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姆·库哈斯|“大都市的生活”或“拥挤文化”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730   最后更新:2019/09/17 11:46:43 by 毛边本
[楼主] 陆小果 2019-09-17 11:46:43

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The New Alt 2019丨还有什么新的可能?

The New Alternative


2019,在艺术市场面临国际贸易冲突;国内经济环境不振;因为城市规划政策的调整、北京的诸多艺术家聚集区也受到影响;香港在高压的商业运作与变动的社会环境中,艺术如何发声?……在这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下,过去十多年来养成的艺术商业机制受到了新的挑战,看似成形的艺术体系在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中,也出现了新的裂隙。艺术家们需要在变化中找到新的生存与创作空间,机构需要寻找新的发展与运营方式,艺术市场的主流模式之外还有什么可能?这样的提问,不断在今年在各种行业聚会与交谈中出现?还有什么可能?


艺术家的自我组织,独立空间的创新型项目或者非主流类型的画廊……在我们的访问中,这些“新的可能”的面貌逐渐清晰,另类空间在艺术生态中作为补充性的存在一直没有消逝,但在艺术的外部环境面临剧烈变化的非常时期,对于“另类”创造性要求又格外不同,它不再仅仅是补充,甚或能开辟出另一条路线,让创作从既有的机制和空间中释放出来,艺术家也不仅仅一种职业,更应是对非常时期反应更为灵敏更具洞察力的眼睛。


我们延续在2018年开设的 “The New Alternative”栏目,关注这些别样的空间与群落如何与主流的体制周旋,展开更为多元的实验。或者在主流艺术体系内部,在美术馆与画廊空间中,还有哪些更多样的存在方式?


为什么不能有新的可能?回溯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的发展,无论在面对主流的政治与社会机制,还是市场化的操作,那些在机制转化过程中的缝隙产生的自发性展览,在面对压抑时寻找的表达空间,也往往是艺术组织与艺术家们的创作特别有原创性的时刻。


回溯在这四十年中的特殊时期,观察眼下的变化,在重新启动“The New Alternative”这个栏目时,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看到这样的原创性再度绽放。


国庆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艺术家郭鸿蔚基于作为外交公寓12号空间上一个项目的概念和布局——刘辛夷的“领馆办事处”进行推演和重置。他与“办事处”的团队,将外交公寓布置一新,并邀请了刚刚策划了一带一路双年展中国馆的著名策展人贝尔特·路在办事处里策划同名艺术展“欢庆时间”。在展览中,六位华人艺术家通过挪用西方艺术的经典作品案例,进行别具中国特色的创作,四位(组)外国艺术家则从中国现实中吸收养分,转化为创作灵感。


“欢庆时间”展览现场


欢庆时间”特有的空间属性和不同于一般展览的展出方式,都让前往的参观者想到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深远的上世纪80至90年代盛行的“公寓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动、展示空间也经历了巨变,从1970年代末的解禁,80年代的文化开放,到90年代的文化遭遇经济和市场的兴起,到2000年之后进入全球化的语境,都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空间,透过40年“公寓艺术”的嬗变,或许可窥见一斑。

“欢庆时间”展览现场


“公寓艺术”不是简单的替代空间,

而是在体制外自发的艺术交流

“公寓艺术”(Apartment Art)是艺术理论家高名潞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公寓艺术”是过去三、四十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始终存在的重要现象。尤其是在没有画廊、艺术空间存在的时代,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发生于“公寓”里的前卫艺术生态。“那是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现代性诉求的重要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最为激进的一部分。”高名潞说。

“欢庆时间”展览期间的外交公寓12号空间


在商品房出现之前,中国所有的家庭住房,不论是平房还是公寓楼,都是政府所有、公家的财产,是名副其实的“公寓”。在高名潞看来,“公寓艺术”不是一种简单的展览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而是一种不得已的甚至被迫地在体制外进行的艺术交流方式。

“无名画会”成员合影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一些被认为是激进和先锋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样式仍不能在公开场合展示,特别是抽象和表现主义形式的作品,一些年轻艺术家就在“公寓”展示自己的作品。“无名画会”的早期活动就是在公寓内举行。


