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青年艺术沙龙 文：杨晓雅

引：立言虽看似木讷，但他的展览取名为《幌子》（Disguise）。他觉得，“大多情况下能够说出来的只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这句话都是如此不真实”。幸运的是，相比于那么多只能靠言语去堆砌“幌子”的人，他还能够用画，而且，还有人给他办展。

至于还能说出来的“幌子”，这的确就是个“幌子”。维特根斯坦有言，“凡是可说的，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则必须对之沉默”（What can be said at all can be said clearly, and what we cannot tal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哲学的“正确”方法，是将可说的自然科学命题归为一类；而不可说的，一是伦理命题，二是高渺玄远的东西。有时，伦理和审美是一个东西。比如，当我妈穿着一件镶满塑料水钻的橘红色豹纹紧身上衣磕着瓜子儿陪我听交响乐时，我的宇宙，被沉默吞噬。

立言有两幅画，一幅是《修辞和隐喻》，一幅是《谎言，从来都不是语法的错误》。

立言虽看似谦逊，但他曾不止一次地问我：“我给画取的名字还是蛮牛掰的，对不对？”客观而谨慎地说，因为立言的画量和年龄一样也不小了，我无法对他的这个问题作出积极而正面的答复；再而，论艺术家为何要这样给作品取名？这就是个时而显学又时而玄学的问题。不过，立言的这两幅画，的确像立言这个名字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修辞”、“隐喻”、“谎言”、“语法”及其“错误”，嗯，至少我觉得这几个词还是有点儿小性感的，禁欲系的那种。

早在古希腊时代，所谓“人文主义”的原意就是“修辞”，指为培养演说家所进行的教育。该词后来指向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四种基本因素：一是言说的自由；二是法律的准则；三是城邦的政治自由；四为个体作出自己道德与政治决定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修辞术时，认为修辞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实例中的说服方式。那么，一个人在掌握了修辞术之后，首先便具备了进行逻辑推理论证的能力，并能深入了解他人的品格德性与情感产生的原由方式。由此，修辞术也被纳入政治学的框架。

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修辞的发展必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对于修辞现有的众多描述中，学界认定最具代表性（而并非“正确”）的有三种：其一为“说服的艺术；其二为“良言学”；其三指“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它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冲突、协调行动、更新观念、发展文明的一切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修辞的性质和应用范围，学者们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而后，这一争议也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不断变幻着它具体的议题和侧重点。

20世纪后期，学术研究兴趣的转向，逐步将对文本内部的专注分散到外部，其焦点落在了文本在心理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语境中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科技与媒介材料的更进，修辞研究的对象也脱离了单一的文字载体，向图画、影像、装置及行为等艺术实践方面拓展。正如布斯（Wayne Booth）在谈到“修辞的立场”时所说：“随着这个曾经看起来会永久消失的词重获流行，它的意义也变得多样化…… 修辞学的艺术和其它艺术一样具有不确定性。”此外，米勒（Hillis Miller）也曾多次强调，我们当下的生活已被“充斥着谎言、歪曲和阴谋的媒体”包围，而合理的应对方式，便是付之以“修辞性”的思辨与考量。

修辞和隐喻  布面丙烯  210 x 120 cm

从字面上说，立言的《修辞和隐喻》可以是种并列关系（A//B），也可以是种包含关系（A⊆B），毕竟，隐喻只是诸多修辞技巧中的一种。从画面上看，在主体的“人”上，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分明的界限：腿部线条流畅地将其一分为二，两支胳膊支撑起身体，双头幻影则使得画面整体难以叵测。如果说，这个人只是被二元分割，解读的惯例会让我们将其理解为表现了人之矛盾与悖论性，或是更为流行的“精分”。而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均等的能量分配，这更似人之常态。直观地看，离我们距离更近的那条腿（连接臀部）和胳膊（连接上身）更加清晰，立言的下笔也更显明确。而那个小头更像是大头的衍生，或者，是大头的所思所想而幻化出的实体。从相对柔和的面部轮廓猜测，小头更似女性。因头部的加重，主体似乎已取得了画面上的力学平衡。不过，这个人的双脚却消融于晦涩的背景，只剩浅浅的几笔勾勒。于是，看似平衡，实则头重脚轻。

谎言，从来都不是语法的错误  布面油画  160 x 160 cm

《谎言，从来都不是语法的错误》是立言作品中颇具童趣的一幅，色彩也相对鲜亮。儿童的谎言和语法错误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的，可对于成年人来说，谎言和语法错误在某些阶段已被纳入规范的语言和行为系统。于是，我们看到了画面上为粉嫩的残臂把脉的人，他表现出一副专精的工作姿态。在一片静默中，平直的桌沿泛起一丁儿鸡皮疙瘩似的波澜；魔方变形，色格单一；粉红的恐龙布偶如一只将要受惊的猫，恰似旁观者，也像理所当然的摆设。画面整体落入荒诞，交杂着一股清冷的幽默。立言的画是公认的具有叙事性。从理论被使用的情况上说，叙事这个大门派下也是群英荟萃，不见消停。当我们从叙事的角度去推敲画面时，我所以为的第一诀窍，还是先自圆其说。即使从绘画语言上分析，“谎言”（画面呈现）、“语法”（绘画习惯）与“错误”（人与物的变形），三者足以搭撑起立言的“幌子”，并形成一种结构上的稳妥。对于观者而言，摸索其“修辞性”的第一要义，无非是慢慢地、细细地——看。

杨晓雅，博士，曾在浙江大学与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