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2017年12月，OCAT上海“疆域”展览现场图，策展人：鲁明军  OCAT上海|图片提供

杨圆圆|采访整理

1940年代的西北写生

我是西北人，老家在兰州永登，祖上是土司，有个衙门遗址至今还在，里面还残留着一些壁画，浙大谢继胜老师曾带队做过研究。但我其实也并不熟悉西北，去过的地方有限，可能没有庄辉老师去过的地方多，最远到过嘉峪关，嘉峪关外没去过。

2004-2005年期间，我协助西北师范大学田卫戈老师（现在敦煌学院任院长）做过关于八九十年代兰州当代艺术的一个调研项目，采访了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也是因为参与这个项目，对于当代艺术特别是兰州早年的一些前卫实验和行动（比如“兰州军团”）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2013年底，我曾在甘肃河西学院参加过一次讨论会，主题是“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当时是被我们学校历史系的韦兵、王东杰老师拉去的，与会的还有纳日碧力戈、谢继胜、黄达远、袁剑、张亚辉等老师，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外行，我最初其实是想去旅游。当时由于时间紧张，只用手头现成的资料准备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发言，题目是“上世纪40年代关山月在西北边疆的写生”。

选择这个题目，除了是因为会议主题的要求以外，我记得当时好像正在准备何香凝与近代山水画的一个展览，所以看了一些岭南画派的资料，发现其中关山月是个比较特殊的案例。所以也就借机考察下西北写生在塑造“岭南画派”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发现40年代去西北西南边疆写生的背后实际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今年春节，读了香港中文大学最新出版的两本边疆史著作，刘晓原的《边缘地带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1921-1945》与林孝庭的《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处理得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问题，但分别是从G。C。D与国民党的角度来探讨的。当时，边疆都隶属国统区，G。C。D尚未触及边疆问题。随着抗战爆发，加上英（印）、俄的介入，边疆地区越来越复杂，围绕内蒙、外蒙以及新疆、西藏的领土、疆界争议和冲突，成为国民党棘手的问题之一。当时国民党派了很多专使前往西藏，新疆的问题就更复杂了。长征期间，直接涉及边疆的应该是张国焘，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后，带领红四方面军去了西康，再后来就是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军。按照刘晓原的说法，G。C。D是直到其主力从中国南部转移到西北边境地区后，才开始有了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外交”与“内政”的相互交织，使得边疆问题显得异常复杂。由此再回过头看当时的写生运动，可能无法回避这一背景，若从这个背景出发看当时的这一艺术或政治行动，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形式、风格亦或是浪漫的想象这样一个层面上。比如当时那些西行的画家们为什么画了很多标本式的肖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带有人类学色彩的调研和介入。图存救亡的时代，这一举动自然带有国家认同或国族认同的意味。吴洪亮、曾蓝莹都写过相关的论文，但总觉得解释还不够，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2017年12月，OCAT上海“疆域”展览现场图，策展人：鲁明军  OCAT上海|图片提供

西北艺术家

八十年代在兰州曾经有过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叫《当代文艺思潮》，不少人都在那里发表过文章，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我曾经采访过杂志的编辑管卫中老师，后来那本杂志被停刊了，知网上有几篇硕士论文研究这本杂志。应该说，它是80年代兰州前卫艺术很重要的一部分。兰州还有很多诗人，个别如颜峻、唐欣等后来去了北京发展，大多还在。也有地下音乐，比如“噪音协会”，我看过他们在“我的天堂”酒吧的现场表演。这个酒吧当年挺有名的，算是文艺圈的一个聚集地，但我不是很熟悉这个圈子，偶尔被叫去一两次。还有个书店“凤栖梧书店”非常重要，在兰大附近，一个地下室，现在搬到另一个地方，但还在兰大旁边，应该说是全国最好的民族学书店，老板马寅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是穆斯林，懂音乐，也很熟悉电影，书就更不用说了，很多知识信息和朋友都是在那里获取和结识的。书店还在，年前回兰州还去了一趟，七八年没去了，非常亲切。

