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泰康空间
采访者：泰康空间
受访者：陈立 / 日光亭项目“今天应该很高兴”策展人
“ 淡出视野的香港 ”
泰康空间：“今天应该很高兴”引自达明一派的歌词，曾经，香港流行文化对珠三角地区乃至多数内陆城市都产生过影响，这一现象也曾在当时的社会主流媒体引发讨论与争议。与之相比，今天的香港似乎逐渐在淡出大陆乃至华人文化圈的视野。作为泰康空间“日光亭”项目2018年邀请的首位策展人，能否谈谈你选择香港及其社会生态作为本次展览话题的出发点、理由或思考吗？
陈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对中国大陆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多是基于历史与地理原因。一方面这离不开当时香港繁荣的经济环境与成熟的文化工业，另一方面地理上的相邻与文化上的熟悉，使得香港流行文化成为了当时较为封闭的中国大陆去了解世界的窗口。这种差异随着中国大陆极速的城市化而逐渐削弱，是历史的必然。但在看似文化影响力削弱和交流的频繁背后，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香港独特的后殖民语境与现实政治困境，它在当下又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参照。这成为了我开始“今天应该很高兴”展览项目的出发点。
邝镇禧，《Blink》，单频道录像、非同步声音，33分钟，2016
日光亭项目“今天应该很高兴”展览现场
1988年达明一派的歌曲“今天应该很高兴”中所描述的香港移民潮下的不安，与现今香港的集体困境，事实上共同指向了一种既有政治范式的失效与个体失语的社会现实。这种政治失效与焦虑，不只存在于香港内部，事实上它回应的是西方现代性论述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困境。我相信这种个体的无力与徒劳，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也是同样存在。
在这次的展览中，四位艺术家都是以“非直接”的方式来回应现实，他们将个体实践隐藏在抽象、愉悦的视觉化表达之中。他们的隐藏、协商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都成为了个体政治的佐证。我希望展览在视觉上呈现出一个“美丽的假象”，它是暧昧的，但同时也是复杂和焦虑的。
“ 资本的强势地位 ”
泰康空间：今天的艺术界多关注于香港的活跃市场，对香港本地艺术创作、展示、写作和传播等却甚少兴趣，作为一名以香港为基地的策展人，你如何看待香港当下的艺术生态及其遭际呢？在你看来，香港当代艺术对大陆以及亚洲的文化乃至社会政治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或价值呢？
陈立：香港国际金融港的地位和香港巴塞尔博览会的发展，使香港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资本占有了绝对强势的地位。虽然众多国际画廊入驻、香港巴塞尔博览会热闹非凡，但事实上你会注意到，市场的繁荣与大多数香港本土艺术家并没有太大关系。这也就促使了香港艺术家们一方面自我组织独立艺术空间、与本土艺术机构紧密合作，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日常创作中无时无刻地需要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对自我艺术家身份的思考。外部和内部的双向困境，迫使香港艺术家对日常现实的思考更为紧迫。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往往与个人和日常生活相关。但从艺术家的创作来说，这样严峻的环境也许反而是提供了一个更具有挑战性和创造力的条件。
对于中国大陆的艺术生态而言，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现实并不陌生。你可以在近年上海当代艺术发展的泡沫和逐渐被资本主导的艺术机制中，寻找到相似之处。对年轻艺术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甚至是需要警惕的。对我个人而言，我一方面试图在艺术机构或整体机制的内部去寻找可能性，试图带来更多样化的表达，同时也将目光投放于与艺术家共同合作，以及在机制以外的其他实践方式上。
杨沛铿，《公园看更》，收藏级喷墨打印、植物， 42.3×62cm，2015
日光亭项目“今天应该很高兴”展览现
“ 看似是香港的, 也是北京的 ”
泰康空间：“今天应该很高兴”讲述的是香港的故事，呈现的是香港本地艺术家的创作及经验。而这一切又是在物理和经验距离相对较远的北京发生的，面对这一空间的错置，你在策划中如何理解并处理的？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空间错置对展览本身的影响的？
陈立：在接到泰康空间的邀请之后，我首先考虑的是我应该在北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它在北京发生的必要性在哪里？日光亭原有的空间结构和强烈灯光是令人焦虑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最终所呈现的作品和整体氛围，同样也是令人焦虑的。它看似是香港的，其实也是北京的。它基于我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也来源于我往返于内地和香港的观察。
我希望北京的观众能够通过这四位香港艺术家的创作，直接地感受到这种跨越物理空间的相似性。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抽离的、去除文本和拒绝解释的。当经验被隐藏、只保留些许痕迹时，你会清楚地感知到他们的意图和与展览发生地的同质性。同时，这四位香港艺术家在内地的参展经验并不多，他们的作品更为个人，区别于大家所熟悉的香港艺术家面貌。这事实上也是我去除大家对香港艺术家刻板印象的一次尝试。
劳丽丽，《飞天潜水艇》，单频道录像，彩色、无对白、中英文字幕，9分40秒，2017
曾家伟，《家务3》，单频道录像、映像管电视、多媒体播放器，11分34秒，2016
“ 文化研究背景的策展实践 ”
泰康空间：你近期的策展履历多是围绕群体流动、地缘文化、代际的传递、迁徙、变异等主题来展开，能否谈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你不同的策展论述中，这部分话题又是用怎样的方式或层次逐步推进的呢？能否结合你具体的策展案例来谈下？
陈立：我近年的策展经历多集中在地缘政治、脆弱的现代化生存和流动影像等方面，这和我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相关，我接受的是文化研究、人文地理等相关学科的训练。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和香港，我自身的迁移和流动经验也使我对于这方面的议题有更多的切身体会。
我和瞿畅、曾文琪两位策展人共同策划的展览“他/她从海上来”，就是在探讨这个话题。展览中从波罗的海上穿梭来回的流民，到香港的大陆新移民群体，再到深圳城市内漂流的人群，事实上追问的是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脆弱生存处境的普遍性。“异乡”与“家”都是虚构的二元概念，而“漂流”既是过程也是终点，亦是常态。
在我和武漠合作的展览“世变”中，主要呈现了在九十年代社会运动失败后，整个中国社会快速变革时艺术家的个体实践。同时我们尝试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观，以持续关注社会变革议题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去重新回望历史、回应当下。“世变”是在2016年于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呈现的。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九十年代展览发生在香港，也是我们对后社会运动时期香港社会现实的一个回应。
“ 如何面对快速生产的期待 ”
泰康空间：作为研究型的策展人，你是怎么理解研究和策展实践之间的关系呢？可否进一步介绍下你的研究兴趣，目前专注的案例，以及未来的计划？
陈立：尽管现在的艺术生态对于年轻策展人呈现出一种快速生产、行动主义式的期待，但是我相信对特定领域的研究是需要被贯穿于策展人的长期实践中的。学术写作与策展二者应该相互贡献、并行，但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在策展工作中，更强调与艺术家的紧密合作、作品的最大化呈现、作品间的关系、展览空间的调整。它来源于研究与框架，但同时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观念和视角转化为观者的可及。其有效性和公众性也是我一直在进行的尝试。
近两年我具体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全球南方”和“After Party”两个研究计划。“全球南方”是不仅是地理上的南方，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与资本流动上的不均和差异。“After Party”关注于流动的现代性和中国独特现代语境中集体性与个体性，它更多地与个体意志、身份、表演性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