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暴风骤雨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
选自《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序言，新星出版社，2010年。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要先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藉藉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心灵》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的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生活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聚焦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其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形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作为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时所发生的一切。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在诱使他们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世界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成为《被禁锢的心灵》可能的姊妹篇。本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论说，因为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只有通过研习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被最好地领悟。20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une question mal posée）。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肯定为“是”，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与否与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但是，成年人都明白，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如果我们也处在与他们一样的思想之旅中，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以及为何如此言行进行反思。
诸多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可以作为哲学—政治考察的课题。我的选择聚焦于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希望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确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未随着1989年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另一个动因在于，这些哲人的众多崇拜者仍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计后果视而不见，或者继续为之辩护。我所选择的思想家们来自莱茵河两岸，亦来自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我想以此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政治倾向。为从这些肖像中获取教训，我们将在结语中予以分析，希望读者在浏览这个画廊之后能够斟酌、思量。
在此，我再就书中涉及的这些思想家说最后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无意为读者提供借口，以有失体统为理由摒弃这些思想家。恰恰相反，笔者本人也一直被他们吸引，而且多年来从他们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然而，愈是沉浸其中，我的失望感就愈是强烈。我发觉这种失望可以透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写的简短札记——谈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在1933年暴政来临之际欢欣鼓舞的德国思想家——获得最妥帖的表达。他的感悟即我的心声：
无论我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我仍能感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倾慕——各式各样的倾慕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这种倾慕永远也不可能发展为爱。我多么想恳求他们将其高深的思想奉献给更为善好的权力。唯有当精神中的主宰力量本身具有尊贵的气质时，精神的伟大方能成为爱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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