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古轩季刊

高古轩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是20世纪重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年初，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展出，展览特别强调了他肖像创作的方法和美学。艺术评论人安吉拉·布朗（Angela Brown）对展览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并对沃霍尔捕捉美的独特方式进行了讨论。

《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个媒介——安迪·沃霍尔》（People Are Beautiful）全文如下：

Ari Marcopoulos, Andy Warhol, 1981, gelatin silver print. Frances Lehman Loeb Art Center, Vassar College, Poughkeepsie, New York © Ari Marcopoulos

1963年的一个晚上，安迪·沃霍尔参加了纽约东村的一个理发派对。当他到达时，他看到了闪闪发光、镜子般的室内装饰，从冰箱到管道每个表面都被铝箔和银色喷漆覆盖。这是一位来自于美国波基浦西（Poughkeepsie）的摄影师、电影导演兼诗人比利·林奇（Billy Linich）的公寓。沃霍尔被装饰闪闪发光的效果所吸引，之后邀请林奇为他在东47街上新租的loft空间做了同样的装饰。就这样，银色工厂（The Silver Factory）诞生了。

Andy Warhol, Ailver Clouds, 1966, Silver mylar, helium, and air, Dimensions variable, © 2018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 Licensed by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二十多年之后，瓦萨学院收到了一个大型银色旅行箱。里面装有来自沃霍尔工厂的照片和日用品，以此得以让人们瞥见沃霍尔和同伴们的世界。这只旅行箱正是属于比利·林奇，当时他已经改名为比利·纳姆（Billy Name）。纳姆已经成为了沃霍尔的超级明星之一，也是银色工厂的活跃分子。他将旅行箱放置在工厂，箱子直至1987年沃霍尔去世时才被发现。1989年旅行箱里的物品在瓦萨学院的画廊中被展出，之后纳姆将所有物品捐赠给了学校。在《Hudson Valley》杂志一篇关于银色工厂的采访中，纳姆说他对银色的迷恋可以追溯到自己在纽约州波基浦西(Poughkeepsie)的童年时光。每年，他都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用闪亮的银色颜料重新喷刷中哈德逊大桥(Mid-Hudson Bridge)。

当我们自认为知道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是否要去质疑它，或者很快忘记质疑。沃霍尔的生活被无数的照片、日记和条目记录，我们很容易认为故事已经完整，没有更多需要挖掘的层面。然而，就像纳姆的银色大桥，总有意想不到的研究切入点。2018年1月26日，于瓦萨学院弗朗西斯·雷曼·勒布艺术中心(Frances Lehman Loeb Art Center at Vassar)开幕的展览「People Are Beautiful: Prints, Photographs, and Films by Andy Warhol」，呈现了很多全新观点，探讨了沃霍尔关于美和名望的灵感不仅仅来自中心，同样也来自外部。展览对这些边缘因素的启发性力量加以说明。

展览的策展人玫琳凯·隆比诺（Mary-Kay Lombino），从肖像的广阔主题开始，将一百多件作品分为五个分支：名流与演员，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关系，时尚、模特和派对场景，淑女和绅士以及“Most Beautiful” 试镜。但是，当隆比诺在挑选1964年和1985年的作品时，她开始注意到沃霍尔构建美的新轨迹。许多这样的轨迹跨越了学科，从学生和教学研究中而来，以此展示策划学院美术馆展览的独特优势。比利·纳姆的名字演变轨迹被隆比诺的学生助理格里芬·皮翁（Griffin Pion）重新挖掘，它甚至暂时打断了她策划的名为「Billy Name: Inside Warhol’s Silver Factory」的展览。

