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军械库艺博会上冉冉升起的七颗新星
发起人:蜜蜂窝  回复数:0   浏览数:1964   最后更新:2018/03/09 21:22:40 by 蜜蜂窝
[楼主] 开平方根 2018-03-09 21:22:40

来源:典藏Artcoco 文:陆兴华


▲约瑟夫·博伊斯,《The Pack (Das Rudel)》,1969, Neue Galerie, Museumslandschaft Hessen Kassel, Kassel (摄影/李素超)


算法


小学一年级生扳着手指数数和用手指划空气来学写生字,就是在运用算法。儿童刚学会自行车,第一次出门,就是在用他们的个人算法去冒险。这算法复杂到无法描述,但他们的身体能自如地使用它。社交媒体的运行程序中的算法,是数码化的,是对算法机械式使用,是在模拟人身上的如魔法那样存在的算法。小学生的四种最基本的运算,是基于每一个同学对于自己的算法的理性运用之上的。大人的美食菜单,也正是对某种格式的算法的书写,是极其复杂的编程,如你不信它有多么地言不在其中,可以照着菜单来做做试试。

在哲学家舍赫看来,小学生在学习算术、修辞和语法小技巧时所在动用的算法程序,在今天已插入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之中。难怪90后和00后操作起社交媒体来格外灵光。这种个人算法能与数学式科学作出的描述相竞争。因此,我们不用怕机器人来骚扰我们,后者像不懂事的女朋友,被照料周到了,才开始作,之前是够你忙的。

这种小学生的操作手段也形成了一种思想的算法模式。通过它们,我们已开始理解物的秩序,并改进我们的实践。这种算法程序从来都是司法实践和医术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一向都在盲目地动用它,太习以为常了。它们都不是在我们的科学和文学的学校里被教的,恰恰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菜单、秩序规则姿势的顺序、形式性的系列,是的,用了程序。

而程序是看不见的。在科学的几何形式性和文学活动的现实之间,这一新算法革命带来了对物和人的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在司法和医学实践中早就被预见。这两门学科都善于联合普遍和特殊,司法部门与法理,病性和病人。¹ 所以,算法是:我们通过简单的步骤走向复杂的结果。计算机特别知道用简单的逻辑操作而独特高效地走向复杂的结果。是人的算法给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算法将问题打散成为容易的小块,来建设性地加以解决。计算机解决的问题,本身是由算法材料构成的(它解决的不是现实问题——法国著名算法学家Claire Mathieu)。就连数码化的算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是由它自己来提出和构成。而我们人人身上有厉害得多的算法能力。谁怕谁?

算法与艺术

▲编者题外话:艺术,你这真的不会迷路吗?


技术已先走了一步,下一步跟上的就是艺术。艺术的空间由此打开。在与数码化算法的斗争中,艺术比人文科学更能总体地抵抗甚至吸收技术的暴力后果,导向人对数码算法的更总体的自我把握。艺术以整个人类共同体为工作场景,既是立法,也是生态建设,也是对梦和精神器官的制造。技术多一骑绝尘,艺术就会多星夜、风雨兼程。


艺术是来自人的算法能力的对技术的抵抗。海德格尔说,艺术是技术中的那一较积极的部分。对技术的积极、健康的使用需要我们拿出技术中更好的部分:去做艺术。如何把这一部分技术用的能够压倒技术中的坏的部分?用我们身上的算法能力去将艺术做大。

艺术作为社会雕塑

在舍赫这样的哲学家看来,算法是我们身上残存的远古魔法,我们在迫不及待时会急中生智地拿出来用。这种能力被艺术家博伊斯看作是人的社会雕塑能力。

杜尚,《脚踏车轮》


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这一观念扩展了杜尚的现成品艺术这一概念。社会雕塑对于博伊斯而言是一种粗劳动,一种此时还说不清的劳动,是个人主动出击,去按压、重塑、绝对地限制面前的物质现实。作为社会雕塑的艺术,对于博伊斯而言,是一种突袭,是从遗忘中惊现,是在治愈后雀跃,是要造成某种坚执和惊吓,激起观众身上的某种被压抑的经验。博伊斯的作品里就埋着能让我们这样震惊的各种“索引”。而且,博伊斯自己就说,“社会雕塑通过语言来实现,也是像思想那样来开始的”)。而且,博伊斯甚至说,“思想也用材料,用声音和纸笔,也是在做社会雕塑”。写,也是社会雕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伊斯说,我们今天做艺术作品,是为了让那种仍有待我们去发明的艺术早日到来。我们不可以就说今天手里做着的已经是“艺术”了,否则我们的要求就太低了。我们做艺术是为了引发、拉动那种真正能改变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艺术的到来。做这种艺术,是要引发那种像发明一样的艺术的到来。


在今天的消费社会里,由于无产阶级只有身体可出卖,消费者只有灵魂可出卖,我们的欲望是碎化的,能补救我们的资本主义式利比多经济的,就只有艺术了:与商品相反,艺术作品是我们用来升华我们欲望的物品。与商品打交道越多,我们越应该多去与艺术作品打交道,作为弥补。艺术是连接我们的驱力和破碎的欲望的唯一途径。它不断发明新的实践,“升华我们的欲望,让其成为友爱”。


