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ze | “禹步”:关于第12届上海双年展的思考
发起人:点蚊香  回复数:0   浏览数:2984   最后更新:2018/11/23 10:58:58 by 点蚊香
[楼主] 理论车间 2018-11-23 10:58:58

来源:艺术-小说  贝尔纳·斯蒂格勒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8年11月22日


到马克思生时,机器主义已发起了不光对制造业生产而且也对原材料、货品、和人的运输的革命性的变革。这一转向引发了日常生活的巨大起伏,起伏之大,我们今天几乎都难以想象,因为,我们今天已对这种工业化的生活方式见怪不怪了。

继续、扩张、加强和预告着这一对一巨大的出自热力学的机械化的技术系统的转变的同时,电报也在马克思写完《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后不久出现,――而发电机直到1873年才出现,是在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1卷的6年之后。1881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将首次做出了制表机(‘mechanographic’ machines)。

在二十世纪,电气化然后电子化,再结合了泰勒式的生产,就导致了文化工业和消费资本主义,而在二十一世纪初则出现了人类世的致命的加速,这一过程是在十八世纪的后半叶在英国首先引起的。所以说,整个的工业化过程其实只是一个很短的地质年代,不断被加速,但很快将到达其极限,而社会则因为正在变成超-工业化的同时,也已被以“平台资本主义”为特色的数码技术完全重构――如果不是已被瓦解的话。

这一在十九世纪由海洋和陆地的交通网络起动,继后由信息和通讯的网络跟上的连续扩张,导致了交换的全球化和生物圈内的相关的代谢,于是,体外圈的卫星层现在永久地连接了25亿全球个人,他们的活动被系统地跟踪,其信息被全球范围地增强计算――所以说,生物圈正接近人类世的可持续性的极限,这导致来自181个国家的15,364名研究人员在2017年11月13日写信警告我们:人类这样下去实际上是会灭亡的。

这一威胁,海德格尔称作Gestell,技术座驾,他早与我们说过,而他根本地将这种威胁与控制论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由控制论而加剧的,而二十五年以前,随着网架化的书写(ClarisseHerrenschmidt意义上的)的出现,基于应用数学的体外化技术系统被放到了这个人类世之中。这种网架化今天是通过万维网来运作的,基于GPS系统,并基于云,基于体外圈的信息体外化(这个说法我是参照了DavidBerry的分析), 基于搜索引擎、社交网络、智能手机、感应器、RFIDchips, barcodes, cookies, 物联网、和已开始被称作“互动混凝土”的东西,这也就是材料、物质和产品的“记忆技术式成为(becoming-mnemotechnical )。

当然,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依照美国生物学家洛特卡(Alfred Lotka)所称的体外化(exosomatization)过程的新阶段, 已在接近光速运转的各种扩展技术的支持下,到达了生物圈的层面。所谓的“智慧城市”是这种基于体外化三角影响的扩展技术的必然后果。

这一全球技术系统在每一层面都将维纳(Norbert Wiener)于1948年所描述的来自控制论的挑战,和香农(Claude Shannon)用“通讯机器”这一概念具体描述的信息理论具体化了。这一自动书写的新时代――是与1919年超现实主义者用自动书写这一名称所指的完全相反的――导致了今天的那一冲扰,而智慧城市正是基于公民性的被扰乱的公民城市的。那么,形成一种智慧的公民性是可能的吗?在什么条件下,这样一种智慧的公民性才是可能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突出和着手处理的,为此,我们不是提供解决的方案,就得加以实验。

Norbert Wiener


而这么去做的首要条件,是回忆和重思公民权的意义,而且是必须从关怀的角度出发,而这种关怀意味着我们必须先有一种新的政治经济,而不是将新的途径硬生生地架接到现存的状况之上。

新的自动写作的时代指的是当代的技术发展,因为后者不再以清晰定义的轮廓,在某一种系统中使自己保持在亚稳态:永久的迁移、几乎不可预测、这个基于实时生效的算法计算、全球规模的冲扰和被冲扰的全球技术系统,生生瓦解了社会系统(BertrandGille 和 NiklasLuhmann早就察知)。这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全球混乱,却被PeterThiel 和 ElonMusk这样一些技术的自由乐天派称作是后政治和超人类的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诞生两百年后,马斯克在2018年2月发射了他的Falcon Heavy火箭,目标是征服火星。马斯克认为,光有技术就能“救”人类了。他通过开源创新来设计,三个月内就造出了新标准的高绩效的电动汽车——使电动车成为新标准,以此来企图限止二氧化碳排放,然后他又发起了OpenAI 和 Neuralink 。如果马克思和安德鲁·厄尔(Andrew Ure)还活着,如沉浸到这些超-工业变移之中,他们会将自己看作是从“人类学式突破”中爬出来的。