在兰州这边做艺术空间的不多，我知道的一个是靳勒做的石节子美术馆，一个是王西野的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青海那边好像反而比较活跃，有个小双年展，还比如高元的空间“西北联合驻地”也做了一段时间了，有声有色的，非常不容易。

艺术家也是，后来一部分到北京做职业艺术家，比如杨志超，有的是出国。有几个当年和艾未未走得比较近，刘正刚还在艾未未工作室待过很多年。后来听说也受到艾未未事件的影响，被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身心受到一定影响，又回天水了。现在据说还有几个还在做，比如马奇志、高波、靳勒等，但因为当地没有生态和氛围，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不过依然有一些从兰州出来的年轻艺术家还很活跃，但辨识度并不明显，多数艺术家的创作和兰州没什么直接关系，比如张鼎。不过他身上那股劲还是很西北。闫冰相对辨识度要高一点。像庄辉这样的还是很少，他对玉门有很强烈的情怀。不过，玉门和兰州还是不太一样。兰州其实跟一般城市没什么区别，在西北它算是一个枢纽。相较而言，玉门是经历过动荡型的转变的，从繁华到没落，庄辉是经过那个变革的，所以他和许多兰州人对西北的情感和体验是不一样的。有意思的是，依旧生活在西北的艺术家也不像庄辉那样去做，他们更多想着怎么做得更国际化。而生活、工作在北京上海的艺术家反而会选择回到边疆，比如赵赵、赵要等。只有少部分生活在新疆与青海等地的艺术家依旧在跟地域发生关系，比如刘成瑞。

要说什么是兰州的感觉和特质，我也说不上来。我想起兰州作家张海龙出过的一本杂文集，名字叫《西北偏北，男人带刀》，蛮切合兰州的感觉的。唐欣写过几首关于兰州的诗，非常生动，“兰州，每一条街道拐角/都会有人和你玩命/兰州，每一辆公共汽车/都会挤满扒手”，“好些少女操着方言/多半小伙藏着凶器”，还有一首“大白天自行车座没了”非常形象。我记得那时候自行车只要停在马路边就会被盗，我有个远方亲戚很长一段时间就以偷自行车为生。而且我有次乘公交车钱包就被偷了，有次在街上差点被骗子坑了，连诈骗带威胁的。还有一次坐长途车，也被偷了钱包。上初二的时候，同桌被同班另一个同学捅死，后者坐了13年的牢，出来后听说当了小学老师。我觉得这就是兰州这个城市的质感。

2017年12月，OCAT上海“疆域”展览现场图，策展人：鲁明军  OCAT上海|图片提供

西北在当下的重要性

清中叶西北地理学的兴起就是当时新疆、蒙古与西藏等边疆地带的威胁所致的，它跟海疆遥相呼应，构成了清王朝地缘政治的基本结构。当时，刘逢禄、徐松、龚自珍及魏源就曾提出过这一问题。进入20世纪以来，“外交”与“内政”纠缠在一起，西北边疆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加突出，同时内地跟边疆的社会分化与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甚至随时都会转化为民族冲突与矛盾。除了这些，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谈论西北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也许那样一种独特的自然和风物环境中，人的时空感会增强，从而使得我们更加自觉于所身处的这个时代。

“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览

在2013年参与那次主题为“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的研讨会之后，我开始关注更多有关边疆与后全球化政治的论述，开始阅读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以及其他与边疆相关的著作。而学术界围绕这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我加了很多公众号，每天都是铺天盖地的相关主题的文章推送。应该说，“一带一路”的倡议也是其成为学术热点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边疆问题不仅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是与周边的关系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

