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克里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内Jennifer Steinkamp的《Mike Kelley 1》（2007）。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 ，Photo: Steve Travarca
1914年一篇介绍现代公共医院特征——裸露的墙壁、单调、“沉闷而乏味的外观”——的期刊文章中，一位患者对他的医院病房内的装饰感到无聊，所以他告诉护士转告下一位病人，为了节省他或她的时间，墙上点缀着391朵鸢尾花。 一个多世纪后，许多人仍将空荡、白色的走廊以及消毒剂的味道和医院联系在一起。有时，医院里还会稀疏地挂着些老掉牙的淡雅风景画。所以，设计师们是希望让细菌无聊到自动死亡吗？但如今，随着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各方面看待健康问题，已经有新的研究开始认真对待艺术在康复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自丹麦一份2017年的研究发现，医院候诊室的挂画、特别是抽象画，和患者的满意度有相当关联。2007年，一篇英国的论文阐明了艺术“不仅对患者本身健康也对健康结果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例如住院时间和疼痛忍耐程度等。”去年，蒙特利尔美术馆宣布与一家地方医院合作，允许医生为病人开出“访问博物馆”的处方。Aalborg哥本哈根大学教授Michae Mullins表示现在艺术对患者康复能产生有益影响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据记载，艺术可以通过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来减少疼痛感。”而Mullins教授也是《健康与福祉定型研究国际期刊》中对有关医院艺术研究报告的合著者之一。
克利夫兰诊所内，Spencer Finch的《Going-to-the-Sun Mountain》（2017年），James Cohan画廊提供。图片：Steve Travarca
对于哪种艺术对患者最有益或有害，学者间仍存在分歧。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抽象艺术不适合医院使用，因为“抽象艺术的意义模糊不清，会让患者们感到太过于开放无法阐释，这样他们就会经常处于陌生、脆弱，压力、不可预测和不安的情绪，”Mullins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比起艺术作品风格，其他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比如作品大小和摆放位置、颜色和对比度（患者喜欢鲜艳的颜色），形状和流动感（患者对此会有积极的反应）。杜克大学医院艺术与健康视觉艺术协调人Jennifer Collins-Mancour说，太过于前卫的艺术并不适合医院。“除了工作人员外，大部分人都不是主动选择来医院，而是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没有选择而不得不来。这一点并不像博物馆或画廊，”她说。同时，“在患者和他们的亲人感到最脆弱或快要失控的时候，这里（医院）不应该是考验他们的地方，”Jennifer表示。医院的角色不是去伤害或冒犯病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优美的风景画至少在病房里是合适的。从中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对一些治疗空间进行艺术装饰产生了兴趣，而当时教堂经营的医院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储藏室。尽管中世纪医院里的艺术通常是为了吸引圣徒前来治疗并鼓励他们进行祈祷，当代医院的艺术则是为了促进更加世俗化的治疗，但现今的医院装饰和以前历史上的先例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对全世界各地的医院进行了了解，研究当今医院将艺术融入治疗的一些创新方式。
巴塞罗那的St. Paul’s医院。照片：Menachem Wecker
早期欧洲的演进
即使是在12月的一个阴天，巴塞罗那哥特复兴式样的St. Paul’s医院也可以与高迪（Antoni Gaudi）设计的任何东西相媲美。徜徉在由建筑师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精心设计的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建筑内，精美的细节让人不禁为之震撼。而坐落于这家医院东南方向约600公里远的塞维利亚Hospitalde la Caridad是一家从17世纪后期就开始运行至今的医院，那里也充满了各种艺术杰作。其中最主要作品包括一系列六幅 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为庆祝慈善兄弟会而创作的绘画。这些装饰精美的西班牙医疗建筑（无论是已停止运营或正在使用的）都与现代医院通常给人留下的视觉图像形成了鲜明对比。“早期的欧洲医院和教堂一样，被认为是特殊的神圣空间，” 《修复身体，拯救灵魂：医院小史》（Mending Bodies, Saving Souls: A History of Hospitals）的作者Guenter Risse说，“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定期规律的休息、饮食、正念和忏悔。”Risse说：“随着医院逐渐被定义为疾病的载体——即所谓的‘入院治疗’——并需要更好的通风和化学清洁条件后，卫生标准也在19世纪有了很大发展。”
