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梅田+泽拓
发起人:artforum精选  回复数:0   浏览数:1308   最后更新:2019/05/22 10:44:58 by artforum精选
[楼主] babyqueen 2019-05-22 10:44:58

来源:scope艺术客


亚马逊生态球外部,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亚马逊的生态球和一座谦逊的美术馆有什么关系呢?作为一种劳动,艺术所受到的异化正在日渐加深吗?还有哪些反抗是美术馆中即有的生产方式仍然无法吸纳的?我们只需要观察,在哪一个瞬间,谦逊的美术馆再一次丢弃了它的谦逊。因为,这时候它所面对的,往往是仍难以被消化的坚硬之物。


谦逊的美术馆即是亚马逊的生态球吗?

撰文/奚雷


奇妙的工厂

在采访完汉堡火车站当代博物馆馆长克纳普施泰因博士之后,我来到了阿格捏斯卡·波尔斯卡(Agnieszka Polska)黑暗的房间中,看着屏幕上一株巨大的蓝雏菊向我袭来。面对这株蓝雏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亚马逊西雅图总部那三个造价不菲的生态球。这几个历时七年、耗资四十亿美元的生态球收集了来自各大洲的两万五千多棵奇株异草,并通过高科技和未来主义的建筑理念巧妙地再现了热带雨林的地貌奇观。它们是西雅图的新地标,一个昂贵的绿色天堂,一座超越了植物园的植物园,一间象征着未来并激发出员工所有想象力和潜能的美妙办公室。

但是亚马逊的生态球和一座谦逊的美术馆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美术馆和亚马逊的生态球都被视作为奇观:首先,它们本身就是被当作奇观给建造起来的;其次,就像美术馆展示艺术作品,生态球展示异域植物那样,这两者也皆是收藏和呈现奇观的空间。可以说,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美术馆和生态球都是被特殊对待的空间,是有别于其他城市空间的场所。而作为公共空间,虽然它们是产生普遍性的场所,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地方,但是这种准入的普遍性也建立在其本身的特殊性之上,因为它们是特别的,它们在物质上占有着各种类型的奇观,所以它们才值得向公众开放,并赐予人们进入其特殊空间权力,让人们也可以享有奇观,或是享有呈现为奇观的特殊性。

1852 年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时火车 站还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生产的空 间,作者:Johann Poppel,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将美术馆和亚马逊的生态球视为奇观,我们将会发现另一种幽灵般的、统治着特殊性的普遍性。这时,美术馆和生态球都不再是奇特的地方,它们与其他社会空间一样,都是进行生产的空间。它们的产品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却都是被当作特别的、微观的奇观所生产出来的:作为亚马逊公司办公场所的延伸,员工在生态球中生产代表着行业未来的服务、技术和信息,而美术馆则通过策划主题展览、委托艺术家制作作品以及举办讲座和研讨会,生产出了引导着艺术实践的知识、术语和话语。

书之帕特农神庙,摄影:Olaf Kosinsky,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就如黑特·史特耶尔所形容的那样:美术馆已经变成了“社会工厂”[1]。而不光是美术馆,其他社会空间也早已被纳入了生产,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巨型的工厂,生产也已经逾越了社会中一切原有的边界,打破了工作和闲暇生活的区别,混合了真实和幻想——正是这种这种生产方式统筹着作为奇观的美术馆和亚马逊生态球。而美术馆不但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变成了宏观社会工厂中的一个生产环节,其自身也成为了一座生产奇观的工厂,而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长、艺术研究者甚至观众都在这座工厂中成为了劳动者[2]。它所生产的,并不只是居依·德波所描述的图像景观,而更是意识形态的奇观,我们在美术馆中通过艺术来生产自由主义、后殖民批判、女性主义等等一切能够满足意识形态市场需求的产品,而在这意识形态的供求市场中,资本也引导着艺术工作者们对社会现实的想象。因此,特殊性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扮演着一种生产要素,美术馆和亚马逊的生态球一样,通过奇观的空间和奇观的图像生产出了作为奇观的意识形态商品。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中米努金(Marta Minujín)那陈词滥调到可怕的巨型装置《书之帕特农神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件作品虽然被放置在卡塞尔的弗雷德里希广场上,但是文献展是依托于美术馆而举办的,因此广场仍然可以被视为美术馆空间的延伸):文献展中的卡塞尔城市空间和这件作品所搭设的“帕特农神庙”形成了奇观的空间,这件作品本身(尤其是组成了神庙的那十万本禁书)则构成了奇观的图像,于是,将这两者作为生产资料,便生产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奇观,即是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言论自由与所谓反动力量角斗的奇观——虽然这种奇观已经就像日历上的威尼斯风光一样媚俗。而人们也早已无数次地揭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之间的共谋。这个被生产出来的奇观,就像亚马逊的生态球所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一样,最终都将服务于资本,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是一件贩卖怀旧的产品,而后者则是一件贩卖未来的产品。