说到“一带一路”，如果从历史角度看，本身就跟边疆史、内亚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汉代匈奴开始，一直到后来唐代的突厥，然后再到蒙元，清帝国……这些历史问题本身都非常复杂，非我能力所及。但我觉得之所以诸如“蒙元史”、“新清史”成为学术热点和争议的话题，还是离不开今天这个语境。对我来说，这个可能更为重要。它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民族分离运动何以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潮流，进而对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一现实。而中国又是如何维系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结构的。只是以我有限的学力还理不清如此庞大的课题。而艺术家也很少触及这么宏大的问题，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方案。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通过对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点的重新编织，建立起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能够回应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理论构想，但不能否认它的政治性和现实感。

在阅读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的过程中，“疆域”的写作与展览的想法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工作方式肯定不能直接先从文本梳理，所以我同时还是翻阅了手头有的艺术家资料，也找朋友帮忙推荐……文章有了初稿以后，张培力老师正好邀请我做OCAT上海馆的展览，于是就提交了手头的项目。CCAA的提案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整个构架主要涉及了边境、边疆和全球化身份的流动这样三个部分。我搜集了很多与边疆有关的书，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的“边疆中国”那套书就很好，包括刘晓原的《边疆中国》、米华健的《嘉峪关外》、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消失的“国民”》等。另外，还有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以及姚大力、葛兆光、王明珂、汪晖等老师的书，也给了我很多理论上的帮助和启发

在为画册撰写的文章中，有一块是关于亚洲叙事的反思。国内艺术系统中以往的亚洲叙事受日本、台湾的影响，视野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顶多谈谈印度。而中亚、中东这条线其实才是历史上连接中国跟西方的重要的一条线。但是这条线索一直以来并没进入当代艺术的视野当中。2008年的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中，有一块关于中东的项目，他们请了一个中东的策展人来做，但整个展览的叙述还是在一个“后殖民”的理论逻辑里面，并不是将它放在中亚、中东和西方三者之间复杂关系中来考量。但这的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理论储备，不然很难理清楚。目前我只是涉及一些非常浅的层次，比如徐冰《何处惹尘埃》、《中东当代艺术展》等这些案例，还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疆域”的展览在未来还会持续推进，即将在3月20日在北京OCAT开幕的展览名单就有一些调整。这个项目在未来也会由CCAA支持出版一本书，不过文字我还在继续写。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带到中国的边疆，比如西南或者西北。巡展的话，也希望能带入一些当地的艺术家。我的写作里面有提到“疆域”相关的调研计划，希望能在内蒙、新疆、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州沿着整个这条线索去调研当地的当代艺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是被忽视的，其中很多艺术家并没有进入当代艺术系统，但是他们都在持续创作，只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工作都还不够了解。平时我也一直很留意这个，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比如前几天看到一个西藏的艺术家，很有意思。

另一方面，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把展览带到周边与西方，就像前面说的关于边疆的讨论不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的问题。也希望能做一些周边的调研，包括东南亚、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比如关于日本与韩国这块，我们目前就正在筹划一个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展览。

2017年12月，OCAT上海“疆域”展览现场图，策展人：鲁明军  OCAT上海|图片提供

旅行和自我漂泊对于艺术家和学者而言的重要性

去年年初，我们在剩余空间做过拉脱维亚艺术家黛安娜·塔玛尼（Diana Tamane）的个展《走私者》，涉及身份的移动与地缘政治；九月，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看到一个展览，主题是全球化时代民族的迁徙与移动。期间在欧美旅行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关于中东的展览。徐文瑞策划的科索沃双年展，还有即将开幕的光州双年展都以国界、边界为主题。所以这类话题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而且同时，这跟我们当下的日常经验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加速移动带来的内心的恐慌或焦虑。我想，除了对于地缘的认知以外，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我们的身体如何回到与土地的基本关系中，如何用身体丈量历史和大地。艺术家的行走、游牧甚至漂泊，更多还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因此，作为策展人，我或许会比大多艺术家想得更多也更复杂，我可能会从多个角度去谈，有些未必是艺术家的初衷和动机，但在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内，我相信作品会释放出不同的能量。通过展览，把不同层次的问题牵引出来，所以它不应仅是刻板的、单一的，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所关联的，也希望每个人都能辩证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