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致谢约翰·阿尔珀

1982年电影人约翰·阿尔珀（John Alper）与安迪·沃霍尔来到中国，共同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安迪·沃霍尔：在中国》（Andy Warhol: Made in China）——这位波普艺术巨星的最后一部电影。阿尔珀用文字记录下有关那次旅行的回忆，以及一些从未公开过的旧照。

1982年，我还在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负责指导和拍摄纪录片。因膝盖受伤，所以休息了一段时间。某天，电影制片人 Lee Caplin 打电话给我：“我这边有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得知，受香港著名富家子弟阿尔弗雷德·邵（Alfred Siu）的邀请，安迪·沃霍尔将前往中国。那段时间，沃霍尔正处于给社会名流创作肖像来赚钱的阶段。而阿尔弗雷德希望沃霍尔能为他和妻子创作作品。Lee 则想借此机会组织一班人马，跟随沃霍尔拍摄一个纪录片。实际上 Lee 是一名律师，但他有艺术家的才华。他出入纽约艺术圈，与策展人、藏家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成为了朋友，似乎也曾经步入了恋爱关系。杰弗里当时正在帮助花旗银行收藏艺术品，所以花旗银行和阿尔弗雷德共同赞助了这部纪录片。Lee 说：“这件事好像真的能成。你想参与吗？”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约翰·阿尔珀在长城上拍摄。图片致谢约翰·阿尔珀

他们是如何得以让安迪·沃霍尔欣然前往中国的呢——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机会。彼时阿尔弗雷德正在香港市中心打造一个名为 I Club 的俱乐部。那是一座风格鲜明的多层建筑，里面会开设一间画廊和几家餐厅。对于那个年代的香港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他们将在俱乐部里以安迪这位明星艺术家的名义举办盛大的开幕式。届时社会名流都会来捧场，安迪能借此得到更多肖像作品的创作邀约。但真正让安迪心动的是，阿尔弗雷德保证能让他有机会创作邓小平的肖像。那时安迪的毛泽东肖像作品已经非常有名了，而邓小平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如若成功创作，则能延展成系列。

我组建了一个团队提前抵达中国，准备好所有的设备。安迪在我们之后到，随行人员包括了弗雷德·修斯（Fred Hughes，负责管理《Interview》杂志和沃霍尔的生意）、修斯的女友娜塔莎·格林菲尔（Natasha Grenfell，英国某银行业富豪的女儿）和克里斯托弗·马考斯（Christopher Makos，纽约下东区无人不知的朋克摄影师）。

在 Lee 的设想中，整部片子的概念就是捕捉身在中国的游客。包括安迪，所有人都是游客。所以我们参观了许多北京地标景点，以及位于市区外的长城。整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就跟着安迪四处游逛，这就是片子的整体框架。其中我负责了摄影和声音制作，包括为安迪举麦克风，也入镜了几次。我们这一行庞大却不太默契的队伍，为拍摄这部影片，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共待了十天。

安迪是个奇特的人。他极少说话。我们都知道他有点内向，而克里斯·马考斯是个风趣幽默、精力充沛的人，所以安迪十分依赖他。以下是一些十分典型的情况。我们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麦克风都架好了。然后我们问安迪：“你觉得天安门广场怎样？”他也不回答，直接就问克里斯：“我该怎么办？我要说什么？”克里斯环顾四周，看到一排排高达40英尺的灯柱，对安迪说：“要不你试试说‘这些大灯杆看着像巨大的迪斯科球’？”然后安迪就会一字不差地照做。还有一次，我们在紫禁城里问安迪“你觉得这里怎样？”，他立即问“克里斯，我该说什么？”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让人崩溃。

我觉得安迪可能并不习惯被摄制组跟着。向来都是他在观察别人，而不是电影的主角。我们令他感到有些烦闷。在他想好好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告诉他要站在某个位置，把麦克风伸向他。但他有时又很喜欢这样，虽然没有表露得很明显。他非常特别，这点毋庸置疑。与普通人相比，无论是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他的行为，都不同寻常。

图片致谢约翰·阿尔珀

安迪对周遭的一切都十分敏感，他也是一位多产的摄影师。通常他将自己的 Chinon 相机挂在胸前，会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他喜欢随时随地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一切。比如在餐厅里，我们都在吃饭，而他却在拍照。在天安门广场上取景时，他用 Chinon 相机狂拍照。那可是胶片机而不是数码相机，身为一名摄影师和电影摄像师，我无法理解这点，他用掉了很多胶卷。

他对中国十分着迷。那时的中国与美国截然不同。所有人都骑着自行车，人们把搬运的东西顶在头上、排队打饭。因为所有人都通过燃烧煤炭来取暖和生炊，所以空气都是肉眼可见的灰色，让人感到非常沉重。这段经历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非同一般的。每一处转身，我们都能遇到前所未闻的事物，一些只有在那个年代、那个中国、那个城市里，才能遇见的事情。

安迪在逛市场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活跃。我们去了一个服装批发市场，那里有五花八门的假发、帽子和各种各样的商品。安迪很喜欢我买的一件长款皮毛大衣。当我们游览名胜古迹和地标景点时，安迪的情绪是不太容易被调动的。但一到了市场，安迪明显变得非常兴奋，根本不需要克里斯的指导了。

在长城上的合影，左起：阿尔弗雷德·邵，娜塔莎·格林菲尔，安迪·沃霍尔和克里斯托弗·马考斯。图片致谢约翰·阿尔珀

这部纪录片的一大亮点是安迪与中国传统艺术大师张古年的会面。我非常喜欢那段拍摄。我们将东西方两位重要艺术家相遇的时刻记录了下来。我们一行人都去了艺术家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给人感觉非常低调，张古年先生也非常温和有礼。同他一起的有一名翻译。张先生向安迪展示了他用毛笔绘制的许多幅画。这之后，他拿出了一大块牛皮纸。翻译解释说他想画一幅赠予安迪。在他画好并交予安迪之后，那位翻译问道：“沃霍尔先生，您想不想创作一幅给张先生呢？”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安迪转向克里斯，问：“我该画什么？”克里斯说：“要不你画一个美元的符号？”然后安迪就在那里画了一个美元符号，签名并送给了张先生。在这件事上安迪实在有先见之明。那时仍是共产主义下的中国，而他却送了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元”给这位中国艺术家。如今贸易早已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投资、储备美元。但在1982年的时候，这些都仍未发生。

而至于安迪是否创作了邓总理的肖像…我真的不知道安迪是否如愿了。我觉得应该有，但我们并没有记录下来。接触邓总理是一件极度机密的事，而且我们都十分清楚自己被监视了。整个旅程，都有一位类似于中国克格勃的女人陪同我们去任何地方。而我们下榻的酒店，每间房都暗藏着监听器。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但我们也因此聚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