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钟刚

最新一期《典藏·今艺术》杂志推出封面专题“广东围炉：广州-深圳双城夜话”的封面专题，《打边炉》创始人、主编钟刚接受《典藏·今艺术》编辑马玲玲的采访，阐述了《打边炉》对地方艺术生态的认识和判断，行动和思考。

《典藏·今艺术》：在您的个人经验中，有哪些广州-深圳的当代艺术项目、媒体或机构让您印象深刻？这其中是否有对您创立《打边炉》有影响，或对标、参照的？

钟刚：陈侗的博尔赫斯书店和胡昉的维他命空间的长期存在，以及他们持续的工作，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点事情有基本的信心。他们做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己负责，在私有制范畴下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机构非常动荡的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人对它负责任，他们所做的事情属于一个单位，或者某个集团，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长久的责任人。为什么博尔赫斯书店和维他命空间能够不断积累他们的工作成果和声誉，就在于我们说到这些机构，知道它背后是谁，而这个“谁”，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在乎自己声誉的人，所以当很多机构进行人事更替或者遭遇品牌破产时，这两个机构还能持续去积累，持续去发展。

我做《打边炉》的初衷，首先就是想去做点自己的事情，这个事情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它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应该是私有的，这个事情的所有权全部在我这里，甚至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开会讨论，想到就去做。后来我发现这样去行事，工作效率比过去高多了。

至于《打边炉》的空间为什么要那么小，这一点还是受到珠三角的整体氛围影响，把空间往小做，尽可能地降低工作的消耗，将注意力放到内容上，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的，才是美好的”原则吗？当我经历了大媒体和大企业的工作后，我对把事情做大一点兴趣都没有，太多大而虚空的事情，我希望去做一点“小而有力”，同时又完全属于我的工作，慢慢去积累，持续去工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叠加，脑海中曾经闪现过的那些模糊的构想，一定能够去逼近。

做《打边炉》没有对标物，但媒体的死亡案例给我很多启发，我不希望成为这类死亡物中的一员。也许正是《打边炉》没有对标物，这份工作才能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当我们周围太多确定性的事物时，我们需要发明一些事情去做，持续去做。

《典藏·今艺术》：这些艺术项目、媒体或机构中是否有已经关闭或消逝的？您如何看待这些已经不存在的艺术实践、观察机构对珠三角艺术史的意义？

钟刚：我曾经写过一篇《广东慢车：珠三角艺术坎坷史》的文章。写这篇文章源于我自己对失败的关注，我很担心自己希望去持续做的事情，哪一天会失败，会破产，相比对成功的追求，我更关注我所做的事情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样就自然会去留意珠三角有哪些失败的尝试，比如媒体的失败，比如美术馆的无疾而终，这些失败的实践和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些艺术系统中的“原理”，这个系统并没有“程序设定”一定得支持那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工作，影响力也并不能支撑一个机构的长久生存。生存问题还是得自己来解决，它是一个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

《典藏·今艺术》：“打边炉”一直很重视对文本和个人史的记录。您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媒体报道、出版物中展览现场、历史脉络和文本、个人史下的展览有何差异？在大历史的重压下，文本、个人经验下储藏的艺术实践历史、个人史是否真的值得当代人追忆？

钟刚：这样做首先源于我对现场报道的厌倦，在社交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重复的信息已经严重过剩了。并且我始终认为，媒体工作不是现场的附庸，它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尊严以及自成线索和系统的工作原理。所以《打边炉》一开始就放弃了现场报道，甚至用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打边炉》的内容线索，“旧文重读”就是用至少十年前的旧文章来回应当下的问题，这段编辑经历对我影响很深，我非常关注我们的实践在一个历史线索中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不是向前的，而是进入到低质量的“燃烧”当中。《打边炉》对现场文本的风干处理，以及建立文本进入档案系统的路径和结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价值留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不是为现场服务，而是为支撑现场运转的一个思想系统工作。我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最终是否能够成为值得追忆的一部分，但我确定不去做这些工作，我们很快就会遗忘它，我们在当中的“燃烧”，也会很快转为灰烬，被掩埋，被遗忘，最后我们就像什么都没做一样。

《典藏·今艺术》：在这些年的珠三角艺术观察、文本整理中，您觉得广州、深圳的艺术实践有哪些关键词？它的艺术发展是否始终是向前的？

钟刚：去中心化，主体建构，游击性，独立意识。

它的发展是迂回的，到底是否向前，我并不是很乐观。有时我会担心自己不小心滑入到这个系统的消耗循环当中，耗尽生命，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做”，以及对“做”本身的琢磨，比最终一个目标的实现更重要。也许它是否始终向前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一直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