在说到我们为什么人人都应该展开自己的社会雕塑时,博伊斯说:我们人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于任务的爱”!我们多么渴望有我们崇拜的大师兄来给我们分派任务啊!好想让偶像把更难的任务优先交给我,好让我中途更历尽艰险!儿童时代,我们和妈妈之间的联合行动,都导向这种寻找到伟大任务的壮严时刻。艺术家是在成年时也能努力这样做的人。做展览时,我们就会有这种重大任务压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这时,每一个作品都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一个任务的索引了(博伊斯说,观众正是面对了这一索引而被感动,而不是直接面对作品表面,被上面的材料所感动;那一看不见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才令观众感动!)。展览上放的仍是关于艺术家的工作的菜单或目录。艺术展览,就是艺术家要带观众去看他朦胧中准备去攀登的那个他自己也还说不清、但已被它感动得不行的山峰。

艺术作品中人人需要的审美的人工支架

约瑟夫·博伊斯,《Das Kapital Raum 1970-1977》,1980(摄影/李素超)


社会雕塑将我们时代的感性苦难当成了创作的材料。而正是艺术的虚构使一个人工制品、技术假肢向我们开放,不再对我们有毒,如悲剧这种技术在古希腊时,就是一种疗救术,在广义器官术的意义上,在感性的谱系中,都有这一效果。本来是悲剧,但由于观众像做社会雕塑般地加入,来将自己的苦难当做雕塑材料,它就反而成了一种集体治疗。

而人工制品的这一人工性(如手机屏幕)也正是使个人原子化的原因:这正是普罗泰戈拉向我们讲述普罗米修斯和厄毗米修斯的神话的原因。人是后知后觉的,中了自己的人工制品的毒,只有被疗救时,人才能优美地成为人。这也是人工制品如手机在当代艺术中造成恐慌的原因,因为它与人的假肢相连,但这也同时使得艺术成为必需,因为只有艺术才能连接那一技术带来的冲动式的野蛮:比方说,如何积极地去利用从人类的心理底层侧漏出来的那些以前都被压抑的朋友圈或脸书里展露出来的那些野蛮因素?而艺术正是通过新的人工制品、以欲望的形式来工作的。艺术通过欲望升华了这种带着最原始的野蛮的冲动,使其变成友爱。它通过社会雕塑,来生产出新的存留,做成作品,来中介。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讨论班里,斯蒂格勒指出,新的技术装置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出新的人工器官、新的身体幻觉。选择哪些新器官、新幻觉留下,哪些去掉,这一选择过程,才是“艺术”。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新的人工假肢时,身体上会产生很多新的人工器官,做艺术,是要筛选这些新的人工器官并跟着留下的那些器官去继续生活。

艺术:来自我们自己身上的陌生的算法魔力

我们在困境和危机中的无所不用其极,正是“艺”术在过去二十五个世纪里的行径。斯蒂格勒说,我们用来摆脱自己的困境、恢复我们的健康、重新燃起对新的未来的信仰,使我们重新去爱的那千千万万种手段、伎俩、诡计、自欺、制幻、致幻里的每一次、每一种,都是艺术。那些被艺术家用来实现其事业的千千万万种方式,一般就被称作tekhnaï,正是后者命名了艺术:tekhnè。原来,艺术家是没有自己的事务的,到了十九世纪,艺术才脱去其工业-技术功能,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上自治了,或至少它自己以为是这样地自治了。但它很快地又找到它的新功能。1855年第一届世博会所倡导的新艺术,在包豪斯运动中得到了重申:重新强调艺术、工匠、技术和工业之间的联系。

Nicolas-Sébastien Adam 1762年制作的普罗米修斯雕塑,现藏于卢浮宫


希腊悲剧里,凡人从普罗米修斯手里接过火种,从此就悲怆了。他们只能从技术的后果里作出精神升华了。精神首先是指萦绕着我们人类的这种状态:我们手里的技术同时对我们有益但又有毒。精神首先是幻想,是各种粘稠物,各种可升华物,是增补和短记忆,和针对这种萦绕及其病理的关照的技术系统。在被具体化之前,它们都是艺术物,像魔法道具,之后,才成为技术物。它们是用来将我们自己从被新技术毒化的状态中拉出来的手段。

史前人磨石斧,表面上是在试技术,实际是在磨他们的脑。通过技术向前走,人类陷入危险,社会于是就放慢脚步,培育出对这种技术的免疫系统,用某种反倾向,去平衡那正倾向。后者就是“艺术”。艺术和技术,是药罐的两面,艺术是技术中的好的那一面:艺术是观照系统,技术是爱的途径。反过来说,欲望的对象,正是这样地由技术性(technicity)来支撑。技术性支撑着作品的支架,设计着将观众的目光捕捉进来。技术性也支撑着利比多经济。展览上的艺术作品,是要帮助观众提高其象征和升华能力。不升华,就成了色情。技术本身被展示,就以艺术的形式出现。艺术是展示状态中的技术。

艺术作为升华过程,是一个技术装置被升华为一个生命过程。生命延伸出自己,到一个技术支架上,来借助于技术和象征,以更大的力量回到自身之中,于是进一步往前演化。不过,这必然使身体-心理感性的谱系涉险,必然迈入一个跨个人化的社会过程。只有在这一跨个人化过程中,作品才能出现,才能起作用。只有这样,这些跨个人化过程才能使技术制品的器官式(由技术物变成人的假肢)成为可能。而对这些技术制品的升华过程,就是艺术:将身边的苹果手机和微信朋友圈做进我们自己的梦中,这过程,就是艺术,就是达利演示给我们的那种艺术方式。

只有梦才能战胜速度(率)。梦的劳动是所有的思想的根源。器官也由我们的梦的能力来决定。梦的能力更是艺术的实现条件。对新的器官术的发明正成为我们的绝对律令。我们不能够光靠黑客,还必须依靠人人,依靠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梦的能力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这种梦的能力在大白天的发挥,就依赖人人都在做的艺术。


文|陆兴华

1 舍赫,《拇指姑娘》,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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