巴塞罗那的St. Paul’s医院。照片：Menachem Wecker
独立学者、同时也是《现代医院的崛起：1870-1940健康与治疗的建筑史》（Rise of the Modern Hospital: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Health and Healing, 1870-1940）作者的Jeanne Kisacky补充说，由于受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影响，出现了大型宽敞、又通风的病房，里面摆放着两长排共20到30张病床，并安装了很大的窗户。“尽管许多在气候较冷地区的医院都把病房连接在了一起，但理想的情况是每个病房都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病房与病房、病房与医院的其他部分之间都没有走廊连接，”Kisacky说。她还指出指出暴露在外面的空气中其实是为了防止空气传播病毒。“在这种病房内，不仅没有艺术，也没有任何突出的物体、任何裂缝或是角落（房间是圆形的），以避免任何会导致空气流通停滞、病毒藏匿或难以清洁的东西。”根据Kisacky的说法，医院墙壁经常被刷成白色。“白色被视为一种纯净的颜色而且能让脏东西显现，因此‘白’成为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视觉手段，表明该机构的干净程度，”她说。到了20世纪初，医院对“白”的要求有所缓和，病人可以在带有装饰的房间内休养。“我从一些照片看到，19世纪末有些大型病房内已经挂着一些图片了，但那都是例外。”Kisacky说。
草间弥生（Yayoi Kusama），《南瓜》（Pumpkin, 2014）。图片：David Zwirner; Ota Fine Art; Victoria Miro, Photo: Steve Travarca
克利夫兰的冒险
克利夫兰诊所是全美最大、最负盛名的医院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有着和艺术相关的传统。目前，它大约收藏了6800件作品，还不包括15000张艺术海报。2006年，诊所建立了一个内部艺术项目。两年后，它成立了艺术与医学研究所。“我们开始尝试改变医疗保健的范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无论是在这儿工作、是一个访客或是一位病人，都能感受到友好而丰富的氛围，”执行总监兼策展人Joanne Cohen说，“我们认为艺术是一味良药。如果它是高品质的作品，那么它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各种他们无法在别处看到、体验到的事情。任何能做到这些的机会，都会提升人们的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也希望能够让他人得到慰藉，”她说。当我参观诊所时，3800万平方英尺的展示空间包括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如Derrick Adams、Loris Cecchini、Spencer Finch、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草间弥生（Yayoi Kusama）、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Iñigo Manglano-Ovalle、莎拉·莫里斯（Sarah Morris）、Vik Muniz、Peter Newman，Trevor Paglen，Jaume Plensa和伊娃·罗斯柴尔德（Eva Rothschild）。Cohen说，这些收藏“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它们还能呈现出“壁纸效果”。然而，被她称为诊所“以病人为中心的策展实践”也包含着一些风险。“因为这是21世纪医疗保健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想努力创新，“她说，“我们会去看作品与人类境况相关的艺术家，而那些探索协作和创新概念的艺术家，其核心也是克利夫兰诊所的基石。“
Catherine Opie《Somewhere in the Middle》(2010/11) 的展览现场。图片：© Catherine Opie，courtesy Regen Projects, Photo：Neil Lantzy
这一收藏将面向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患者和工作人员，因此收藏重心还会放在致力于探索全球化世界、多样性、流行文化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等问题的艺术家身上。因为这些问题和观者密切相关。当他们进入医院时，可能不一定期待会有一场艺术体验，Cohen补充道。为了更进一步和观众产生连接，该团队还专注于收藏与该地区有关联的艺术家（人数占千余名艺术家中约18％），以及自我识别为女性的艺术家作品（这些艺术家作品占诊所收藏的约40％）。Cohen及其同事在公共场所安装和拆下作品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旁经过，从而产生了不同于画廊和博物馆内的各种反应。
（左）Sarah Morris，《Three Swans》（2008）。由艺术家/ Petzel画廊提供，图片：Thom Sivo摄影；（右）Inigo Manglano-Ovalle，《Blue Berg（r11i01）》（2017），图片：Benjamin Benschneider