这些是从十九世纪的工业经济中冒出来的,看着是遥远了,但这些真正的革命性发展(导致了超-工业革命),恰恰是属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的“机器片断”中预见的资本的根本转变。在这个“片断”中,马克思断言,固定资本和人类普遍智性是根本地、首要地、最终将会自动化的资本主义的两大特点。

*

我们说了这么多,只是要为接下来的我们的关于“智慧城市”的话语做铺垫,当然,我们的这个回顾是太简短了。智慧城市首要地是自动城市。在今天这一专门要来讲自动城市时代的城市智能的讲座中,我想要重新打开列菲伏尔(HenriLefebvre)在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Life, Ledroit à la ville, Vers lecybernanthrope and The Production ofSpace中提出的问题,同时去重新审视马克思时代所出现的工业城市性的特点,以便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之中所带有的这一总体化的“智慧化”,同时来描述被高度关联的城市也可以成为脱自动化的城市这一前景,也就是说,来描述对所有形式的城市知识的再发明的问题。

我们这个讲座也预告了2018年12月将在蓬皮杜举办的“对新工业世界的求问”的学术会议,我们将在其中反思我们正在巴黎北郊搞的一个地区实验,那是一个公共地界上的城市共治项目,项目名称叫Etablissement Public TerritorialPlaine Commune,具体大家可以去看网站:recherchecontributive.org


硅谷的智慧化模式所许诺的那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首要地,它导致了熵增的进一步加速,这种熵增的加速是从人类世开头就如此的。熵在这儿既是热力学式的(气候和环境的)、生物式的(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而且也是信息式的(“后-真相”和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的总体的被无产阶级化(非人化、贫乏化))。

与城市场景之梦-活学实验室(Rêves de Scènes Urbaines Living Lab)联合下,共地贡献式学习领地(the Plaine CommuneContributory Learning Territory)的城市实验, 旨在通过从新的城市智能中涌现的贡献式经济本身出发,来重树个人对城市的权利,充分利用网架技术和“数据化”,通过提倡和珍惜本地的那些反–熵的才能(与人类发源的熵对我们的强制作斗争,正如在2014年的国际互联网经济大会的报告上被描述的那样。),将高度网架上的城市具体化为一块与其它相似的平台联结的自治领地式平台。

最大的挑战来自:通过发展重视网架化的全球经济中的知识的本地的逆熵经济,来将全球经济重新领土化、重新全球化、重新世界化(re-mondialiser – 在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的意义上。因此,为了带着关心地去思考高度关联和自动化的城市,我们必须从美国生物学家洛特卡的体外化器官的理论的角度,去重读列菲伏尔和马克思,通过整合控制论,来扩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立场,这样做,是为了不光去思考固定资本和人类普遍智性这样的概念,也且也是为了去思考技术座架和居有事件(Gestell and Ereignis)这样的概念。



*

大家经常—通过隐喻――暗示城市是一种有机体,说城市场景是一种关联的纤维。卡尔维诺(ItaloCalvino)指出,我们可以对城市抱两种看上去是对立的观点:将城市当机器,和将城市当一个有机体。今天,这一城市的机器化已不再是隐喻:通过数码城市技术所发展出来的自动化的功能性之实施,已落地了。

我们必须走到这一活物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外,并且必须在洛特卡的体外化器官理论上来这么做。1945年,就作为一个器官生产过程(organogenesis)的人类,被洛特卡定义为是“体外化”的。【1】人是一种体外化的活机体,存活在社会之中,自己就在建构和设立更高层面上的体外化器官,人类群体是栖居在这些体外化器官之间的。这些更高层面上的体外化有机体是复杂的体外化有机体,而人类是简单的体外化有机体。

