的那一利比多经济/利比多熵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理解薛定谔和维纳这样的对于生命在控制论制约下作出的延异的思考:生命在与熵的本地斗争中能达到多大的延异,才有多大的未来!生命的这一追求是要通过非生命的手段去追求它自己:人的体外化就是人的技术使用过程,也被这一体外化如数码第三存留或大数据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所左右。德里达不能够体外化式地理解人的技术使用过程,对脑记忆和机构记忆的理解因而仍停留在体内器官进化上。因为不懂人的体外化是人这一技术式生命的命运,所以,德里达不是一个合格的人类世思想家。





附-1:延异:欲望的对象是一个绝对的独特体,这对象是两可和暧昧的:它本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差异,是一种与任何别的东西都无关的联系。它是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所称的延异。这样的一个对象并不存在。它并不在存在的平面上,而是在一致性平面上。它是一个无限的对象,而无限是不存在的。它给存在带来了一致性。


欲望对象被理想化和无限化,没什么可看的,也并不出于我们的必需(斯蒂格勒,《国民阵线的药罐学》, 200)


附-2:阅读勒胡阿-古昂的人类学时,我遭遇到了德里达后来会说及的“怪兽性”(妖怪性)--对此的分析会直接带我们来到今天的正在到来的体外化器官源发(a coming disruptive state of exosomaticorganogenesis)的扰乱状态,[1]在大约我被关押两年不到之后的那段时间里。


我当时正在被“评估”,就像在监狱里说的那样。一次次地,我会被从监狱提到法庭上,在那里,我与我的律师一起,去见正在评估关于我的文件的那一位法官。刑事法庭就会根据这位法官的评估,来定夺我的案子。正是这样在关押和审判之间我对于公共正义的观察之中,我将会发现希腊人所说的共同真相(alētheia)正义(dikē)和美(kallos)到底是指什么。


我一直在监狱里被关到1983年2月。在那期间,我没有投身宗教,而是投向了一种从哲学派生出来的心智情性(a noetic disposition)之中:也就是基于二十世纪初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还原(通过它来绕开“自然态度”)的“凝视的转向”。胡塞尔在他于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也就是第一本他的伟大的书中描述了这一现象学式还原。那时,他还称它为清晰还原(eidetic reduction),参考的是古希腊人的关于eidōs的说法。……


我就在牢房里开始操作这种现象学式还原,一开始是无意识的,是偶然地,在我的牢房的无声的空无里开始了它。我真真正正地重新发现了一直衬垫、调节着我的存在的日常过程的那一非凡层面。这一将我带到非凡层面的牢房,于是就成了我的个人实验室--多亏有了书,而且在这样的无声的空无里,书竟然没有消失,散落在我的牢房里的它们,就像是在我的沙漠里依稀泛着的来自那一现在已缺席的世界的细光--我发现了胡塞尔的著作。


我的读胡塞尔是先要绕到马拉美那儿的,正是后者说,“我说:要有花!”,于是也在我的阅读的静穆中,挑衅出了一个事件,后者并不是海德格尔说的“内在于世界中”的(也就是起源于世界之中)--因为,它造就了世界。


后来,实际上是很快地,通过德里达,我遭遇了写的问题,终于知道,写本身,作为遗迹,也在限定我对诗性语言的经验。也就是说,写不同寻常地限定了心智生命-也就是会思想、有精神和用智性[2](这三者,从亚里士多以来,就是被用来定义人这种非-非人(the non-inhuman)的可能性条件的)的生命--的寻常过程的可能性条件。……


今天,在我被从监狱释放三十三年之后,我想努力来思考和包扎式地思考这个像我曾经的那种样子的名叫弗洛良(Florian)的十五岁美国青少年的痛苦,努力去理解他为什么不再相信他会生育后代,为什么他不相信他这一代人还会有未来。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无法形成时代的时代抹掉了花、花园、城市、地球上的生命和其它等等的可能性,才使它这么绝望的(斯蒂格勒在《冲扰》中对于自己的监狱经历的回忆)。