艺评人武漠在“游离与自足”一文中写道,建于1958年,位于北京白塔寺西北胡同群落的福绥境大楼是典型的“大跃进”时期的产物。福绥境大楼305室是艺术家张伟1970年代的家,也是尚未成形的“无名画会”最早的据点。在这间18平方米的公寓,张伟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在墙上挂满画,椅子、桌子、墙角和门边也都放满了油画。除了艺术家之外,只有少数好友被邀请参观,他们聚集在一起,介绍自己的作品,讨论着国外著名画家、作家。在当时,一次秘密的展览一般只持续24小时,但地下展览附带的那些即兴活动,恰是精神碰撞的常态。

张伟谈福绥境大楼,视频来源:M+


199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了较之以往更大规模的“公寓艺术”。早在1990年,王鲁炎的家就成为他和朋友们讨论艺术的据点,逐渐形成“新刻度小组”。

“新刻度小组”在一起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附近艺术家的居室为中心的家庭创作活动在北京出现,并形成公寓艺术的一个中心。位于北京西城区和海淀区分割线上的甘家口是朱金石和秦玉芬的住宅。甘家口还是部委大院,一栋栋的俄式建筑也是典型的公寓建筑。1994年,刚从德国回北京的艺术家朱金石和秦玉芬夫妇,就居住在这里。那一时期,朱金石创作了一批“袖珍”的公寓艺术装置作品,并举办展览“开放的空间”,就包括《病床》、《时钟》、《临时房子》、《山水案》等作品,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仍旧当代性十足。

朱金石,宣纸堆-1994,北京甘家口,图片来源:艺术门画廊


朱金石和秦玉芬居住的甘家口303号随即成为北京前卫艺术的一个据点。此外,王功新和林天苗、徐冰和蔡锦、艾未未和路青等,还有北京的宋冬和尹秀珍,以及王蓬、王晋等都在几个以家为“据点”的私人空间中展示和创作了一大批不可展和不可卖的“廉价”装置和随机性的小型观念作品。这些作品很多取材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环境。展览之后即可能丢掉。这些公寓“据点”,因为超越其时代、地理的意义,成为那个时期当代艺术的一个缩影。

王友身,营养土,1994,图片来源:libguides.com


高名潞认为,九十年代的“公寓艺术”是在高度政治压抑的环境之下出现的。他们得不到官方公共空间的支持,只有回到私人空间。“九十年代的’公寓艺术‘正是在既针对国际也针对国内体制的无声批判中,创作了许多‘反媚俗’的观念艺术作品,这一时期的“公寓艺术”因此不但批判社会,同时也批判前卫本身。”


“公寓艺术”的昨天与今天,

政治与艺术环境都不一样了

当《艺术新闻/中文版》问及朱金石,相比30多年前,在今天再次呈现“公寓艺术”作品有何不同时,朱金石酝酿片刻,说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和做一遍时,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他表示,不同时期再看当时的那些作品,在家里和画廊、美术馆展出,空间、观看者都不一样了,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展览的参与者,当时的参与者成为今天展览的组织者的观察对象。


郭鸿蔚在做外交公寓这个展览前,他有另一个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方案。在策划那个方案时,他和张伟聊了很多当时“公寓艺术”的相关问题。“那个时期,他们对艺术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非常理想主义,非常强调个人的艺术价值,因为那时没有市场,甚至没有受众,创作是被限制的,画画如果不是不是那种标准范式下,体制内能接受的绘画样式,画出来也不能公开展示,只能在自己家里放着,可以叫朋友去欣赏。”郭鸿蔚比较今天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都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市场体制里去检验,让更多的人看,评判它的好坏,能不能被别人接受并且欣赏。所以说,艺术的价值就已从原来非常个人化的欣赏判断变成需要一种系统认证,一种系统的价值判断。”



“欢庆时间”展览现场


“而且在这40年间,刚开始的时候,绘画是一种非常实验、前卫的媒介,大家都是在绘画这种媒介里创作、推演,展现每个人不一样的语言差异,然后到现在,绘画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保守的媒介。”在郭鸿蔚看来,从1979年到2019年,已有40年了,艺术从完全的理想状态,从我们想象出的艺术的样子,没有艺术市场,没有国外的艺术系统,不知道当代艺术的样子,想象出了一种艺术的外貌。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已被纳入全球化市场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是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艺术品诞生的背景和环境的不同以及艺术家面对的环境差异。