有些复杂的有机体是小和短命的,如船和它的船员,只是为赶路而临时形成。有些是巨大的,能够延续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城市显然是这样的体外化有机体。城市本身是集聚,是各种体外化有机体的坐落。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城市活力围绕着那些叫做工厂的工业体外化有机体来被重塑,工厂在那时是刚涌现,这方面,在亚当·斯密之后,厄尔(AndrewUre)是最早来研究工厂的思想家之一。【2】在二十世纪,跨国工业式的体外化有机体出现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最有名和最有力量的是IBM。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外化有机物出现了,后者会在生物圈的规模上来建立功能性垄断。

这些演进直接与规模问题相关,本身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后者本身也是被可扩展技术所规定。大数据经济恰恰会走向对扩展技术的系统实施,让巨量的数据被同时、在全球的规模上地处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扰乱和吞食性的规模经济:这一对于价值的抽取,并不能长期地地生产出价值。

这种可扩展性的形式的代价,是本地性的快速瓦解,被汲走,被贬低到可被算法式地抽取的类型,- 这种价值抽取导致了对于特定的个人能力和才干也就是他们的逆熵潜力的骇人的贬低:被这样网架化的领地,结果就受制于领地外的逻辑,导致了他们的能力的流失,也就是说失去了那些能构成我们所说的城市性的知识形式。

要实现数码城市性,也就是说,克服这一标准化和无能化的过程--而后者导致了结构性的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因为它减少了购买力--我们有必要重思城市发展和城市未来,将它们看作是一个体外化的本地过程,看作是身体和领地之外的体外化有机物的有益安排,而且也将这过程看作是居民生产出最广大意义上的价值的新形式--每一个干预这一块领地的人都算是居民。我们这就需要用上列菲伏尔《对城市的权利》中建立的那一将城市当作作品的计划。

*

我们正在艰难活过的这一过程,不啻于一场城市革命--那将是第三场城市革命,如果我们同意第一场革命起于新石器时代,一直连绵到十八世纪的各种各样的城市化形式,因此是有一万年的样子了【3】: 借用Vere Gordon Childe的说法是,直到十九世纪发生的“第二场”城市革命: 后者可以说是对工业革命的空间“表达”,促发了新的城市风景,打开了列菲伏尔所理解的二十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城市主义--与后面发生的地区规划和发展相联系。

随着有时被人们称作“热力学革命”(对于蒸汽机的工业式使用)的到来,十九世纪的铁路线路深刻地重塑了城市的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和作为生产或两者同时的领地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由领地的专业化而促成了工业式的劳动分工。

这一地理上的专业化分工在别的范畴上仍在继续,将它自己插入SaskiaSassen所描述的全球化之中后,引起了新的全球功能,而这些全球功能本身构成了与市场功能相连的主权的新形式,这些主权的新形式上全球性的了,不只是潜在的。

在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市场也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种的创立之际(参见Fernand Braudel,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那些非-主权和专属的城市功能被围绕着生产单位和商业活动来被重新设计,而后两者本身也由此而被深刻地改造。我们于是看到了“百货公司”,胡斯曼伯爵(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的巴黎是这方面的范式性榜样,由此,新的分配条件落地了,但这在当时主要只与所谓的“资产阶级”相关。

 An aerial view of Paris showing the boulevards radiating from the Arc De Triomphe.


正是在这期间,“公关”和“广告”也出现了,在法国,是通过Sociétégénérale des annonces ,是它最早勾勒出了“消费主义”行为模型、购物者的进出情况的最早特征,以及导致了与中心性之功能的重新定义有关的那一切,更行政化,更少地象征、神圣和止奢,象征漂移到越来由媒体工业主导的地步,一开始是由报纸来主导,它一天能产

出一百万份,这是在胡斯曼改造巴黎时,Le Petit Journal创出的销售数字,这过程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启动,最终会导向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所说的文化工业。

这一城市工业革命因而“表达”出了工业革命本身,不光是空间上,而且是在时间上,城市的新的功能构型学同样也反映在城市发展的加速上(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与此相关,我们也不应忽略),发生于城市中、城市走廊中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发展,因而也转变成一种巨大的国家式“体外化有机物”。