Andy Warhol, Anne Bass, 1981, Polaroid Polacolor 2 print, collection, Neuberger Museum of Art, SUNY Purchase ©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展览「People Are Beautiful」的“名流与演员”部分包括很多一眼能被识别的“理想”美人，比如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丽莎·米内利（Liza Minelli），甚至亚历山大帝，这说明沃霍尔不仅审视着自己对此类美的欣赏，且善于此术。他的肖像拍摄公式进行了精确校准，以致于要想变得著名和美丽，人们只需要让沃霍尔把它们描绘成著名和美丽的就行了。当赞助人想要一个“沃霍尔”时，他们实际想要的是一件高对比度、平面线条、明亮且商业的排版。今天人们只要提到“安迪·沃霍尔的”，就能想到这种风格。当沃霍尔意识到自己能凭借这种相对直接的公式制造出受委托而作的肖像时，他开发了一套可靠的肖像制造程序，这让他在艺术市场里建立起一定的权威。与此同时，这部分的经济保障让他能够继续进行电影和摄影上的追求。

「People Are Beautiful」展出了几张沃霍尔赞助人的宝丽来相片，包括安妮·巴斯（Anne Bass）、迪娜·梅瑞尔（Dina Merrill）、艾米莉·费舍尔·朗道（Emily Fisher Landau）。正如隆比诺所说，赞助人肖像涉及到一种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艺术家和赞助人会享用午餐和鸡尾酒，接着，沃霍尔会给赞助人施以粉底和口红，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摆姿势。在赞助人逐渐放松的过程中，沃霍尔开始发号施令，要求对方伸长一点脖子或者倾斜一下头部，方法很像时尚摄影。最后，沃霍尔在一大堆宝丽来成片中进行挑选，将不同相片中的元素混合而成最后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劫持了他们的权威和掌控权，”隆比诺解释道，“很明显这些人知道自己想呈现的模样。他们为此买单，所以沃霍尔对此作出一些让步，但同时他又在这些拍摄中转化了权力的平衡。”

在“淑女和绅士”系列中权力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975年，沃霍尔将他的同事派往曼哈顿中城名为Gilded Grape的酒吧，为下一个变装皇后系列招募模特。大多数模特并非白人，有些人的名字旁边附有他们的照片和说明，另一些则是匿名。隆比诺在浏览了赞助人、名流肖像系列后发现，因为沃霍尔允许变装表演者们自己进行打扮和凹造型，所以这些作品看起来有着沃霍尔典型肖像系列所没有的惊人自治性。海伦/亨利·莫拉里斯（Helen/Henry Morales）等模特并没有成为“沃霍尔”商品，而是散发出一种他们自身构建的风格：一种压制了沃霍尔白粉底、红嘴唇公式的风格。正如隆比诺所发现的，“淑女和绅士”系列让沃霍尔探索“终极美的构建”的想法。变装表演者从无到有地建立他们独特的女性魅力，在理想的美貌和对性别的颠覆之间自由转换。因此，沃霍尔允许用模特对美的理解来代替自己的理解。在展览展出的一张由艾瑞（Ari Marcopoulos）拍摄的照片中，沃霍尔打扮成变装表演者的样子。他端坐在那里，身上缠绕着白色床单，眼睛空洞地望向前方，他戴着一顶短的金色假发，脸上的妆容让人想起他的名流肖像。在这样一张罕见、脆弱的图像中，一切变得明朗，沃霍尔的作品和明星都是模板，或许是他自己身份的代替。艺术家通过改变自己的形象来成为自己作品中描绘的理想形象。

Andy Warhol, Ladies and Gentlemen (Helen/Henry Morales), 1974, Polaroid Polacolor print, Collection of Jeanne Greenberg Rohatyn ©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沃霍尔在他的委托创作项目里保持了一贯的形式和风格，这也在他的其它多种题材的项目里有所体现，例如在“Most Beautiful”试镜项目中，他的影片展现了人际间的交换，而这是他作品真正出彩的部分。从1964年到1966年，沃霍尔拍摄了500多个试镜片段。影片是无声的黑白影像，记录了1960年代沃霍尔工厂里人们的动态肖像。在三分钟内，沃霍尔拍摄了每个人直视镜头的样子，给被拍者和观看者同时造成了一种不舒适感。在展览「People Are Beautiful」展出的试镜作品中，约翰·乔诺（John Giorno）、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保罗·赛克（Paul Thek）、杰拉德·马拉加（Gerard Malanga）、安·布坎南（Ann Buchanan）、布鲁克·海沃德（Brooke Hayward）都有出现, 当然还包括沃霍尔著名的缪斯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

