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条
画面中的女孩叫马秋莎，80后，
她面对镜头，
讲述自己从小学艺术的经历，
来自父母的爱与痛，
一路成长中的竞争和压力……
虽然她面容平静，
但其实整个过程嘴里含着一块刀片，
影片的最后，她把刀片从嘴里拿出来，
隐约看到口腔内被割伤出血，
令人揪心。
马秋莎的作品，大多跟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她用影像作品、行为表演等方式，
把80后一代共通的成长感受表现出来，
也戳痛了很多同龄人。
自述马秋莎 编辑yali、陈子文
马秋莎是目前中国最活跃的年轻艺术家之一。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从小学画画，后来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念艺术硕士。
以下是马秋莎的自述。
《从平渊里4号到天桥北里4号》
口含刀片，讲述80后的痛
《从平渊里4号到天桥北里4号》，是我在2007年在美国上学回来那个暑假完成的一个录像。平渊里4号，实际上是我出生的妇幼保健院的名字；而天桥北里4号，是2007年那一年，我家的地址。
作品片段：“我的父母喜欢男孩子。在我出生前他们就想好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男孩的名字，一个是女孩的名字。如果生的是男孩，随我爸爸的姓，就叫尚帝；如果是女孩，就叫马秋莎，随我妈妈的姓。我经常想，要是我是男孩，现在就应该是‘上帝’了。”
这个视频里，我嘴里含着一个刀片，向摄像机讲述我从小学艺术的经历。到影片的最后，把这个刀片拿出来。在讲述过程中，你要忍受刀片对舌头的那种刺痛，还要面带微笑，去面对镜头。
我与亲戚姐姐弟弟 1993
我出生在1982年的中国北京。80后是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又赶上了人口高峰，所以在入幼儿园、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所有这些上学的节点上，都是人口高峰期，竞争激烈。
回顾童年和成长经历，还是挺压抑的。独生子女没有太多出口，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消化和承担。
在姑姥姥家 1990年代初
我出生时，因为是个女孩，让父母曾经一度失落到极点，大部分中国的家庭，在那时候都是很稀罕男孩的。
父母遵从国家的 “一家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孩子，所以他们依然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像对一个男孩子那样严格，倾其所有地培养我。
我和小学同学合影 1990年初
父母就一直觉得我得有个“一技之长”，所以我从小拉过小提琴，拉过手风琴，写过毛笔字，后来都未果。最后发现我还是挺喜欢画画，妈妈就帮我报了一个儿童画班。
我在自己画画作品前 1993
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爸是个放射科的医生，一直在一个小医院里工作。我妈原来在一个国营单位工作，因为工资太少供不起我学画，就辞职“下海”了。
作品片段：“后来长大点了，她就锻炼我让我自己去（画画班）了。但是她会抽查，冷不丁哪天上课时她就到了，站在门外，或者依旧趴在玻璃窗上看我上课。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老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和我妈之间最深的爱总是用痛来连接的。从我出生的时候就是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一瞬间，她注定必须要爱我。
妈妈和我在天津 1980年代
马秋莎从8岁-18岁的自画像 共59幅 1999-2000
记得我小时候贪玩，或者画画走神了，她会说：你去那边安静一下，我气得脑袋疼。她小的时候没有打过我，但是她会掐我，她会掐我大腿上面的肉。
所以“痛”这个词，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身体上，都是我们之间特别重要的经历。
到后来长大了，我会很心疼她，每每想到她为我做的种种，会很心痛，觉得她为我付出太多，而这些付出又会让我加倍地觉得有压力。
作品片段：“当他们知道我所学的专业在美国是领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我办美国的签证。他们卖房抵押，四处求人借钱，就为了一个叫‘财产证明’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嘴里要含着刀片去讲述这么私人的一个过程？
研究生去美国上学，那是我人生第一离开家、离开北京，暑假回来时，有一种陌生感，陌生感中又夹杂着很多描述不清的东西。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之前一直是背负了很多压力，无形的压力。
我就想，是否能用一段影像来表达这种感受，嘴里含着盐或苦药，面对镜头，边讲述一路来的经历，边忍受嘴里的刺痛。只是最后，我把嘴里含着的物品置换成了一个刀片。那种最普通的两边开刃的刀片，它危险，小、薄，能藏在嘴里。
讲述的内容，虽然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我觉得它涵盖了我的同代人共通的成长感受。
