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王崇桥

金曙炅与金运成，《和平少女像》，2011年，"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爱知三年展2019展览现场，名古屋，2019年

©KIM Seo kyung, KIM Eun sung

由“爱知三年展2019”中的一个单元“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引发的风波目前仍在日本社会各界发酵当中。对于开幕仅3天后便被紧急叫停的该单元，日本国内目前主要有3种声音。

首先是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为代表，对该单元内一系列以慰安妇问题、天皇和战争、日本殖民统治等为主题的作品展示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的右翼政客、团体和网民。河村曾多次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对于该单元中展出的由韩国艺术家金运成和金曙炅夫妇创作的雕塑作品《和平少女像》，河村说这是“践踏日本国民的心”的作品，“不应该在使用国家等公共资金的场所进行展示”，并要求停止继续展出。大阪市长松井一郎也对此表示赞同，“如果是民间的话可以自由展示，但不应该投入税金来做”，并称慰安妇问题“纯属谣言”。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爱知三年展作为文化厅的辅助事业，“由于审查时并未记载具体的展示内容，因此决定发放补助金时需要确认事实关系，在进行详细调查后采取适当措施”。“爱知三年展2019”在今年4月被选为日本文化厅的补助事业，在三年展结束后爱知县预计能得到约7800万日元的补助金。菅义伟的这一发言无疑为三年展主办方带来巨大压力。

被终止展出之前的"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展览现场

爱知县知事、三年展执行委员会会长大村秀章和艺术总监津田大介于8月3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出于安全管理上的问题，决定终止“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单元的展出。在展览开幕后的3天时间里，主办方收到了近3000条投诉和抗议电话、邮件、传真，其中不乏像7月“京都动画”纵火案那样威胁要“带汽油去美术馆”的恐吓以及针对接线人员个人的骚扰和威胁。津田称：“会场里还有观众和艺术家的作品。最辛苦的还是工作人员，（如果我们）强迫工作人员提高斗争觉悟则会构成骚扰。”此外，津田还表示行政对展览内容的过度干涉“属于《宪法》第21条¹中禁止的‘审查’”，暴力和抗议是“对文化艺术的恐怖主义”。

“正因为使用的税金，所以才更应该遵守《宪法》第21条，”大村在后来的记者会上表示。同时，对河村的言论提出批评：“行使公权的人说’这个内容好、不好’，就是（违反）《宪法》第21条对于审查的规定。”

在展览终止之后，针对主办方的抗议电话逐渐减少。然而，大村和津田的这一决定引发了包括参展艺术家在内的艺术界人士的抗议。

三年展执行委员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称，大村和津田未事先征求委员会成员意见、单方面终止展览的决定，才是“战后日本最大的审查事件”。参加三年展的72组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从政治压力和胁迫中恢复和继续自由的艺术节，并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设立自由开阔的讨论场所”。此外，日本美术评论家联盟、“女性·战争·人权”学会、日本漫画家协会、拥护表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日本笔会等组织均发表声明对展览终止的决定表示抗议，并呼吁主办方恢复“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的展示。

为表达对“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被叫停的不满，参加三年展的韩国艺术家林珉旭和朴赞景宣布退出三年展的展出。林珉旭发表声明称：“艺术家不应该屈服于以政治为理由、威胁表现自由的暴力。”一周后，包括林珉旭和朴赞景在内，于戈·龙迪诺内（Ugo Rondinone）、莫妮卡·马耶尔（Mónica Mayer）等12位参展艺术家发表公开信，要求主办方中止展出他们的作品，直到“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重新向公众开放。艺术家们在公开信中表示：“对（表现的）自由的攻击包括：（1）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不当的评论要求终止“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2）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声明，威胁要通过国家文化厅削减未来对三年展的资助；（3）众多匿名电话骚扰展览工作人员；（4）除非终止该展览，否则将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传真。”²

