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能看懂的双年展吗?柏林双年展公布艺术家名单
发起人:服务员  回复数:0   浏览数:1811   最后更新:2018/04/27 19:26:55 by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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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东时代美术馆




被采访人:奥马尔·法斯特(Omer Fast)

采访人:思明

采访时间:2017年12月06日

采访地点:广东时代美术馆


奥马尔·法斯特(以下简称“F”)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法斯特,我是一名艺术家。


思明(以下简称CM):艺术家?你是这样认定自己的吗?


F:如果我要去机场的话,有时候会用别的头衔。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是个会计师,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艺术家。


CM:而不是导演?


F:不不不,我学习艺术,我在画廊、美术馆、美术机构展示我的作品,我就是喜欢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我做这些项目不是为了拍片而拍片,而是我纯粹想拍影片。我为画廊和美术馆做电影,这些电影是为了展示在那儿做的。所以很多时候电影的故事都是精心安排好,在那里展示的作品里,很多时候故事都没有明显的开始或结束,它们像一个圆那样循环。那些电影专门为这些空间而做,观众可以随时进来也会随时离去。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作,还有这样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自己为艺术家。


“谈话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的”, Omer Fast

Martin-Gropius Bau, 柏林, 2016-2017


我的作品通常创作过程非常快,作为对某一特定情境的回应。那可能是一个地方,或者轶事、别人的故事,或是与某人的相遇。它们往往没有经过很多的调研,在某种程度就像我把我的背包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有我关心的问题,我有我的过往,我有自己的兴趣,所以我的作品常常发展成一个快速的回应,就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打开我的背包,然后看看它会有什么化学反应。这一次创作《看不见的手》,我读了一本犹太童话故事书,中世纪的犹太童话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欧洲的不同地方,但它们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我没有多加犹豫就决定把其中一个故事用在本地语境里,这个故事跟时代集团、时代玫瑰园,跟广州或是中国并没有任何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想把这些故事应用到本地语境下,这就是这个项目开始的原因。我以往很多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明显都是沉浸式,我的电影通常试着把观众带入其中,并让他们沉浸在电影中的故事,然后用不合常规的叙事手法或是电影语言把他们推开,这是一场不断拉扯的游戏。


用VR相机的初衷是想把观众带到美术馆外,然后把他们带进这里的公寓里。但是由于我不能这样做,我只好用VR相机把外面的空间带到美术馆,把包围着美术馆的公寓带进美术馆的空间里,这就是我们会用VR相机拍摄的原因。它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媒介,所以你就像跳进了一个完全包围你的环境里,它让你有高度真实的感觉,但同时它也非常假,这是这项新技术的矛盾之处。它代表着人类渴求能瞬间转移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它做到了。不过它只是技术性层面上的意义,它也只是伪造了一个空间。我喜欢矛盾,也喜欢不可名状的暧昧,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这个媒介。

CM:当新科技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很难说这是好还是不好,这只是一项技术。你是怎么样把这样的科技应用到故事中?


F:其实我也不知道VR技术会如何影响这个故事。我知道它肯定会影响电影制作的过程,(你在现场)你也知道它是怎么影响的,用VR摄影机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它就是一个折磨人的工具,它像是环形监狱,它在拍摄空间的中心,它能看见所有东西。因此,你过往在传统电影制作中所知道的东西,比如你设计好一个镜头,就像我们现在的拍摄,我们有一个主体,你聚焦在这个主体上,你可以通过模糊后景来让前景更突出。但是你用VR摄影机是做不到这些的,目前,你还没办法用这个媒介做到。你有无限的景深,在每个方向都有镜头看向无限远处,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必须要躲起来。


这次的拍摄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只有四天,也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我不能直接与演员对话,或者剧组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距离,或者说在当下所发生的事里被移除了。这个摄影机奇异地复制了这种感觉。它也是这样,因为它看见了所有事物,所以我必须把自己与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隔离开,然后尝试躲在某个地方,以便于我不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CM:因为我目睹了拍摄的过程。我觉得那让我想起以前,电影人去拍摄剧场、舞台表演,你认为这算是电影语言里的进步吗?或者,你认为VR的美学在哪里?


F:就我自己而言,我不太相信这是线性叙事的发展,当然在某种语境下我认为这是有折衷的。我们散漫地谈论这个折衷是什么,但如你所说,我觉得这个媒介具有高度的剧场性。你把VR相机放在空间里,你指挥大家在它周围演戏,这就像是与演员们一起在舞台表演,像是看着他们在剧院表演。我们都很熟悉电影操作,你在景物里挑选一个重要的角色,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身上。我不知道VR摄影技术到底算不算是一种进步,我想这是你寻求的某种控制力的被削弱了,你选择主动放弃(这种控制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这个媒介非常折磨人,多过于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工具或是一场技术性的革命。


CM:你怎么看跟当地的团队的合作?


F:非常棒。但是也有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你也知道,当我们在办公室拍摄的时候,你也在,我让你们表现得愤怒,去大声叫喊。不过我很快就反应过来,让你们在镜头前大喊大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的确是有一些看不见的隔阂。当你认为某些东西是可能会发生的,但这真的很取决于你所处的文化,这让我很惊讶,让你们尖叫真的比登天还难。

自由以及选择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关键词,这可能跟本地语境有所共鸣。关于在天平上的自由和控制,就像我在这个项目里作为一个导演,我放弃了控制摄影机前发生的事,也放弃了或许能够控制观众理解故事的方式,去换取更多的自由,让观众看看围绕着摄影机的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也许我们在镜头附近筹划更多的东西会更好一点,不过这个故事到底是很直白的。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希伯来童话故事,所以故事本身就不具地方性的。这个故事与本地的连接会很有趣,它似乎是来自观众的想象,如果他们想把这个故事的含义投射到中国的地方语境,很欢迎他们这样做,作品提供了空间给他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那样的联想。


我们都知道“看不见的手”,它是亚当·史密斯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自由市场运作的基本,这只神秘的手在无形中指引着很多事情。但在片中“看不见的手”可能关于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经济体系,一个默默在控制一切的制度。我认为大家对“看不见的手”都有着说不透的信仰,我需要一点距离去思考这个项目对于本地语境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说过,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把我的想法带来,在这里打开分享,然后试着聚集身边的人一起去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在这里说出来很重要。但我想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代美术馆),在这里展示我的作品,这次将会展出我在过去7年做的四个作品,这些作品互有关联,而且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沉浸体验。我不确定他们怎么跟中国这个语境发生关联,不过我三月会回来,对我而言,这是我的重复。这是我第二次到访广州,我在第一次到访的时候有了灵感,我第二次来访把我的想法拍下来,在第三次的到访,我会呈现我的想法,这是一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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