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姜俊
最近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开始疯狂讨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这在多年之后可能成为国内大众对于技术认知的转折点，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科技乐观主义将受到挑战，科技怀疑主义开始在大众的意识中滋生。多年前，这一故事同样也发生在西方，德国最重要的媒体艺术机构卡尔斯鲁厄的艺术和媒体中心（ZKM）也同样经历过类似改弦更张——从上世纪90年代的科技乐观主义滑向2001年后的科技怀疑主义。2001年10月31日在ZKM举办的展览《控制“空间”，监视的修辞学——从边沁到老大哥》（CTRL [Space]. Rhetorik der Überwachung——von Bentham bis big borther）可以被理解为这一重要的转折点。
▲ 颜磊：《空想重置》，2017 ©CAC，摄影：钟晗
当代艺术总是声称它必须要打开一种反思的场域，寻找不被人所见的视域死角。因此在艺术和技术跨学科大行其道的今天，大众对于科技的盲目乐观主义也必须受到质疑和挑战，当代艺术成为了这一反思形象化的先行者。
▲ 展览现场
德国媒体学（Medienwissenschaft）中的“柏林学派”的创始人 Friedrich Kittler 正是 ZKM 这一科技怀疑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理论贡献在1993年获得ZKM颁发的“西门子媒体奖”。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录系统”。“记录系统”是指：“一种技术和体制的网络……它使得在一个既有文化中的数据说明、储存和再编辑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记录技术的演进并非独立，而是内在于社会的发展之中，并配合了一套社会机制共同运作。这一讨论无疑受到了福科对于规训技术研究的影响，同时将其折射在媒体理论之中。Kittler 讨论了18-20世纪以来媒体技术、记录系统、军事监管等相辅相成的发展史，从而和福科形成了某种不同领域的平行叙事。他认为，媒体技术应该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先天性”（Apriori）被加以讨论。媒体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更多的是在它的运用中被历史性所规定着。
2018年11月8日在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开幕的国际巡展“术问：乔恩·凯斯勒&颜磊”正体现了这种技术媒体的怀疑主义。乔恩·凯斯勒（Jon Kessler）因其匠心独具的动态装置而知名。这次展览所呈现的他2004年的作品《吉赛尔与全景影像》（Gisele and the Cinopticon）正是一个自我运转和监视的系统，显示器屏幕向外围合，构成了一个仿佛巴别塔的视屏装置，实施了某种录制和呈现的同时性。它用 Cinopticon（全景影像）回应了福科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讨论。18世纪英国学者边沁所设计的全景监狱的监视位于中心监视塔中，而凯斯勒的“全景影像”刚好相反。它象征性地展现了监视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同时这也符合 Kittler 的论断：记录系统、媒体技术非常多的都源自于军事管理，最后扩散到日常民用，即暗示了社会控管背后的军事性（Military）本质。
▲ 乔恩·凯斯勒：《吉赛尔与全景影像》，2004 ©CAC，摄影：钟晗
另一方面，和凯斯勒作品形成对话的是中国艺术家颜磊最近的新作《空想重置》，它同样处于巴别塔的构造中，也都验证了 Zygmunt Bauman 和 David Lyon 的讨论：在“后全景监狱”时代，我们正处于一种网络性的“流动监控”（Liquid Surveilance）。
▲ 乔恩·凯斯勒：《吉赛尔与全景影像》，2004 ©CAC，摄影：钟晗
这两件作品构造上的类似性导致了有趣的对话，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无疑展现了，从2004年到2017年在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人工智能中所实现的技术性飞跃，以及其产生的社会。在颜磊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监控的迹象——模糊了监控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监视点被抽离到后台的“云端”，形成了大数据的自我运转。视频装置既可以和我们每个终端无线连接，传达信息；也可以接受每个终端的自由编辑和修改，包括接受和传播每个终端所生成的信息。影像的识别由人工智能完成，并在一定的算法中定时更换。后台程序吞噬我们的信息，在自我学习中不断扩张，从而实现无所不在、事无巨细的影像管控。
▲ 乔恩·凯斯勒：《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2012 ©CAC，摄影：钟晗
今天谷歌、脸书、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些数据巨头被称作所谓的“注意力批发商”（attention merchant）。它们一方面张开笑脸，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娱乐来获得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再把注意力精准的投给相匹配的广告主。当然这些关注所产生的数据才是它们真正的产品。它们批发的数据被通过无数廉价或免费的鲍德里亚所谓的娱乐“拟像”，源源不断的批量提取。这使得我们的个人信息成为了商品，它们被供给新经济这头“饕餮”食用。正是这些我们通过时间和精力贡献的大数据使得我们被深度嫁接到“母体”或“饕餮”之中，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根长长的数据脐带，从而被种下了顺从一切的极权主义种子。
▲ 乔恩·凯斯勒：《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2012 ©CAC，摄影：钟晗
就如同 Kittler 认为的，纳粹时期的极权配套了20世纪的技术条件，那么21世纪的技术条件将会导致更细化和定制化的影像管理和信息控制。这又能让极权以更柔软的方式更为深入，且更为长久地胁迫我们。数据和技术主义的上帝将携带着他那极权的手杖君临天下。我们是时候开始反思，从科技乐观主义的晕眩中清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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