有些人反映说他们的孩子也会去创作艺术，而有些人则深受启发，甚至会联系艺术家向他们致谢。这是一位女士在看到凯瑟琳·奥培（Catherine Opie）拍摄的22张照片后所做的事情：她用Google搜索了艺术家，并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她，正是和这些作品所度过的时光帮助了自己度过了难关。Cohen说，艺术家回复了这位女士，给她送去了一张她最喜欢的照片的小型版本。对于那些想要突破界限、让医院远离过分甜腻的风景画大军的策展人而言，那些故事提供了很好的证明。Cohen说：“如果风景画真的很漂亮而且还能混合些其他东西，我会很支持这些作品。诊所的策略是如果我们打造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收藏，那么人们会给予它更多注意。全面而多样的收藏才会让它更具力量。
Ann Hamilton，《O N E E V E R Y O N E》（2017）。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Landmarks委员会。Photo：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Landmarks. Photo: Paul Bardagiy
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名为“Landmarks”的公共艺术项目，在校园建筑内和其他空间安装艺术品。该项目的创始人兼总监Andree Bober尽管此前没有在艺术和医学交叉领域内工作过，但她随后委任艺术家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创作了《O N E E V E R Y O N E》，安放在学校的Dell医学院和其他校园医疗机构内。汉密尔顿拍摄了530名与大学医疗保健空间有关的人，他们既可以是患者也可以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这些被拍摄者站在一个好似结霜的膜状物内，他们的身体与塑料膜接触的部位产生了一个清晰的焦点，而其他一切都消失了。这样拍摄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近似于具有浅景深的大致图像，但并非通过相机的设定实现的。站在他们面前，我感受到了一种飘渺空灵的感觉，每个人都看上去如天使一般；同时，我又好像是坐在像《星际迷航》一样的传送机里，被送往一个遥远的地方。“Ann的作品以更直观的方式探讨了触摸为何是所有治疗和关怀的基础，”Bober说。她回忆起与医学院院长S. Claiborne Johnston就脑波研究而进行的一次对话，该研究表明，观看艺术作品所激活的大脑部位，和碰触所激活的部位是相同的。Dell医学院的课程包括“学习艺术以培养同理心”，其医疗健康设计学院则已经不再设有等候室，取而代之的是给每位患者分配一个房间，各位医生到各个房间报到。在此背景下，汉密尔顿的创作涉及到了大学机构中逐渐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与正遭受着痛苦和脆弱的患者的交流。Bober表示，当Ann拍摄的一位病人去世时，其肖像前就会成为家人聚集的地方。“它成为了一种纪念，”她说道，“家属都很喜欢这件作品，因为它捕捉到了逝者的灵魂。”和Cohen在克利夫兰诊所的发现一样，Bober认为很难预测医院里的人会对墙上的艺术作品有什么反应。“一些看似无害的事情都可能成为触发他们的因素，”Bober说。例如，医院里红色的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绘画让一些患者及其家人马上联想到血液。
Marc Quinn的《Spiral of the Galaxy》（2013），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片：Paul Bardagiy，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Landmarks
在推特上，其他医疗机构的患者们对病房墙壁上的艺术作品作出了不同评价。有人说，病房里的一件作品让她/他想到了电视剧《欢乐满屋》（Full House）中的Stephanie；另一个人非常喜欢房间里美丽的花；有个病人认为自己病房里的作品像是“一个倾斜得很奇怪的谷歌涂鸦”。还有一个病人则喜欢自己房间里夏加尔的复制品；一位病人发布了一张版画的图片写道，“我的医院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假画。真是个骗子。”另一个人分享了一幅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969年作品的印刷品，并在推特上对着这个年份说，“这个（年份）出现在我医院病房里的一幅画上。我很讨厌它。我想要一个新的房间”。还有人发帖说，“我医院房间里的这幅乔治亚·欧姬芙，是我见过的她最糟糕的一幅画。”有个患者贴出了一张画有大蒜、柠檬和洋葱的绘画，并写道：这是上周我医院病房里的一幅画。我称之为“我们正在制作水果奶昔。感觉不会太好吃。”对于医院病房的作品回应中，最具创造性的一条可能是这位推特用户：“在我的病房里有一幅画着豪宅的画作。它提醒着我，这些我所支付的账单是为何而付。”一个人在生病时看到艺术作品的心情，和在健康时看到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当你意识到你所面对的是把健康放在最首要位置的一群人时，阐释作品的方式也会因此改变，”Bober说道，“（除健康外）其他任何一切都是分心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