艺术家郭鸿蔚在“欢庆时间”开幕现场


外交公寓12号空间所在公寓始建于1971年,是新中国第一片独享外交待遇,为各国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代表机构、各新闻机构及其人员提供办公、住宅用房的社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基于这里独有的国际资讯传播,体制外的艺术家们在这里进行“秘密”的艺术交流活动,外交公寓也成为中国早期当代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祥地。


在那个年代,外交官、外国人第一时间将国外信息带回中国;此外,他们还可以把中国新鲜,年轻人正在做的事传播出去,可以说,他们是传播中国当代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建国门的外交公寓历史照片,版权by BIAD,图片来源:journals.openedition.org

美术史学家巫鸿认为,实验性展览是实验的重心从艺术品转向展览本身的展出,实验的内容涉及到展览的场地、形式和社会作用。郭鸿蔚介绍,在外交公寓这样的艺术空间创作作品,最主要的是这样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和白盒子、画廊、美术馆这些空间不一样的上下文。外交公寓里有很多限制,这种限制有提供了一些其他线索,有点像“强策展”。创作者必须了解空间的背景,和这个空间本身的地缘,在这个角度实现创作。


被唤醒的“公寓艺术”,

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

“欢庆时间”展览现场


定义为“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外交公寓12号空间,在2019年已经走进了第四个年头。负责人彭晓阳对此定位,空间以艺术家自我判断为条件、基础,从以往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重要展览、思想形成以及生活经验等多条线索进行梳理。通过艺术家非公开性作品及档案资料的呈现,发现艺术家个体审美系统的建立过程。


早期的外交公寓里,许多非主流、体制外、边缘以及非法性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展览就在此处举办,因而,外交公寓12号空间先天具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赋予它的象征性意义。即便今天,外交公寓12号空间资助依靠个人和机构赞助的形式,展览为非公开形式,参观采取邀请制。

2018年,外交公寓12号空间展出“12号12人——外交公寓三年展 (群展)”,图为王友身《外交公寓》2016


艺术家王鲁炎表示,外交公寓艺术空间的出现,令那一艰难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以及渴望以非商业、非主流和体制外进行纯粹艺术交流的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而类似外交公寓这样的空间,因其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某一个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隐藏了很多与政治、历史文脉相关的东西,与现在基于艺术市场的当代艺术机构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

“欢庆时间”展览现场


公寓艺术的空间,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这里展开的项目,和其他空间会有一些实质上的差别,就像外交公寓强调的“可能非此空间不可呈现”。一方面,就像命题作文,它是一种限制;另一方面,空间也会给创作者更多的应对方式,甚至把艺术又还原到一种非常原生的状态下。郭鸿蔚认为,“这里的创作切实地和空间、上下文,甚至和地缘、时间、地域的限制发生关系,而不是一定做出某个具体的、稳定的,可以被放进美术馆或者博物馆这样一个‘被制造’出来,具有一种物质性状态的艺术或艺术品。


9月6日至8日,外交公寓12号空间参与在内的第四届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IAS)举行,本届被视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共有 24个国内空间和10个分别来自德国、澳大利亚、瑞士和日本的国际空间参与其中。

第四届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IAS)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hatsmags.com


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城市化建设带领着北京的当代艺术圈一同变化,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发展适合本地环境的灵活多变的运营模式。在北京,不少有别于画廊、美术馆之外的各种新艺术和小众艺术平台不断涌现,他们或分布在城市胡同里,或存在于私人公寓,甚至出现在居民楼的空间。这些空间以极强的概念为出发点,开放地对话并汲取城市的艺术养分,而不被规划好的艺术区所限定。这些空间在城市中编织出一个动态的艺术网络,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专题策划:叶滢
编辑:孟宪晖
撰文:黄辉

欢庆时间——郭鸿蔚个人项目

外交公寓12号空间

展至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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