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农在罗马，给“运动”打气，他为帮助欧洲的右翼政党而设计了这个组织，2018年9月22日。图：Jabin Botsford/Getty Images）

最近，媒体广泛报道，斯蒂夫·班农计划建立一个小组来协调全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运动”，和它的名称一样，将研究和写作政策提议，进行民调，和分享在信息和数据目标上的专长。它已经雇佣了八十人，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排挤自由主义共识，把它替换为我的国家优先的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而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政治风土。

当前，美国的公共舆论正执迷于所谓的，俄国佬对他们的选举过程的干扰——但你想象一下，要是普京派谁来华盛顿干班农在布鲁塞尔干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古老的矛盾：不团结的分离主义势力，更擅长建设他们的跨国单位，而不擅长于团结国际上的各方势力。难怪自由主义的欧洲要慌了。

我们正在被这样的观念轰炸：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人权、民主和个体的自由——正在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民粹主义的爆炸式的崛起的威胁；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抵御这个威胁。在两个层面上，我们应该坚决地拒斥这样的观念。首先，民粹主义不是彗星撞地球（就像约什卡·费舍尔在论川普时写的那样）；它更像是大地裂了一条缝，更像是从这样的裂缝中缓慢涌出的岩浆——它是自由主义共识瓦解，和左翼在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上的无能造成的结果。因此，与民粹主义斗争的第一步，是批判地审视自由主义计划本身的缺陷——因为民粹主义，正是此缺陷的症状。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危险在别处。对自由的，最危险的威胁，不是来自某个公然的威权主义的权力，相反，它发生在我们的不自由本身，被当作自由来经验的时候。因为放任和自由选择被拔高为最高的价值，所以，社会控制和支配，也就不能再以侵犯主体自由的面目出现了：它不得不乔装为个体对“自由的”自己的经验（并通过这样的经验来维持自身）。

乔装为自由的不自由，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当我们被剥夺全民医保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选择（选择我们的医保提供者）的自由；当我们不能再以来长期的雇佣，而被迫定期——每隔几年——寻找新的朝不保夕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重新发明自己、和发现潜藏在我们身上的出乎意料的创造潜能的机会；在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掏腰包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现在，我们是“自我的企业家(entrepreneurs of the self)”了，我们是在像自由选择如何投资自己占有的（或借来的）资源——是投向教育呢，还是健康，又或是旅游——的资本家一样行动。

在被强加的“自由选择”持续轰炸，被迫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说都没有适当资质（或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决定的事情上做决定的我们，越来越多地觉得，自由是一个引起不可承受之焦虑的负担。

而且，我们的大多数活动（和被动）现在已经被某个永远在评估我们、不仅追踪我们的行为，也追踪我们的情感状态的数字云给记录下来了；在我们在最大程度上经验自己是“自由的”（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在网上，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也被彻底地“外化”，被微妙地操纵了。

数字网络给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旧口号以新的意义。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还不是对我们的私密生活的控制：今天，一切，从交通到健康，从电到水，都是由某种数字监管来管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网络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共物”(commons)，而为争取对它的控制的斗争，则是今天唯一的斗争(The struggle today)。

我们的敌人，是私有化的、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谷歌、脸书）和国家安全部门(NSA)的联合。但是这个事实，就使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代议权概念变得不足了。所谓代议权，说的是公民把他们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但这个让渡，是建立在精确的条款（这个权利要受法律的限制，且它的行使，也应以精确的前提为限，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民依然是主权的来源，并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决定撤回他们让渡的权力，废除主权）的基础上的。简而言之，国家及其权力，在这个契约中是次要方，这个契约的主要方（人民）可以随时废除或修改契约，这基本上，就和我们中的每个人可以随意变更买卖东西的超市一样。

自由主义和它主要的对手，即经典马克思主义，都倾向于把国家化约为一个服从资本的再生产需要的，次要的机制。所以，他们也都低估了国家机器在经济过程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今天（也许，更甚于以往地）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物神化为控制国家的大坏狼(Big Bad Wolf)：在经济过程的核心，国家机器是主动的，它做的，远不只是为资本再生产的法律和其他（教育的、生态的……）条件提供保障。

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国家比直接的经济主体更主动——它会帮助经营失败的银行，它会支持特定的工业，它会下国防和其他设备的订单——在美国，这种情况在今天比过去都要严重。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生产，是以国家为中介的，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百分比还在五到十之间。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得更具体一些：维持我们的社会及其控制机制运行的数字网络，说到底，就是维持今天的权力的技术网格——这难道不是给了那个古老的，托洛斯基的想法（即，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它的政治和文秘组织，而在于其技术服务）以新的力量吗？结果，就像对托洛茨基来说，控制邮局、电力、铁路等部门，是革命夺权的关键时刻那样，今天，如果我们要破坏国家和资本的权力，难道“占领”数字网格，不是绝对重要的吗？

也就像托洛茨基要求动员一个小规模但训练精良的，“由技术专家和以工程师为领袖的武装团伙组成的，风暴一般的党”来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一样，过去几十年给我们的教训，也正是，大众的草根抗议（就像我们在西班牙和希腊看到的那样）和组织良好的政治运动（有明确的政治远见的政党）都不够。相反，我们还需要一个由投身的“工程师”（黑客，告密者……）组成的，组织为一个有组织的密谋团队的小规模突击部队。其任务，将是“抢占”数字网格，并把它从现在事实上控制着它的公司和国家机构手中夺走。

维基解密只是开始，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毛主义的：百维基解密齐放。那些当权的人，那些控制着我们的数字公共物的人，在面对阿桑奇时的惊慌和狂怒，就是这样的活动能打到他们痛处的证据。在这场战斗中，暗箭还会有很多——我们这边，会遭到“受境外势力渗透”（就像通过指控阿桑奇为普京服务来反对他的那场运动干的那样）的指控，但我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指控，并学着用利益来反击，无情地挑拨离间，以实现把他们全部打倒的目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也被指控受德国佬和/或犹太银行家资助吗？至于对这样的活动将扰乱我们社会的运转并因此而危及数百万人的生计的恐惧，我们应该牢牢记住：那些当权的人，已经有选择地封闭数字网格，来孤立和遏制抗议了。的确，在大众大规模地公开表达不满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永远是，断网，断手机信号。

或者，用1968年的经典表述来说，为保护它的核心遗产，自由主义需要它的激进左翼兄弟的帮助。

[1] Old rope，相关的短语还有money for old rope，指代价很小，回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