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文：Kenny Schach

保护我……免受艺术圈的伤害。摄影及插画：Kenny Schachter

几个月前，一个Instagram的网红艺术狗账号Frenchiepickles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不过，相比受到一个拥有4万多粉丝的狗狗账号（比我多了三倍多！）发来的信息更为奇怪的事情是，这实际上似乎是一位和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有关的洛杉矶电视制片人给我发来的信息。她目前正在忙一个新的剧本，是一个有关当代艺术市场中有组织犯罪的节目。

她希望我能够出任这档节目的顾问，而节目的主要想法是讲述一个世代从事艺术经纪行业的家庭成员不小心捅了篓子，因为请求科西嘉岛黑手党替他偿还赌博所欠的第三方保证金而欠了他们10亿美元。“这就是现代版《广告狂人》（Mad Men）遇上国际版《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剧情，一定会吸引很多观众，”制作人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在这场电话会议上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这也使得我现在依旧坐在电话旁苦苦等候着我扬名好莱坞的机会。

就在几周后，我接到了来自全世界最长寿的时事调查节目BBC《广角镜》（Panorama）的来电，他们询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集有关“艺术圈中盛行的洗钱活动”的节目。我至今都无法让人们忘记我在2016年Hay艺术文学节上所作的评论，当时我说艺术市场就是一个集中了各种腐败的污秽池（好吧，也可能只是一个小水洼而已）。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瞄准那些猖獗的犯罪现象，只是想让昏昏欲睡的听众们醒一醒。当我告诉节目主持人，在目前这种严格的财务监管体制下，每个人在银行面前毫无任何隐私可言，所以通过艺术进行洗钱并没有他们想得那么普遍，那位主持人明显有些受挫。

但他又不屈不挠地给我举了个例子，说是一个乌克兰涉嫌武器和毒品走私、谋杀等罪行的家族，同时也卖出了一批我从未听说过的艺术家的画作——他希望我能够出镜，在节目中谈谈一些具体的作品。呃……我已经树敌不少了，所以这样的节目还是免了吧。

这只小狗很明白自己的天赋。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事实上，我刚从北京画廊周和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回来，其实那里发生的故事才真正算得上精彩。

北京篇

事实上，在一片繁荣的全球艺术市场中，正儿八经地赚钱比走歪门邪道可能更容易。但在中国，税率更低、管制更少的香港在商业方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由于缺乏足够的由政府运营的艺术机构，中国是少有的几个急需私人博物馆的国家，让这些私人机构在反抗西方模式的非盈利（避税）模式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北京宝格丽酒店。图片： Courtesy of the Bulgari Hotel

可以说，我参加了每一届北京画廊周展会（这次是第二届），今年的17家参展商大多由小型及中型画廊组成——尽管这些画廊都驻扎在租金相对便宜的巨大空间里。在这一愈发同质化的世界中，北京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和对文化几近贪婪的欲望。你在这里能感受到一种兴奋以及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气氛。说到气氛，或者说空气，今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比去年好了100%，这或许是因为工厂的关闭，也可能只是我纯粹运气好。而更以金钱为驱动、充满着欧洲感的上海，则上演了各个开幕式和活动竞相角逐的景象，形成了一种城市内部的竞争。而我可能更喜欢比较真实、更注重才华的北京。

北京画廊周在798艺术园区内举行——任何一个没有这种挤满了疯狂人群的艺术园区的城市都应该好好学习这种模式，比如伦敦。如同中国很多其他的事物，这一园区原是一片属于部队的工业厂房区，2000年前后在七星华电科技集团主席王彦伶的指导下逐渐废除了工厂的功用，让这里成为当代艺术工作室和画廊的聚集地。他精力十足地在名为798拍卖中心的地方，积极地主持了一场晚宴，而这栋漂亮的新建筑之后将为一家拍卖行使用。

北京画廊周似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机构化的过程（欢迎拥抱中国速度）。前来画廊周的人包括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职业藏家乌里·希克（Uli Sigg），以及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馆长Michael Govan。Govan这次也是为了一些博物馆合并和收购一事而来——这股风潮去年在中国相当盛行，当时等待接手的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最终被上海云月投资收购。如今，LACMA已经获得了对余德耀美术馆的控制，在逐步发展的上海西岸艺术区占得先机。

在北京画廊周上最突出的（或者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是由卢杰2003年成立的长征空间。目前仍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担任馆长一职的田霏宇（他也共同策划了古根海姆的展览“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运用自己的技巧带领尤伦斯经历了易主风波。

