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王薇

李帆“性相近，习相远”上海阿拉里奥画廊展览现场

一直以来，李帆聚焦于以人物为主要题材的绘画创作。在经历了早期对现实世界真实呈现的“记事”期之后，其逐渐确立起一种对内在人性深入挖掘的创作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以自我为样本的剖析方式迫使其直视内心的真实意念，并以一种不加遮蔽的方式呈现。“性本”系列对情色的大胆表现正是艺术家以一种看似极端的方式对自我心理禁区的一次彻底突破。通过对人性最为隐晦部分的揭示，破除内心的虚伪，从而获取一种能够直面并表现真实人性的先决条件。

在随后的“生意”系列中，对人性的表现进入到一种日常的、宽泛的语境之中。在这个创作上的“象物”期，艺术家展开了一系列对不同纸本媒介的尝试以及对诸多形象的刻画，大量的创作实践为其带来了技术层面的丰厚储备，为随后“娱神”期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心理的突破及实践的积累，李帆现阶段的创作已进入到一种心手相应、自然流露的状态。这一特点集中呈现在艺术家近期于上海阿拉里奥画廊个展“性相近，习相远”展出的新作中。

《浴望》109×200cm 丙烯、中国墨、麻纸 2016年

《嘴里有刀》109×200cm 丙烯、中国墨、麻纸 2017年

李帆画中人物的原形多来自大众媒体中的海量图像。每日充斥于杂志、报刊、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不仅是这个碎片化信息时代的产物，更是芸芸众生的写照。筛选图片的标准全然来自瞬间的感受，那些能够引发艺术家产生思考，或仅仅唤起某种记忆、情绪的图片被保留下来作为素材。此间重点并不在于客体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观看的主体在受到外界因素刺激后所产生的主观联想。换言之，这种唤醒的背后连接的正是由个体经验所带来的个人化感知的延伸。

由此可见，源自大众媒体中的形象仅仅是作为李帆创作的一个原点而存在。在实际的绘制过程中，经创作者主观转译之后呈现的图像较之原初样本早已相去甚远。通过对原有形象的改写、再造，以及对画中具体环境及叙事性的剥离，作品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荒诞的情境。以此次展出的一幅名为《心魔》的作品为例，通过对人物夸张、变形的处理，其原形已不可辨识，面容斑驳而诡谲的形象显示出一种摒弃表象后向内的揭示。不可见的“心魔”被艺术家幻化为由其编织而成的一个视觉载体，它既是由画者释放的萦绕自身的心魔，亦是同样存在于众生心中无可回避的心魔。

《心魔》200×109cm 丙烯、中国墨、麻纸 2016年

正如此次展览题目“性相近，习相远”所提示的那样，如果说李帆对人性的剖析是以自我为切入点，那么其最终指向的则是对人类内在共性的揭示。尽管我们在其画面中能够感受到诸多所谓的人性负面，或者说被文明社会所压制、掩盖，被个体所规避的一面，但更多时候画面所透露出的信息远非二元对立的善与恶所能涵盖，而是二者所衍生出的人性当中与生俱来的诸多矛盾、纠结。这种真实而普遍的人性正是李帆绘画中批判性的指向。

对自我的认知不仅是李帆解析人性的一个途径，亦为其提示了创作实践中具体的形式方法。版画专业毕业的李帆在多年来的创作中主要采用了国画媒介，之所以强调媒介是因为其作品无论从造型抑或程式上与传统国画并不吻合。尽管部分作品在局部细节上可以窥见国画的元素，但从整体上来看其更多运用了西画的造型方法。与此同时，虽然以宣纸、水墨为创作媒介，但李帆摒弃了传统国画创作中的提款、印章，并使用可修改的纸质，且在颜料中掺入丙烯。凡此种种使我们无法将李帆的绘画依照固有的形式概念进行归类。而在媒介及方法上采用如此杂糅的方式创作，正是源于艺术家对自身特点的清晰认知。如果说采用西画的造型方式是由于其多年专业训练所造就的得心应手，那么对国画媒介的偏爱则可以解释为一种渗透在其血液及思想中的文化基因。

《我想，所以我是 63 》45.7×31.5cm 木板 2015年

李帆“性相近，习相远”上海阿拉里奥画廊展览现场

同理，延续版画的创作于李帆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同样熟悉的媒介为其提供了除国画方式之外的另一种创作体验。早已熟稔于心的图像借由另一种手法输出，以此带来表达及意味上新的可能。此次展出的木刻版画并未以印刷后的纸质形式展现，而是特别呈现了木板部分，以此将观看带入原初的制作当中。创作者的刀法手迹在木板上毫发毕现，背景处丰富而细腻的刻痕肌理显示了一种属于艺术家个人的体验与抒发。创作指向的不全然是一个结果的呈现，亦是对过程的强调。

自工业化直至今天的信息化，再到已然开启的智能化时代，人们的肉身不断被机械或虚拟的形式所替代，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亦不断围绕着持续涌现的新兴事物而飞速转换，无论形式如何更替，亘古不变的是人们内在所具有的普遍心理属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应当如何重新审视、探讨人性这一话题，李帆的艺术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考。

文：王薇

图：阿拉里奥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