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onversazione 吴月
Photo: David Wojnarowicz, poster image for film Silence=Death, 1989
春晚舞台上一片歌舞升平，政治场上却风云莫测。过去的一个月，禁敏感词、嘻哈音乐被下架等，视频网站接受整改......新闻接二连三冲击着人们的神经，继而便和明星的花边绯闻一起沉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就在大多数人开始为艺术创作担忧之际，回顾历史，特殊时代背景下艺术创造的案例反而闪现出希望的曙光。
每一个国家在其近代的历程之中难免遇到紧缩的政治环境：中国、德国、捷克、古巴、伊朗等国全部经历过政治压迫或宗教冲突。一部分的艺术都在逆境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蓬勃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和样板戏，前南斯拉夫时期的外星建筑，纳粹法西斯统治时期瓦格纳的音乐……虽然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政治压力都可以转换为灵感，但政治压力都会迫使新的美学策略产生。
在如今流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冲击下，似乎“强权下的艺术”是一种荒谬并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回顾更久远以前的历史，这完全合情合理。在皇权贵族的赞助之下诞生了无数辉煌的艺术成就——古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古中国长城、西斯廷教堂的壁画、中世纪的象牙雕圣骨匣等等。它们虽然是依靠奴隶的血汗凝结成，但我们无法否认其中蕴含的美学与智慧，创新与突破。
除了以上顺应潮流、乘风破浪，迎合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创作出全新风格的艺术，也有一部分艺术家逆水行舟。他们中有人直接表达不满而面临被驱逐出境、扣押的命运，有人选择逃避现状而展示与政治无关的艺术。诸如此类有文革时期的“无名画会”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地下摇滚。通过艺术进行宣泄，反倒成为了凝聚人民力量的一种途径，致使强权政治下的反叛性艺术更加狂热。
然而无论在安全区域创作，还是将这种政治压力转变成灵感，向现实开火，创作本身都没有停滞。借叔本华之言，“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越是不安于现状，越有可能出现新的艺术，以其先锋性为压迫下的人们带来光明。所谓乱世出奇才，太平出奴才。
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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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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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潮流类】
前南斯拉夫纪念碑
这些庞然大物被建立于“前南斯拉夫的仁慈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他们大多是灰色的，处于宏伟却摇摇欲坠的衰落状态。
他们是纪念碑(Spomenik)。
在二战之后，前南斯拉夫主席Josip Broz Tito指挥建立了数不清的Spomenik，为了铭记战争的悲剧，战士的勇气，人民的希望、团结和抵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Spomenik遍布前南斯拉各地，城市、村庄、山顶…… 通常矗立于事件的实际发生位置。
虽然这些Spomenik经常被视共产主义为死敌的西方人诟病成“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建筑集合”，但它们宇宙飞船似的奇异外形充满了未来主义：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痛苦过去，却又充满了对于不确定未来的向往。
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官方确定反映当时中国G。C。D極左政治立场的舞台艺术作品。江青带领的中央文革小组下对俄罗斯引入的芭蕾舞进行的本土化再创造。
芭蕾舞中柔软轻盈的蓬纱裙被替换成了无产阶级的中山装，优美舒展的舞姿也被改编成铿锵有力的动作。显然，没有一种标准可以横向比较芭蕾和样板戏——它们各有各的特色，虽然存在样板戏对于芭蕾的借鉴模仿，但由于成功的再创造，两者几乎无法分出胜负。
样板戏极高的艺术价值似乎对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评价产生了质疑：这个摧毁了众多文化古迹的时代，居然也能诞生极其“新”的艺术。
在特殊整治年代，样板戏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对中产阶级的审美情趣进行革命，在艺术层面严格把关，产生的效果非同寻常。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G。C。D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它们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大革命的典范。
除去内容的先进性，样板戏的形式也极具先锋性。女性样板戏演员在舞台上踮着脚尖舒展四肢，分开膝盖，甚至在凌空劈叉。这些“出格”的动作在保守的旧社会简直是难以想象，但是在样板戏中却频频出现。
虽然在文革结束之后，样板戏同其他关于文革的记忆一起被政府和人民刻意遗忘，但是2014年马年春晚上，冯小刚将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重新搬上公共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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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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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类】
