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周妥的“布斯特洛菲东”式描绘
发起人:陆小果  回复数:0   浏览数:1569   最后更新:2019/03/07 16:40:31 by 陆小果
[楼主] 另存为 2019-03-07 16:40:31

来源:日常陈述  金锋


Ⅰ、《表现主义》是一部90分钟的影片,徐若涛花了四年的时间才拍摄完成。里面出演的人物基本都是艺术圈的,有些都是事件人物。比如H君,比如Y姐。而疯子的介入,据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是真疯了,不然演不到如此彻底的程度。影片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常规的叙事像玻璃球散落在了桌面上一样,不能按照章节联想。那么,影片究竟在拍摄什么?有一些标签似乎能贴上,比如影片拍摄了一大堆麻烦,影片拍摄的是一些对抗关系的组合,或者说,拍摄的就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生存环境……在政治、警治与辖治之间,大家假装岁月静好,没有脾气,但有人狂放,有人痉挛,有人醒豁 ,有人在为“活着”讨说法,这就是影片拍摄的社会语境。现实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形,有时看似在与绝望搏斗,实际恰是在与绝经告别,这是一种人生的倒逼,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任性。我所知道的,也许就是人从恐惧到麻木到觉醒到主动挑衅到高处不胜寒,人性回到了孤独到原点。影片中,H君就是这样的人物。而现实是,极权走向了超极权,H君则还是要在游走与躲避中,体验着他心理上的越级所带来的超然感。这两者的关系,非常值得玩味。

影片开始,疯子在调试拍摄灯光

H君在他的家乡辽河边与健走的人相遇


Ⅱ、作为导演的徐若涛是尴尬的。我觉得徐若涛忌讳导演这样的称谓,他命里好像就是要为这样的称谓赎罪。他既需要导演把控现场的权力,但又非常警觉权力的恣意妄为,权力需要重新分配,但方式在哪里呢?这样,“有序”就是一个课题。艺术中的“有序”,只有在“例外”处才能了然,因为它不在艺术中,它在人“活着”的感悟里。我想许多年之前,徐若涛手上就已经有了一副好牌,但他知道别人手上的牌面比他更为嚣张,如此,出牌就讲究着一种技能,而这里,技能有时就是态度。换一种说法,你想溜之乎也,我就不能鞋底抹油。正能量与负能量,在更高的维度上,其实大家都在比邪恶,不同的是,有的刻薄,有的寡想,在坐标的两头,能看到的只是抗衡。《表现主义》选择的是:容纳激情,拒绝幻象,你作恶,我祭旗,在惊鸿一瞥之际,我承受疼痛。

H君从南方回来,住进一艺术家提供的闲置的工作室


Ⅲ、疼痛对于H君与Y姐来说,变得很是日常。人一旦熬过了恐惧这一关,就必须刻意“对峙”,不然所谓的“勇敢”就找不到归路。我想诗歌的起源是来自苦难与疼痛的。当H君把承受变成了担当,生命体徒然就透明了起来。“活明白”原本就是丢着圈地让人承受,还得一根筋地认着死里方可明白。H君在对手的嚣张里打磨出了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杀手锏。他不需要理论与逻辑,需要的就是肉身与现实的对唱,他需要并酷爱着前沿与刀锋,需要钢丝上的探戈与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在狼多水深里探寻审美,这就是我理解的《表现主义》。

疯子在H君的背包里找到很多奇怪的东西


Ⅳ、而疯子,这个空洞的去魅的臆想,他想自治、自律与自审,但这仅是一种愿望。疯子比H君更像鲁迅笔下的“为拯救而拯救的人们”,似乎这百年来的语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在疯子看来,我们其实都是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他在告诉大家:看!这里有一个达到了自由的人!因为他疯了,所以他蓄意疯狂。表面上,疯子扮演了影片中的一条主线,作为表演的疯子,他遵守着“表现主义”的一切教条,“以夸张的表演方式反映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残暴、恐怖、狂乱的精神状态。”但在我看来,他倒是提升了“表现主义”的一般理念,他用他的身体与“表现主义”这个概念重新撞击,在共振与混成之间,他把自己放在了括弧里,拒绝相互理解。他在告诉大家:最为深邃的,其实就是最为表面的,就像我们自己的皮肤。