这些亲密的、持续的肖像同样展示了沃霍尔影片反高潮的特点。正如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所说的，沃霍尔电影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避开结局。在关于影片《Eating Too Fast》 (1966)的讨论中，克里普写道，“这里有沉重的呼吸，但没有明显的高潮，哪怕是性方面的或者叙事上的都没有，然后影片就结束了。”沃霍尔是幕后大师，也是超越荧幕和画布存在的现实的大师。展览「People Are Beautiful」直接带领新一代学生们走进他对无形之物的运用，以及对艺术和电影中菲勒斯中心主义高潮的拒绝。另一位隆比诺的学生助理索菲亚·贝尼特斯（Sofía Benitez）开始把沃霍尔的电影、摄影与她自己的酷儿理论（一种19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课程研究联系在一起，探讨了相机作为拍摄者身体和拍摄主体之间调解人的角色。“沃霍尔是实践如何用相机进行观看的先行者，”贝尼特斯说道，“比如，他拍摄的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身体的零碎照片，创造了新的解剖和抽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重塑了视觉本身。”从指导模特摆造型到在电影里导演明星，沃霍尔改变了身体所代表的意义。2018年3月29日，沃霍尔的三部电影《Blow Job》(1964)、《Lupe》 (1966)、《Mario Banana, No. 1》(1964)在瓦萨学院放映，进一步探索社会、性关系、死亡、毒品使用等主题。

Andy Warhol, Screen Test: Ivy Nicholson [ST230], 1964, film still, 16mm film, black-and-white, silent, 4.5 minutes at 16 frames per second © 2017 The Andy Warhol Museum, Pittsburgh, PA, a museum of Carnegie Institute

沃霍尔比在他之前的其他艺术家们更能够围绕着自己的艺术实践构建完整的场景。沃霍尔的工厂有点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意味，它被从不同角度大量的记载了。尽管在当时这种超记录（hyper-documentation）形式是尤为罕见的，但在今天却已是司空见惯。科技让人们能够记录下每个时刻、每个对话和生命的体验。对于隆比诺而言，策划「People Are Beautiful」展览带来了关于学院美术馆收藏的几个重要问题。当隆比诺浏览大量由安迪·沃霍尔基金会捐赠的原始材料时，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些照片应该包括在美术馆的收藏里吗？”而在看到这个故事可以如此被铺陈开来后，她的回答是“是的”。

信息量是如此之大，很难决定哪些是珍贵的，哪些需要被写进历史书中。然而，艺术史的撰写和核定并不是一次性的编辑。相反，它涉及到很多细枝末节的调查，关于哪些资料缺少了，哪些需要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可以让“沃霍尔”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变得复杂，可以重塑我们已知的历史。总之，正是在瓦萨学院，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问到“为什么没有杰出的女艺术家？”这个问题让正在发展的女性艺术史动摇。

很多追问仍在「People Are Beautiful」展览中继续着，沃霍尔的社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展览里不断被展现，这个社群正是沃霍尔对美和名望建构的背后动力。这些肖像证明了沃霍尔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他还曾是一个媒介——他愿意被自己圈子中的艺术家、赞助人和模特所塑造，并通过他们对美的定义进而重塑自己的身份和作品。

安吉拉·布朗（Angela Brown）是来自纽约扬克斯的作家、艺术家、研究员。她毕业于瓦萨学院的艺术史专业，她的文章见于《ARTnews》和《Routine》等杂志。

目前，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安迪·沃霍尔的大型展览，「Andy Warhol: 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这场展览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机构首次举办的沃霍尔回顾展。

本篇文章已发表在高古轩季刊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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