莫妮卡·马耶尔将其参与性装置作品《晾衣绳》更改为《沉默的晾衣绳》以示抗议，名古屋市立美术馆展览现场，爱知三年展2019

因此可以看出，即便大村秀章和津田大介宣称终止展览是因为“安全管理”的原因，但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影响和压力。在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要求恢复展览，参展艺术家不断撤展的情况下，该理由显得愈发苍白。反思这一有关表现自由和审查的展览遭遇了主办方的自我审查，也是极其讽刺。这一事件恐怕将为今后日本国内的表现自由蒙上更深的阴影。只要政府施加压力、只要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发起抗议，便能使少数人噤声、剥夺他人表达的权利。

这也体现了约翰·亚当斯的“多数人暴政”这一概念。抗议者一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不惜借助暴力和恐吓等手段，完全无视对方的意见，并且在对艺术家和作品背景未曾尝试了解的情况下，或借助公权或借助网络等，对主办方及参展艺术家施加压力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多数人剥夺少数人权利的行为，也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缺陷之一。

艺术家理应享有不受政治等理由约束，自由创作的权利。美术馆作为公共空间，出于保护员工和作品不受伤害的理由叫停展览的做法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艾未未在接受《纽约时报》³采访谈到2017年发生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审查事件时所说的那样：“当一个艺术机构无法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时，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剧。”迫于政治压力和网络暴力，无视参展艺术家的抗议继续关闭展览，而不是积极思考对策、奋力争取表现的自由，这也是本届爱知三年展上最大的悲剧。

此外，日本政府对艺术节、双三年展的资金补助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表现自由。由于高龄少子化的发展，日本地方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增长也随之变缓。地方政府为了激活逐渐衰落的城镇，开始将目光投在赞助艺术项目上。比起修建道路、学校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赞助艺术节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形象，还能振兴旅游业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于2000年举办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 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总开支约6亿5千万日元，其中3亿1千万日元为由政府拨款的“公共事业费”。参加艺术节的观众带来的消费总额大约有17亿日元⁴。“爱知三年展2016”吸引了超过60万人来访，相对于13亿5千万日元的总开支（其中约11亿为爱知县和名古屋政府负担），访客们带来了63亿3千万日元的消费增量⁵。

艺术家们能够像搭降落伞一样空降到这些遍地开花的艺术节，背后离不开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艺术家在驻留期间创作的作品以及最终呈现出的艺术节，在一定程度上也服务于政府提升形象、刺激消费的这一目的。即使政府不会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然而像本次事件一样，政府仍然能够在艺术节开幕之后威胁主办方重新考虑事后补助的金额。有了这样的先例之后，未来艺术节的主办方在提交项目审批时，必然会事先进行内部审查，排除存在被审查风险的艺术家和作品，以便能够确保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长此以往，被剥夺自由表达权利的艺术家将被完全噤声。

在日本全国热火朝天地筹备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际，为了给外国游客留下更好的印象，日本政府已推出一系列“净化”措施。明年，日本还将举办埼玉国际艺术节、横滨三年展、广岛三年展、札幌国际艺术节等艺术活动。如果此次爱知三年展中的表现自由不能得到保护，日本未来的这些双三年展和艺术节也只能成为日本宣传正面国家形象和振兴地域经济活力的附庸工具。这也是要求重新开放“表现的不自由展·其后”的原因所在。

注：

1. 日本《宪法》第21条第2项中规定：“集会、结社以及言论、出版及其他任何表达自由都能保障。审查是不被允许的。通信秘密不能被侵犯。”

2. http://www.artnews.com/2019/08/13/aichi-triennale-2019-work-removal/

3. https://cn.nytimes.com/usa/20170928/guggenheim-art-and-china-after-1989-animal-welfare/

4. 《大地の芸術祭 越後妻有アートトリエンナーレ 第1回展（平成12年）総括報告書》

5. 《あいちトリエンナーレ2016開催報告書》

文/王崇桥

王崇桥是日本《美术手帖》杂志编辑，生活和工作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