无名画会
在文革时期尾声，“无名画会”的艺术家们不迎合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冒着风险，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感悟来无拘无束地作画。成员多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远离了城市的农村，这些年轻艺术家经常寻找机会在风景优美处聚集作画。
香港M+策展人皮力甚至认为“无名画会”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驱者。这些作品已经远远偏离当时表达革命感情的作品，是“对公共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政治媚俗的反抗”，说明年轻人们已经开始反思文革的合理性，进行不一样的艺术实践。
“无名画会”的大部分的作品描绘的都是在当时被认为代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风景画，作品风格接近印象派。然而这种风格并非来自西方，而是迫于当时的创作环境。当时这些风景画都是危险的证据，一旦被发现，艺术家们就会被冠上“走资”的头号受到惩罚，所以他们必须时刻准备逃跑和躲藏。这一种类似印象派的快速笔触实际上是惊弓之鸟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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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类】
德黑兰禁忌
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和世界上其他的超大城市一样，人口繁密、经济发达。然而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白色革命后十六年的努力，迫使伊朗重新回归政教合一。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今的德黑兰面临着保守宗教法律与人民现代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
电影中的四位主角在德黑兰寻求出路，最终无路可退。
年轻的Donya在夜总会偶遇怀才不遇的音乐家Babak，云雨之后Donya却坦白一星期后要订婚。由于伊朗的禁忌令，未婚女性必须是处女，她和Babak被迫筹集资金进行粗暴的非法手术以恢复处女之身。Babak最后一刻脱逃，Donya绝望地坦白自己被人贩子控制的事实。
单身母亲Pari的丈夫因吸毒被囚禁，因为无法得到丈夫的签名而不能离婚，在一次次失败的上诉之后，Pari沦为法官身边的妓女。
Pari新家的邻居Sara是文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怀孕在家里服侍公婆。知书达理的萨拉厌倦了家中的鸡毛蒜皮，希望为社会做贡献，违背丈夫愿望寻找工作，却因没有丈夫的签字而无法被聘。最终Sara因为一个玩笑性质的骚扰电话而不堪压力，跳楼自杀。
故事中所有人物的悲剧都体现在一个词：“不至于”。在一个更包容的社会中，电影中的事件都并不算什么大事，各人物明显不至于沦落至如此下场。但是迫于德黑兰本地的强硬宗教/法律，这些小事统统成为了“禁忌”，使得每个人都陷入无法扭转的死局。失去处女膜本不是大事，而被人贩子控制的少女Donya却为修复它而心甘情愿地躺在肮脏的地下手术室。贷款和办假证罪不至死，一心创作摇滚音乐的大学生Babak最终被迫开始逃亡。被朋友用手机给他人打性骚扰电话本就是一个玩笑，知书达理的妻子Sara在事情败露后没有多作解释，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
伊朗的许多艺术家因为不能在国内展出（放映）作品，向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德黑兰禁忌》由伊朗导演 Ali Soozandeh执导，使用当地语言讲述关于禁忌的故事，电影却无法在故事的发生地伊朗上映，只能转入戛纳电影节和美国上映。压抑的社会环境虽导致个体悲剧，却为深刻的艺术创作提供灵感，然而电影本身也成为禁忌。艺术家如Ali Soozandeh虽然直面政教合一的强权所带来的问题，却只能以逃避的姿态，与当局保持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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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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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Husain
M.F. Husain是印度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却也是被起诉最多、受到死亡威胁最多的艺术家，最后被迫离开印度，客死英国。针对他的死亡威胁则多是来自于印度半岛的宗教冲突。
从八世纪，阿拉伯、阿富汗人进入印度半岛，引进伊斯兰教开始，印度半岛的宗教冲突持续不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所供奉的神灵，哪个才是印度之母？以及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争议的核心。
Husain作为基督教徒，在一些作品中绘画赤裸的印度教神灵，因而激起了国内巨大的抗议，印度教反对者冲进美术馆、毁坏他的作品，起诉他，并发送死亡威胁。在2004年，Husain被以“伤害民族感情罪”（hurting the sentiments of the people）逮捕关押，最后被驱逐出印度，在伦敦和迪拜居住并创作，而他的晚期作品中不再绘画具有宗教争议的印度神。
即使如此，Husain还是印度现代艺术之父，他笔下的印度民间故事、神话，丰富的色彩和舞蹈雀跃的人们，是一个世俗的、现代印度的文化象征。
Contributor: 蔡艺璇
捷克地下摇滚