那么,美术馆和亚马逊生态球中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同样存在着剥削和不平等?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对此,《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可以被看作一个完美的比喻:在梦境般的工厂中,只需给工人分发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巧克力,而不需要支付任何工资;同时,只需不停抽打奶牛,就可以得到取之不尽的牛奶。美术馆和亚马逊的生态球就是这样的巧克力工厂。首先,支付给工人的,就是工人所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产品——对前者来说,这些产品就引导着艺术作品、展览和活动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景;对后者来说则是一种试图代表行业未来以及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这些产品不再以物质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而是通过改造劳动者的思想来完成支付,劳动者于是喊道:“我们代表了进步,我们为社会谋取福祉,我们为社会的未来而劳作。”其次,这些意识形态的产品在被当作工资支付给劳动者的那一瞬间,就转化成象征资本[3],变成了一种对劳动者的再投资,以便他们生产出更多的意识形态产品。自此,奇妙的工厂便可以分泌出永不枯竭的意识形态牛奶。

亚马逊生态球内部,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谦逊的美术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亚马逊所建造的这三个生态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办公条件,为他们谋求了福利。且不论是否出于幻想,生态球以及它所代表的理念也确实为员工的劳动进行了加持,人们的劳作变得更加愉悦了,他们不再需要簇拥在拥挤的办公室中,呼吸着浑浊的空气,而是坐在热带雨林中,坐在这些昂贵的绿色植物中,通过劳作来浮想着未来。

而美术馆又为它的劳动者谋求了那些福利呢?答案是:美术馆的谦逊。

在明晰谦逊的定义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谦逊的对象,以及什么是谦逊的反面——不谦虚的美术馆。

不言而喻,作为工厂的美术馆,依然难以脱离剥削的结构,也难以避免艺术劳作的异化,而只要存在异化,就必然意味着相应的抗争。当我们回顾艺术史,会发现数不胜数的的例子能够证明,那些重要的艺术运动似乎最终都指向了对美术馆的抗争,而在艺术生产的维度上,这些艺术运动也指向了工厂的劳工运动:印象派通过举办落选者沙龙来抵抗基于博物馆的沙龙展览制度;大地艺术和网络艺术(net.art)通过创作无法在美术馆中所展出的作品,来否定美术馆的展览空间;体制性批判艺术(Institutional Critique)则甚至不再只对艺术形式做文章,而直接对博物馆进行制度性的批判。

而不谦虚的美术馆,就像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厂,是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抗争的美术馆,是除了压制之外就对抗争手足无措的美术馆——汉斯‧哈克(Hans Haacke)那些在七十年代被博物馆封杀的展览就是典型的例子。[4]不谦虚的美术馆还未意识到,或者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还不允许其认识到,面对抗争,还有一种高效且廉价应对策略:那就是在反抗面前保持谦逊。

阿格涅斯卡·波尔斯卡作品 The Demon’s Brain,© Agnieszka Polska, Courtesy ŻAK | BRANICKA, Berlin and OVERDUIN & CO., LA


而一座谦逊的美术馆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过去十几年里,对美术馆和艺术机构的质疑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美术馆已经不再直接打压和消除斗争,而是发展出了引导和接纳斗争的谦逊策略。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在面对2017年国家美术馆奖入围艺术家所引发的争议时,就采取了这种谦逊的策略:一种聆听抗议者、与他们交谈并满足他们愿望的姿态。而谦逊的策略不仅仅限于对抗议者做出关心的姿态,也引导着抗争,甚至最终将抗争转化成了能够为自己所用的力量:现在,美术馆不再将抗议者的挑衅和反抗视为偶然发生的棘手事件,而是将其转化为了一种艺术实践的模式,或者说,一种艺术的生产方式,甚至进一步地,美术馆将自身从反抗的对象转化为了反抗的场所——当我们回到《书之帕特农神庙》这个例子上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转换是如何进行的。如今的博物馆中,也正在乐此不疲地生着产类似的反抗性艺术——当然这些作品往往比《神庙》更加高明——它们的主题是被精心加工过的,它们在知识和话语的仔细地包装下,被一条抽象的、个性化的、庄严的生产线传送到美术馆的空间中。于是,美术馆这个原先被视为抗争对象的场所,这个被汉斯‧哈克视为意识形态审查的空间[5],就由此转化成了抗争的空间。

齐泽克在评论法国黄马甲运动时,关注到了运动中斗争的分散性。他认为,黄马甲运动后期出现的那些流于表面的左派意识形态抗争,分散了运动的力量,并由此瓦解了运动本身,而这些左派所抗争的内容——即是各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则因此成为了资本维护自身的最后壁垒。具体地说,运动后期那些混乱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掩盖了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从而让人们忘记了最关键的抵抗对象,即是让法国的劳动阶层收入日益萎缩的资本主义系统。[6]而相比黄马甲运动中以政治正确来掩盖主要矛盾的手段,在作为抗争空间的美术馆中甚至发展出了一种更为隐蔽和先进的模式。作为工厂的美术馆用谦逊的姿态,通过引导抗争的方向,塑造抗争的对象,将抗争转化为了艺术的生产,借而消除了抗争本身。

