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吴明益，“苦雨之地”在2018台北双年展的展览现场.
在回访多数观众各自对去年台北双年展的印象时，会有种奇特的体验，好像受访者的脑回路一下子都被同步了。我发现，烙印在不同观众心版上的，往往是吴明益那方深绿色的低调房间。作家展出了当时正要付梓的短篇小说集《苦雨之地》中，六帧生态科幻短篇的节选段落，以及相应的自然绘画。
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受访者？也许是因为选入的文字带有与展览整体共振的效果，也应是由于作家用最素雅的方式回应了：在面对环境和自然这等真正的“伟大户外”时，创作者的深思和想象还可以成为一些什么。
这本小说在今年出版，由六章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主人公都有个时刻会遭遇一种名为“云端裂缝”的病毒袭击。它会算准故事角色的情感缝隙，让他们读到至亲之人锁在个人档案夹里的树洞秘密。由秘密引发的美学追寻，则摆荡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也摆荡在吴明益的生态科幻以及生态批评写作之间。每每到叙事的高潮处，意象开始代替情节的推进，小说家在让人们出神的时刻里，放入了从科学和幻想、科幻和生态到人造和天工等议题。小说集中堪称壮美的一处描写出自《恒久受孕的雌性》，在一幅末世的海洋场景内，主人公沙勒沙开头便讲述了他的奇妙见闻，也是作者在虚构／非虚构缝隙中透露的淡淡一问：
受伤的鲸血液染红大海，猎人跃入海中憋住气，在红海中用最快的速度缝合鲸嘴，让肺存着一些空气，借以保持鲸身不沉入海底。沙勒沙对这段描述印象深刻，在水底缝上鲸嘴以防鲸身下沉很有文学魅力，可能也会有文学评论家努力解读这个象征，但实际却是错的。不过即使知道如此，沙勒沙闭上眼，还是会听到那虚构的歌声、祷词，和潜入水中时耳畔水流与气泡的声音，并为之着迷。
简言之，艺术意象悖离科学事实仍旧动人。这不正是当科学／幻想走到一起时，必然引发的美学命题？在吴明益笔下，几篇故事都透过濒临绝迹的物种引发相关的思索。在《恒久受孕的雌性》里，沙勒沙逡巡海面寻找应已灭绝的蓝鳍金枪鱼。但，既然灭绝，为什么还要找它们的下落？吴明益动用整本书来作答：生命即便灭绝，没法再继续春蚕吐丝般的物种演化，却能够活在作家的各种角色和情节当中，参与其他物种的“精神演化”。
吴明益，《云在兩千米》，2018，色铅笔、纸本，26×38cm.
精神演化是吴明益一贯的母题。《恒久受孕的雌性》如是创造了各种意象：以械齿鲸为名的研究船Zeu，带有仿生的外骨骼结构，运动时如活生生的鱼类；而驾驶这艘船出海的主角，则像是沾染了消逝中的达悟族人的气息，天性要出海，不能长居岛上。吴明益在小说中示范着如何动用各种不同于“我”的视角。透过对达悟族的体认，作者带起冲浪般的思绪：比起小岛的幅员，海面辽阔不知多少倍；同样的居住面积，有可能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口密度。
类似“恐怖谷”效应的时刻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沙勒沙和他的船员们意外捕获大型蓝鳍金枪鱼，却在切割鱼肉时，在眼窝处发现锭状的人造材料，而且还连着各种金属管线。这种赛博格生命，冲击了他们本来想要搜寻的鱼群的定义，但寻鱼任务却很难说是完全失败。这样的写作让科幻和生态像是淡水咸水的交汇。在这种交汇中，清水和盐水的关系不再分明，而只是比例的问题，人造和天工之间的关系也早已模糊。
在吴明益的写作中，“叙”跟“议”一直保持着一种精巧的对称架构，界限同样暧昧不明。这和他在生态写作方面的论述积累不无关系。小说中的意象往往可以在他的论述著作中找到另一枚完全对称但有时截然相反的论点。例如前文引用的一段防止鲸身下沉的故事，它所展示的文学虚构力量，就可以在吴明益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找到思考的原型：
夏曼·蓝波安、撒可努当然可以描述他们在海洋、森林中的神秘体验，但读者却很难接受夏曼·蓝波安没有潜水经验，撒可努从未猎过山猪。也就是说，即使是以生态批评的角度扩大这类作品（自然书写）的定义，“非虚构”仍是文学呈现人与环境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有的时候甚至是文学魅力的重要来源。
（吴明益，《自然之心——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批评》，新北市：夏日出版，2012, p.23-24。）
整本《苦雨之地》处处是跳出他之前论文框架的细节，等待愿意在故事和论述之间交互脉冲的读者发现。或者说，吴明益的小说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读者可以像蹲在地上发现土与蚯蚓的关联那样寻找他的小说和他的论文写作之间时隐时现的联系。对土壤的注意力在《苦雨之地》收录的另一篇小说《黑夜、黑土与黑色的山》中，却是一则早在主角的基因里就决定的事实。有台湾血缘的索菲生下来就是“长不大的小不点”，因自卑常低头，索性特别亲土，长大后成了蚯蚓科学家。她被领养而远赴欧洲，仅有的台湾高山经验，只在她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般的“云端裂缝”钥匙后，才由她德国养父的一次台湾山难记忆展现出来。养父当时的躲藏地点，是被布农族的山难搜救者的梦境所预兆的。
鸟居龙藏于1900年前后于台湾拍摄的鲁凯族人，身穿一袭云豹背心.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若从故事的外面看进去——吴明益的论文中还可以读到一位带着国外学历和科学知识，走入玉山调查台湾黑熊的作家黄美秀。她（代表了现代性的科学-宇宙观）在遭遇森林高地的生态-宇宙观冲击之后，“开始接受布农人梦兆的说法”（ibid）。
另外，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Torii Ryuzo）在20世纪初拍摄的台湾鲁凯族人身披的云豹背心，收录于吴明益2014年的摄影论述文集《浮光》，也可以成为本书六章短篇之一《云在两千米》中主角逐步成为云豹这一故事的另类入口。
如果愿意承认文学的入口不止一种，也许，科幻小说家都应该熟悉一些关于生态的进阶思辨。关于科幻和生态的对称关系也许不难理解，至少在改革开放时期写出科幻伤痕文学巨作的童恩正就有此认知。他在其学术著作《文化人类学》（1989）中，就提到：人类当前面对大型环境问题的解套方式“不能光靠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而是需要文化的帮助，甚至涉及发展新的认识论，来促进文化层面以至于生物层面的环境适应。（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如同小说的入口有很多种，《苦雨之地》的“苦”也有很多意思。“苦可以因为雨少，也可以因为雨多”。“苦”的意义像涟漪，从水平的轴线向外散去。吴明益的写作也像是“平面的本体论”：不是仅仅通往人文深处，而是在摊平的美学、技术、伦理、自然的各个空间，寻找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