捷克人好艺术、好音乐。布拉格的大街小巷都能看见五颜六色的房子，从不间断的音乐，和如诗如画的生活情调。捷克也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中充满艺术家的国家。Václav Havel 作为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带领捷克人从苏联的监管压迫中走出，他同时也是一个剧作家，苏联解体前活跃在捷克的地下文化圈（underground culture），他的政府中包括摇滚音乐家、DJ和摇滚作家，如歌手Pavel Kantor（担任议长）和Michal Kocab（担任议员）和Jazz Section的Jarda Koran（担任布拉格市长）。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共产主义政府的政策所压迫时，摇滚乐和地下文化成为了凝聚民族力量、提高抗议士气的精神源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乐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入侵布拉格之后成立，同时捷克的地下文化也日益盛行。他们的音乐如政治形势一样——黑暗、不和谐、令人费解。他们的歌词是从各种诗歌文本中挑选出来的，最有名的当属Egon Bondy的诗歌。Bondy曾这样解释他的哲学：“Once and for all, you have to stamp out the Christian-Pauline lies, that people don’t piss and don’t shit and don’t fuck, and the great silence about these things.”（为了一劳永逸，你必须肃清基督徒的谎言——人们不小便，不拉屎，甚至不做爱，以及关于这些事情的伟大沉默。）
在歌曲“One Hundred Points”当中，乐队唱出了社会中到处弥漫的恐惧，统治阶级的恐惧：
They are afraid of the old for their memory.
They are afraid of the young for their innocence.
They are afraid even of schoolchildren.
They are afraid of the dead…..
They are afraid of workers...
They are afraid of those who are not in the part.
They are afraid of science.
They are afraid of art.
They are afraid of books and poems...
They are afraid of typewriters...
They are afraid of telephones.
They are afraid of let people out.
They are afraid of let people in.
They are afraid of Santa Claus...
They are afraid of archives...
They are afraid of their families...
They are afraid of their relatives.
They are afraid of their former friends and comrades.
They are afraid of their present friends and comrades.
They are afraid of each other...
They are afraid of jokes.
They are afraid of the upright.
They are afraid of the honest.
They are afraid of the educated.
They are afraid of the talented.
They are afraid of Marx.
They are afraid of Lenin...
They are afraid of truth.
They are afraid of freedom.
They are afraid of democracy.
They are afraid of the Human Rights’ Charter.
They are afraid of socialism.
So why the hell are WE afraid of THEM?
在1976年的一次音乐会之后，政府逮捕了乐队的几名成员，并控告乐队“歌词中充满极端粗俗、反社会主义内容，其中大多数赞扬虚无主义、颓废和神职主义”。控告与审判迅速在国内激起了不满，著名的⑦⑦宪Zhang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推动发布的。
捷克地下摇滚作为颠覆政权、凝聚民族力量的推手，在受到政治压迫时期仍旧能够蓬勃发展，却在苏联解体、建立捷克共和国之后，逐渐丧失其特别的创造性。愤怒与抵抗情绪是其地下音乐文化的核心所在，在“敌人”消失之后，这种情绪不再有合理的立场。整个国家也进入一种迷茫、混沌之中，什么是捷克人？什么是捷克文化？如何面对来自不同文化地区（吉普赛、德裔）的人？当不再有一个强权来指导人民思想的时候，认同危机（身份危机）成为了盘亘在捷克人心头的一大问题。
Contributor: 蔡艺璇
回顾之前的艺术案例，革命样板戏和共产主义纪念碑都是由政府主导下产生的新型美学策略。伊朗导演执导的《德黑兰禁忌》因为政治压迫而不得不采取隔海观望的批判方法，缓解直接冲突，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摇滚乐队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也是躲入地下之后才发泄不满。无视政治，不迎合也不批判的“无名画会”则更像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陶醉。
问题的思考
1. 政治高压是否可以作为艺术创作停滞的借口？还是恰恰相反，政治高压反而容易激发（反叛）艺术的蓬勃发展？
2. 艺术家能否拒绝对他/她所处的政治环境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是否可能存在丝毫不受政治影响的艺术作品？如果有，该如何评价它们？
3. 在强权政治统治下，艺术的自主性与社会性则可能成为一种建设力量。那与之相反的情况，既权力完全不在场时，是否会产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成就？
4. 为什么通常含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作品通常与“杰作”无缘（如文革宣传海报）？这是源于对宣传画(propaganda art) 的偏见，还是一种对于“普世之美” (fine art) 的执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