如果二十世纪转而引起了另外一些特定的城市发展,纠结地与后来被描述为“消费式资本主义”的东西相连,以石油工业和汽车冶金术之间的功能互动——道路和高速公路、超市、购物中心、高端市场、电讯和广播网络为特征,那么,二十一世纪将要把这一切重新塑造成一座超-工业城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个工业式城市革命,已不可能。我们反而应当将它说成是一种由其超-工业特征定义的新城市革命,其中的决定性方面,是城市平台化,后者由那一既由卫星轨道,也由地面,但无论怎样都是全球性的层面来支持的“随时随地的计算”来控制,再加上全球定位技术的发展,所以也可以将这一新的超-工业式城市革命称作体外圈式的了:这一体外圈的基础结构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圈的一部分了,因为是体外圈包围着生物圈啊。体外圈由此也控制着生物圈了。

随时随地的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基于全球、整合式的系统的数码化( global, integrated systemicdigitalization)之上的, 后者绝对地影响着所有的产品、物品、服务和由活动中兴起的生活方式,这种活动是超-工业式的,也是超-文本式的,也就是说,是可点击的,使我们有可能激活任何方向上的链接,使我们能发展出在空间中(也就是基数式)和时间中(也就是节奏上和日历式)浏览的各种过程,后者将越来越通过对各种增强空间的设计来操作,后者使FranckCormerais提出了超城市the hyper-city的说法。

这一改造大致还是被我们低估的,因为它被漫天遍野的智慧策略销售掩盖了,它改变着所有的城市构型发生,从建筑、城规和设计到城市流的管理(居民、钱、信息、集散地、商品的流动――集装箱化是这一“智慧性”的条件,等等),还有住宅的建造和管理,通过已在工业生产中被利用了几十年,现在普遍地在一般的建造活动中尤其在海运和城市中被使用的模拟、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所形成的基础结构。

除此之外,它也构成了城市更新代谢的发展新情境,本身也是被可持续性的律令根本地局限的,在我们的共地贡献式学习领地项目中,这一局限被描述为与熵斗争这一律令。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智慧城市作为“主要的技术解决”出现了,来对抗城市发展中的重大矛盾(vital contradictions),后者是造成人类世的主要特征的推动因素。这一技术上的匮赠,最早来自IBM和CiscoSystems,现在已很有规模,似乎是太接近 EvgenyMorozov所说的“技术解决主义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了,这也可用来描述大地-工程(according to Frédéric Neyrat, for example)这一解决方案。

我们这一批判的根本立场是,技术解决总是会造成新的和更复杂的问题,因而它不应该替换机构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照拂,今天的城市需要这些照拂。在这一批判之外,我们还可以说,这些智慧城市据说越来越“可居住”,这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很城市性的,如果不是完全“非城市性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也就意味着,智慧城市这一解决方案也是 不文明的。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光是技术性的,而且也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而且,让我们不要不好意思说,也是文明性的,而文明性在严格意义上说,是城市性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预求我们:


  • 将新城市经济这一构想,须与城市建设、服务、能源、通勤等等结合起来,而这些又会产生新的住宅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岗位,虽然不可否定,机器人的推广使用在中期必然会对就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以很高的城市性标准来训练就业人员,这在我们所说的更大的城市性之中,这一定会激起新的生活方式,不光是对于有特权的社会上层而言,也对于流落为无数的穷人的中产阶级而言,对于最底层的人民,最穷的穷人而言,而且也对于那些失去一切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而言;


必须实施贡献式的城市管理的新形式,这其中,“合作”也不是Uber所理解的那种,而是比如说涉及到重新定义

1}在服务-公共、社群或私人――层面上或以城市公地层面上的城市场景中的一起生活的规则(定义城市性的那些法则),以及


2}本地决策的法则,

3}审择的形式、规模和样例( the forms, scales and instances of deliberation),

这些必须发生在“具体化”和“社会对话”之前很久,等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落实本地平台网架化种源形式时能够总体地来重新考虑社会关系总体,而这些正在我们蓬皮杜中心的工业和文化创新研究院被认真研究,以便被执行到这个巴黎北郊的“共地贡献式学习领地”之中。

我们所要求的,因此是一种能够与熵作斗争,追求公民性的新形式的城市和城市性的知识的新形式,而只有在新的城市和广泛分布的经济情境中,才能精化和哺育这些与技术很是对立的城市知识的新形式,才能形成我们所说的新的城市智能。


(陆兴华译)

[1]Alfred J. Lotka, ‘The Law of Evolution as a Maximal Principle’, Human Biology 17 (1945), pp. 167–94.

[2]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3]Within which all sorts of epochs ofcivility and urbanity must be distingu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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