这种被生产出来的抗争,不光涉及诸如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女性主义等这些不总是将资本作为直接批判对象的议题,也涉及对资本本身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具体对象、内容和方式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加工:当我们观察当下这些将资本以及相关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的艺术大展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批判往往是如此浅尝辄止,恰到好处。浅尝辄止,意味着不过度破坏即有的艺术生产方式;恰到好处,则代表了这种批判可以被吸纳进即有的艺术生产方式之中。具体的说,在美术馆对资本的抗争中,要么就是以艺术的暧昧性为名,含糊地喊出批判的对象,要么就是将其置于既定的过去、不确定的未来或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时只是顺带地将其与美术馆所处的此时此地相联系,而这种联系绕过了真正致命的危险地带,它所带来的威胁不但可控,而且能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添光加彩。这种批判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抗争对象掩盖了真实的抗争对象,而其他批判的对象也往往如资本一般被转化和塑造成了奇美拉,一种被幻想出来的生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抗争的生产虽然基于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同时又在生产过程中与真实相脱离,并制造出了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形成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封闭循环。就像一个虽然游历了很多国家,但依然对其他的社会和文化不甚了解的欧洲艺术家,在后殖民主义批判艺术作品的影响下,也可以通过艺术创作炮制出同样的意识形态。因此,谦逊的美术馆不但逐步用幻象代替了关键的抗争对象,而且正在不断地生产着这些被幻想出来的、抗争的意识形态。

阿格涅斯卡·波尔斯卡作品 The Demon’s Brain,© Agnieszka Polska, Courtesy ŻAK | BRANICKA, Berlin and OVERDUIN & CO., LA



不谦虚的美术馆

作为一种劳动,艺术所受到的异化正在日渐加深吗?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劳动者边界的消失,异化的对象也随之扩大了:在今天,无论是艺术家、策展人、作家,甚至是坐在电脑面前观看艺术作品图像的观众以及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只要我们的实践与美术馆的生产空间相关联,我们就已经成为了被异化的对象。同时,异化也正在隐蔽自身的过程中变得更为致命。而我们还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对异化自发且必然的反抗之上吗?或者说,还有哪些反抗是美术馆中即有的生产方式仍然无法吸纳的?

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只需要观察,在哪一个瞬间,谦逊的美术馆再一次丢弃了它的谦逊。因为,这时候它所面对的,往往是仍难以被消化的坚硬之物。


[1] Steyerl, H. Is a Museum a Factory?[J]. E-fluxJournal, 2009(7).


[2]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在《电影的生产方式》(The Cinem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中指出,影像媒介的发展将资本的生产从真实空间中扩展至了观众的大脑皮层。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观看既是劳动(to look is to labor),观看的过程也已经变成了为图像增加价值的过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工业中,一幅图像被越多次地观看,就越有价值。就如,狗仔队之所以只会拍摄明星,而不会拍摄普通人,是因为在此之前,前者的图像就在无数次的观看中比后者的更具有价值。


[3]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将客观的等级制度、权力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转化为了人们乐于接受的、合理合法的理想社会秩序。而在这种社会的象征体系中,象征资本代表了被人们所认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资本。他将学位视为一种典型的象征资本:在合适的场合和时刻(就如在公司申请职位时),作为象征资本的学位可以被轻易地转化为其他资本。在艺术的生产关系中,被当做工资支付给人们的意识形态产品,也恰是一种象征资本,因为这种改造着人们思想和愿景的意识形态,恰是在美术馆中的象征体系中孕育而生,而人们在被改造了意识形态之后,也继而成为了这个象征体系中的得益者。


[4]汉斯‧哈克在为古根海姆博物馆所作的作品《1971年5月1日夏普斯基家族曼哈顿房地产持有:真实时间的社会系统》中,调查了夏普斯基集团如何通过其下属的诸多子公司和空壳公司暗中操盘着曼哈顿的房地产业。这场展览在开展前就被博物馆单方取消了,而博物馆给出的原因是,哈克在作品中过于指名道姓,不符合艺术的普遍准则。这场封杀让人们普遍以为,博物馆董事会与夏普斯基集团在利益上有所牵连,但事实是,董事会在当时和曼哈顿的房地产业并无瓜葛。多年之后,汉斯‧哈克在一场采访中道破了迷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触犯到了博物馆的意识形态,因为博物馆背后的古根海姆家族本身就是所有权资本游戏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不希望打开讨论这些议题的闸门,因为这最终可能波及其自身的利益。


[5]见注释4。


[6] Zizek, S. How Mao would have evaluated the Yellow Vests[EB/OL]. https://www.rt.com/op-ed/447155-zizek-yellow-vests-franc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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