附-3体外化:体外化不光是哲学概念,也不光是生物和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看生命及其环境和生态的全新眼光。斯蒂格勒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中,加进了控制论、薛定谔的反-熵(anti-entropy)理论、怀德海的分枝(bi-furcation)理论等新的宇宙论眼光。


如果城市是人类集体的器官式体外化的结果,那意味着,它是像电影片场里的昨天的道具搭建,我们每天必须用留下来的东西重搭。在著名的德赛托的“在街上行走”中,爬上过城市高楼的行人,将其他人都看成了昆虫,而他自己成了斯芬克斯(Sphinx),城市是从他眼里起源,城市必须每天都新,而且从“我”这里开始。这是非常好的对于作为集体器官式体外化过程的城市的解释。


再比如,在夏天,就比如昨晚吧,写字间里很热,我身上出了很多汗,很粘乎乎,过一会儿,由于身体和室温的蒸烤,它就冒出来一种奇怪的酒香,由一种我想摆脱的东西,变成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开始欣赏地来承受它。这就是:我们的体外化结果变成第三存留,本来时是毒是污染,但这时也成为我们的药,而且,不可商量地,也只有在它里面,才会有我们的“未来”。我们人类是控制论式在被锁在这个体外化过程之中的。污染和生态危机甚至战争,在这个体外化解释模型中,都被看成人类体外化过程中的一环。其它生物群的体外化是无意识的,人类却有意识,能控制论式地自我调节自己的体外化过程,从中升华或延异。


知识的生产也是体外化过程的一环。为什么我们要去生产新知识?为什么我要去读和写?根据体外化理论,昨天我写出的东西,对今天的我就是既毒又疗的,需要我重新吸收它到我自己身上,每天重新地。生产知识,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因为,不生产知识,我就会被昨天的我自己的体外化毒倒,必须通过今天的知识生产来救出我自己。今天我要生产新知识,是为了让我自己重新活得来劲。我必须生产知识,像树必然要生产氧气。

相对于“知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工作”?我是一个体外化有机物,我做的一切必须使我自己的体外化走向熵负(生命是熵负的过程,熵增到满就是死亡),也使我所处的群体或整个人类生命共同体走向熵负。我的体外化过程中的那些真正符合这一熵负的生命最高律令的活动,就是我的真正的工作。而在此之前,我仍在为自己的幸存而进行的工作,只是预备。而资本主义系统只在为它自己的幸存而损害人类的更高的利益。


斯蒂格勒的个人体外化过程一旦转向了“体外化”这个方向,他的全部思想都得升级,比如他原来的那个作为人工器官的技术、器官术和器官学概念,都有缺陷了。有了体外化这一概念,他曾与我说,就也应该将一把椅子解释成“体外化有机物(exorganism)”,而设计就应该理解成体外化的正吐和回吐之间的循环,像做陶瓷泥坯时,形状先是手给泥坯的,接着就是旋转的泥坯一次次暗示给设计师的手她到底应该要什么,而它是什么都可以交给她的手的。这制泥坯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设计师体外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在《妒忌的制陶女》中指出,一个村庄里的每一个家庭的女人的制陶方法都是不统一的,但都能一样成功,传给自己的女儿时,只需要三、四分钟,而子女的学习都是每次百分百成功的。从体外化的角度看,这就是意味着,制陶这里不是当技术来教,而是被看成人的体外化过程的一环,所以可变出如此之多的花样来。


[1]德里达讲了人和人的未来的怪兽性。有了***,人类的未来就有了怪兽性。进入人类世,人类的未来就有了怪兽性。斯蒂格勒从人使用技术这一角度去讲人用了新技术后就成了怪兽,必须由新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和公共力量来使人由怪兽重新靠近人的样子,但在下一步上,一用新技术,人就又走向了这种怪兽性。你看,在家里,孩子一用手机上网,家长就发现他们看上去像怪兽了。今天的科幻爱好者和超人类主义者的姿态在斯蒂格勒看来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能正视自己身上的人的这种怪兽性。
[2]去年Daniel Ross来同济大学讲斯蒂格勒哲学时一开头就要我们先弄懂亚里士多的这一关于心知的说法,认为这是斯蒂格勒思想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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