疯子在画H君的肖像,H君在其背后画了另一张,X在拍摄


Ⅴ、徐若涛一开始可能隐约地感觉到将有大事可做,他在H君身上看到了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他需要把无组织组织起来,需要思想实验,需要“刁钻”与“败坏”,这是形成好语法的开始。《表现主义》作为电影,如何做到难以归类?这在艺术的内部值得计较。而H君的事件与风险实拍(可以理解成“街头电影”,只是比街头拍摄更有难度),实际上已经有了暗示:违反某种禁忌会导致其它禁忌的出现,强有力的材料在强有力的语境中,得天独厚。如何不择手段地加以组合,从而形式自己的拍摄制度,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般来说,专业导演不会轻易糟践自己,但艺术家可以!通过糟践而唤回自由,这才会有某种错位感,我觉得,这样真正的自由才能回家。《表现主义》做到了这一点。我在徐若涛的思想文本里,看到了一种关于镜头或者是元素的再分配,设想一下有这样的三组镜头——镜头A:一群看客等待着一个跳楼者,看客说1、2、3,跳楼者从高空坠落,看客鼓掌。实拍;镜头B:室内,一个哥们用他勃起的生殖器试图反复阻止一架风扇的运动,导演反复说戏;镜头C:一酒吧女在抄党章。我猜测,徐若涛的“表现主义”,就是如何对这些镜头加以剪辑与重组,让它们分离又粘连,而且他的身影也在镜头中若隐若现。德勒兹说,拍摄是空间,剪辑是时间,徐若涛深谙此道。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当代的文章可做,而观念已经在拍摄之前的思想实验的文本中搞定了。我觉得这是门道,也是难点。

在这个临时的禁闭室里,疯子获得了狱卒的身份


Ⅵ、另一个难点则是关于“可控与不可控”的问题。不断排演直至达到理想效果,这是为了可控。但《表现主义》是政治地去拍电影,而不是把政治拍成电影。具体说来,徐若涛是表现主义地去拍摄政治,使得拍摄的政治的过程表现主义化。在表现主义的内部让政治扰动起来,让观众看到的不是政治抗衡的结果,而是电影拍摄的过程本身,甚至让观众觉得自己也是电影中的一员,也一样身处险境,难以“和解”。所有这一切,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可控的。当艺术在政治中,或者说,在政治里搞政治,使得这种搞的过程生成了艺术,这就有点像政治为艺术排练的意思了,而不是相反。艺术为政治排练可控;政治为艺术排练,这就比较高端,非常需要技巧,而且很多情况是不可控的。显然,这种不可控一方面给导演带来了对“导演”本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挑战了出演者在社会现场的自我把控能力,因为这里无法“导演”,就像别人的刀子向我捅来,我只有一次还手的机会,要么成,要么败。《表现主义》中许多镜头的拍摄,都是在现场胶着中的一次性拍摄。在监禁的情形下拍摄,谁是导演?是谁主导了这个现场?这些都是非常残酷的新问题。我觉得,在这里徐若涛作为导演的权力部分地必须让渡出去,让渡给谁?这个谁最后能具体到一个人吗?很难说!但《表现主义》这部电影的结构本身,它无疑地都暗含着这些问题。

在某空间,拍摄组邀请了周围的朋友来看拍摄素材,H君看后对谁是导演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Ⅶ、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只有搞了,只有在社会最为麻烦的内部去搞这个麻烦本身,当代艺术才够得上劲,电影的拍摄才可以一股脑地搅拌了再来。《表现主义》告诉大家,直面今天的残酷,艺术不是无事可做,重要的是用艺术的什么方式在麻烦里能够搞定麻烦,在险境的内部能够化解险境?《表现主义》的做法是直面了险恶。《表现主义》不做纪录片,《表现主义》是把纪录片当做“裹乱”的材料来玩艺术,《表现主义》呈现了麻烦,自身也还在麻烦之中。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在方法论上处理问题非常清晰的一面。

影片最后,禁闭室的撕打


Ⅷ、徐若涛说:“我有很多沉浸在现代主义梦幻中的朋友,他们抗拒现实形成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恰好表现主义主要表达的是痛苦,所以我想到了这样的献辞:献给无法与世界和解的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难以被规训的力量,这是值得珍惜与呵护的。在Y姐帮H君的按摩里,在群殴疯子的戏中,我看到了一种身体政治,或者叫做“政治身体”,这样的身体正在集结与汇合。不管怎样,总的说来,这终究是一个讲逻辑的活儿……


Ⅸ、谨以以上文字向徐若涛以及他的作品《表现主义》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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