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征计划  陈玺安

文 / 陈玺安

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在“城市穿戴着我们——关于分布式传感和感知范围的笔记”中所涉及的科技构筑视野，坐落在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交汇之处。在这里，捕捉神经、血管等生物信息的机制，和信息反馈的通讯机制两者正进一步朝向城市尺度发展。他的笔锋游走在可穿戴设备、联网的无人驾驶车、身体表皮和云端数据之间。需要指出的是，皮肤作为一个重要的介质，上有“云”，下有血管。如果我们熟悉一些发展中的智能医疗，这层关系会是：穿戴式设备能够24小时帮助我们实时监测自己的身体。有史以来，人们的身体第一次从内而外打开，这些非人的感知物比我们更了解我们黑盒子般的身体。（它是个黑盒子，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身体内部具体的变化轨迹是什么）。再向外而论，装上这些感应器的房车，联网但载着用户，它一面感应着外面的环境，也不忘关照坐在内部的人们。

近年有许多正视这种机械感知的研究面世，也许最能说明其历史的，会是奥里特·哈尔佩恩（Orit Halpern）的《数据之美：1945年起的视觉及理性历史》（2014）。这本书描绘冷战以来，包括控制论以及认知科学在内的视觉系统如何在视觉的层面上发展出一种理性的形象。这种“美”以及“感知”所涉及的范围，自然和艺术领域以风格论及作者论的认识方式大相径庭。

奥里特·哈尔佩恩，《数据之美：1945年起的视觉及理性历史》中提到的作为“智慧城市”范例的韩国松岛新城。图片来自于哈尔佩恩

在何锐安2018年关于亚洲金融研究的作品《亚洲不奇迹》中，他顺着金融泡沫的跨国轨迹，抓到了一个宝贵机会，敏感地捕捉到了亚洲城市的转向：从90年代亚洲金融奇迹的无序城市化，到下个十年，以韩国松岛这个控制论的试验场为例的未来想象。他指出，世纪末的亚洲城市的阴暗面，几乎是种好莱坞的套路，在这些电影中，亚洲城市的资本流动几乎千篇一律用藏污纳垢的昏黄室内场景开始非法交易的桥段。亚洲城市充满了城市治理感知不到的地方。但那是亚洲金融风暴前后的景色，充满了人性。而今天，城市中，多数带有感知力的器官，则是由像是监控视频回路这样的事物，以抽象和非人性而定义的。

何锐安，《亚洲不奇迹列表》，纸上数码打印、亚克力灯箱，尺寸可变，2018（图片提供：长征计划，摄影/ARTEXB）

松岛这样的案例仅仅是智能城市的一次失败投资，但是，整座城市变成了停尸间，刚好有利于来访者观察它的智能骨架，以及其背后的控制论架构。不过，智能城市的发展，对布拉顿而言仅仅是现有的传感技术，并非它最令人期待的版本，毕竟智能城市让人们误以为在传感技术的良好运作下，人们最终只有受制这一途。为了打开可能性，“城市穿戴着我们”动用了几乎是科幻小说的笔法，或者，至少是带有科幻敏感度的科技评述。但结构轻巧，寄理论于小说之中，或者，寄科幻于与建筑学的研究里，带点鲍德里亚论建筑的调子。

在文中，他试着想象如何更进一步运用传感器的可延展的部分，并不是只安于利用可穿戴设备的“关键性能指标和基于过时的社会环境做功能优化”，而是让用户们以此感知设备开发相互之间不同于一般的联系方式，并发展出一种“难以估计的生物符号学”（第4页），或者是将技术发展从“人类自己的使命感垄断之中”松绑出来，而发展：“来自植物的训练数据，给乌鸦尝试增强现实，以及昆虫的人工智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从布拉顿再早一些的著作《堆栈：论软件和主权》发展出来，更为风格化，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着重在政治学层面上：数码及云端的技术发展如何重新定义自然和政治的架构。后者从细节入手，并聚焦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它和不同的感知技术之间互动的潜力。

本杰明·布拉顿，《堆栈：论软件和主权》书封

本篇文章最有意思的，也最为值得讨论的，也许不仅仅是上述的数字跨物种过剩。而是最为基本的技术伦理准则问题。对布拉顿而言，技术伦理不可能仅仅以道德标准限制其发展：

“生物设计的要害并不在于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在于将人体重新神秘化为流动的物质；生物设计所设计的这个主体，就是作为物质形式的生物和它所栖居的材料本身。在这里，［生物］设计的构筑基础是化学。”

换句话说，若要判断生物设计是否越了自身本体论的边界，并非是基于语言和道德的批评，而是下层建筑决定论的：基于是否合化学之理，是否能够在化学层面上解放人的动能。对此，我倾向于更同意同篇文章中所做的另一点声明，布拉顿在文章开头没多久便提到，“也许我们需要一种给机器人的情感理论”，这样的理论会是关于人和物之间如何释放情感，如何依存（belonging）或者释怀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