长征空间内刘韡的大型球型作品。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当我在长征空间时，那里正在展出艺术家刘韡创作的大型雕塑装置。尽管刘韡已经是国际型画廊和双年展上的常客，而且作品拍卖价格达到过近100万美元，但他所有售价最高的作品都是由亚洲藏家获得（并且都是绘画作品）。对于刘韡那些售价颇高，但看上去像是破掉的电脑屏幕上彩色静电的油画作品，我并不是那么喜欢，不过那几个从天花板垂下来在空间里迂回缓行的水泥球体，倒是挺不错的。这些大球似乎在和重力作着抵抗，直到有一个球在安装过程中砸到了地上（作品的价格为20万美元）。有时候艺术会带着报复心，狠狠地回咬你一口。当然，画廊主卢杰在艺博会上能赚到的肯定比展览空间里多不少，但你不会看到他在那里抱怨中型画廊面临的危机，反而一直坚持着。

北京另一位具有权势的人物，就是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的创始人王中军。他的松美术馆日前刚在北京开幕，门票收费27美元，高于MoMA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25美元门票费。王中军在《中国日报》上解释了为何自己的美术馆收费会如此之高，因为这是一个“严肃对待艺术的殿堂”，而高门票也能确保进来的人不是随便拍个自拍照或是上个厕所而已。这或许能补偿一些他在艺术作品上的豪掷千金，620万美元的梵高、一幅430万美元的中国书法、一幅290万美元的毕加索。

松美术馆内的自拍美景。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或许王中军应该重新考虑下自己的顾虑：当然参观者盛装打扮，相互簇拥着来到美术馆，只是为了记录自己他们自己的每个举动。而公众场合已经混合了这些目的，一个过分热心的艺术赞助人仅仅就是在为了拍照的展厅的墙上做文章。我不喜欢去概括论事，但是一定有一个词来形容狂热的中国藏家对于“低头一族”（作者指看手机）这种艺术形式的热爱……这个词难道是，超音速自拍？

香港篇

香港是我见过的对待行人最不友好的城市：人行道上几乎放满了金属的障碍物，迫使行人挤在狭窄的通道上像是一群待宰的牛。有趣的是，艺术家Billy Al Bengston对参观艺博会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这是来自Jim Shaw的说法，我有幸在他于Simon Lee画廊的画展开幕后和他吃了顿饭）。我有考虑爬过一个障碍物来躲避这些严格的人行道防御工事（而且这并不是为了防止恐怖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我们这些行人），但想到我有可能会脸朝地地摔在一排等候进入浮华崭新的新恒基（H Queen）大楼的人面前，便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冒险。香港到处都在排队，餐厅、画廊、出租车，每件事都需要排队。

要进入新恒基大楼可能就和进入鼎盛时期的Studio 54那样“轻而易举“。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而要坐着车在城市里穿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交通呈现静止的状态（顺便说一下，北京的交通更加糟糕），而原本等候时间为4分钟的Uber硬是被拉长到了20分钟。同时，Uber在北京已经被收购，所以都无法选择它出行。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住在香港就像是住在全世界最大的购物商场Westfield里，这是和SPRING/BREAK艺博会完全不同的卡夫卡式零售地狱（我在开玩笑，明年我还是会在可怕的纽约艺博会上露面）。

即便在我加入艺博会的行列之前，就已经收到了来自Net-a-Porter、Moda Operandi甚至是一家瑜伽工作室发来的艺术展邀请。想想这些邀请函都会每天发给那些穿着同样阿迪达斯运动裤的人。香港已经迅速成为了亚洲版本的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博会，区别在于你是否你挤得进你受到邀请的那些活动。

我的一个儿子Kai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想闯入参加高古轩为Jen Guidi已经售空的展览所举行的晚宴。我都没来得及问他是如何付得起机票的，他就主动提到“从你和妈妈那儿偷来的里程。”好吧，面对这样的诚实我也不好说什么了。不管怎样，能有他在身边就好比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更多的是一个陪伴。

Kai、Simon Lee和Jim Shaw在China Tang的晚餐。图片： Kenny Schachter

香港的新恒基大楼让我想到了1990年代早期衰败前的纽约SoHo区：豪华阔气的空间，却毫无灵魂。这也勾起我1970年代末期要挤进夜店Studio 54大门的情形——要进入这栋新恒基大楼实在是太费劲了。

豪瑟沃斯画廊完全来势汹汹：两层楼的建筑摆满了马克·布拉德福特（Mark Bradford）的作品。比起艺术家近来250万至400万美元令人震惊的一级市场价格，更使人惊讶的是如果你想要一幅他的作品，而且也被视作足够重要的藏家，那么你才有机会进行“盲选”，即：买家可以通过尺寸而非图像来决定自己要购买的作品。此前，画廊实行的是“著名”的买二赠一政策，而且你要把第二件作品捐赠给美术馆。一位艺术顾问在排队等出租车时告诉我，她的一个客户是如何买到了两件布拉德福德的作品但顺便“忘记”把作品捐给博物馆的故事。向此致敬！

译：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