视频里，我眼睛看着的不仅是忧伤孤独的摄像机，也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
这个录像也被很多展览展出过，也有媒体问我，你给你父母看过这个录像吗？我好像从来没有。
2010年，这件作品正好在北京展出，我就问他们，跟我一块去看。
那天整个展厅没什么人，他们进去后直接站在了我的作品的面前，然后就石化了，就不动了两个人。
他们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本来7分钟的片子，大概快一个小时，我爸开始动了一下，转过头来说：恩，看完了，咱们走吧。
他们按常理不可能不关心我，你有没有割到舌头，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从来没有问过。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敢去问，有点愧疚。
过了很久，我妈妈跟我说，真的不知道给了你这么大的压力，如果知道，肯定不会那样去逼我。
其实这件作品，也是我和父母之间的一剂粘合剂，他们也通过这个录像试图去了解我，了解我的内心。
现在我也已经是一位母亲。母亲对女儿的影响真的很大，有时候在管教女儿的时候，我不自觉也会变成自己母亲的那种口气，我自己都吓一跳。
所以也不断地去告诫自己，不要太着急，不要去强迫孩子。
《沃德兰》
母亲们的尼龙丝袜
2016年开始，创作到现在一直在延续的《沃德兰》系列，“沃德兰”这个名字，是从英文的Wonderland音译过来的，是对我母亲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件作品，我用尼龙袜去包裹摔碎的水泥板。
《沃德兰》展览现场和细节
小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骑车送我去幼儿园。那时候北京是一个自行车的世界，妈妈们那裹着肉色尼龙袜的大腿，在各处大街小巷奋力的蹬着车轮向前行的景象，一直在我记忆里。
尤其每到一个红绿灯，妈妈们都同时停下，我坐在后座上的一个儿童的视角，会看到很多妈妈的腿，整齐划一，都是那种很厚的尼龙袜，尼龙袜后面的背景，就是那些破损的水泥路。
那时，我也有机会能近距离观察母亲的腿和袜子，两条肉粉色的小腿和脚腕上时有抽丝的破洞，被透明的指甲油涂了边缘，圈出了一小块真实的皮肉。也只有透过那个小洞才可以想象她的温度，感觉到她真实的存在，获得暂时的安全感受。
破损的袜子对我来说，是美丽的温暖的记忆。
作品里的这些袜子，都是穿过的，是我从我妈妈的那代人，妈妈的朋友、战友，亲人那儿收来的。她们并没有扔那些东西，他们一直留着，只是不穿了。
这些袜子长短不一，薄厚不一，颜色不一，我将它们分别包裹在摔碎的水泥板上，然后再将这些碎块拼合完整。上面的破洞就用透明指甲油涂一涂，为了防止袜子继续抽丝而坏掉。
肉色厚尼龙袜子在70-80年代的普及，是为了隐藏个体的差异，从而整齐化一。
而在今天这个宣扬个性的年代，满大街的姑娘们把自己的皮肤、腿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肉色”消失了，被遗弃了，荒废了。
《比我小两岁》
同为独生子的姥爷
我对我姥爷有很多好奇心，《比我小两岁》这件作品，有很多小药瓶，里面装着的黑色物，其实是我姥爷的胡渣。
姥爷少年时 1938
我的姥爷是唯一一个“不溺爱”孙女、和我吵过架的老人。后来听姥姥说，虽然他是1927年生人，却也是独生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姥爷曾是一位话剧演员，他很爱他的职业，80年代退休之后还会一直去看京剧表演。
姥爷8岁时与姨兄沈振海剧照合影 1935
姥爷剧照《钗头凤》第二段 1962
姥爷剧照《闯江湖》电影 1992
他也确实很“怪”，我小时候就注意到他“反常”且认真的行为——把每次刮下来的胡茬儿都装进一个小药瓶里，然后锁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个习惯大概是从1984年开始，正好比我小两岁。一直到2010年，姥爷去世了。
作品《比我小两岁》
他的儿女去清理遗物，我在一堆要扔掉的废品当中，看到了这些装着胡茬的药瓶。
我突然觉得很失落，很难受。我觉得他的孩子们好像并不了解他，这些药瓶对他的一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不应该被丢弃。于是我就把它们捡回来，我觉得我要继承它们，好好爱护它们。
姥爷在天津市第五届政协会议 1979
全家合影 1980年代
马秋莎（第一排左一）、姥爷（第二排右一）
1984年开始，姥爷收集在药瓶的胡渣
当你把这些药瓶按年代摆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颜色渐变，从深灰色到白色。这些小药瓶其实是记录了他的时间，记录他的生命。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去了解姥爷的一生，我发现同为独生子女，我们都很孤独，会有一些癖好，一些奇怪的举动，其实每个人也许都是这样。
收集胡渣，我觉得他当时肯定意识到了自己在变老。但我没法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人生有很多后悔的地方，当你想把一个事情搞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无处去询问了。
马秋莎的作品将在第五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 Shanghai）展出
时间：2018年9月20-23日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