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dbk
继Hyundai Blue Prize中国北京奖项评选揭晓后，担任上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策展人的Hyundai全球艺术总监李大衡，与获奖的中国青年策展人们一起前往欧洲各地进行了研究考察。回到中国后，”凤凰艺术“在位于798的Hyundai文化中心和他见面，并就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设计、韩国艺术文化的独特性与其作为资深策展人的个人视角进行了专访。
▲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国家馆策展人、Hyundai全球艺术总监李大衡
当他身形挺拔，披着灰色大衣炯炯有神地从798Hyundai文化中心的二楼缓步走下时，你难免会在脑海中有着些许错乱：这个帅气的欧巴可能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政客、商人或军人，而不是在韩国颇负盛名的策展人。
▲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
但在韩国艺术界，很难不提到他的名字——李大衡（LEE Daehyung），生于1974年，目前担任韩国Hyundai全球艺术总监，以策划伦敦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的“韩国之眼”系列（2009至2012）展览而获得关注。他还曾策划2012年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特别项目“主题国邀请展：韩国”。李大衡的策展着迷于幻觉与现实间模糊不清的界限，在悖论中探求人类感知的本质。
2017年，他作为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策展人，展出了韩国艺术家Lee Wan（李莞，音）和崔玄周（Cody Choi）的作品，此外，观众还在那里看到了Mr.K——一位与韩国一个多世纪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匿名记者——的摄影档案。
▲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
就在那座在世界艺术界都极为重要的小城里，在一场面向世界媒体的发布会上，他与另外两位艺术家哭了。而韩国馆也因此获名：“韩国来了三个哭鼻子的男人”。
但截然相反的是，李大衡却在其策展实践中异常理性地来面对自己、家庭、国家、洲际等个人与地缘的政治关系。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对一面巨大的镜子所呈现的幻影的凝视中，而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作用，则是来到镜子前用锤子将其打碎——哪怕割破手，也要把几个玻璃片拿在手里，用不同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 威尼斯狂想曲-虚张声势的力量（日景）崔玄周，威尼斯狂想曲——虚张声势的力量，2016-17。由霓虹灯，LED灯，钢，帆布，聚氯乙烯组成。尺寸为1243x1033x111cm。日间装置在威尼斯第57届国际艺术展韩国馆中展出。
于是，他在本届韩国馆中的策展设置就显得更为复杂，即便这同时带来了观众对其感官的混乱——李大衡将整个场馆外貌布置得如同酒吧、夜店一般，这个在一些人看来或许稍显“花里胡哨”的外表，也许潜在中“赶走”了一些观看至此的观众——尤其是对于了解一点韩国文化的人来说，这种外在似乎也暗示了本次韩国馆里展出的也不过是卡通或充满流行符号的韩国青年文化。
但这个答案无论从起源，还是到终点，都错了。
韩国艺术家与策展人进入威尼斯系统进行展览，其面临的境遇并不会和中国差太多——赞助商临时撤资、面临多方压力、承受百般批评。而因为被骂的多了，促使了李大衡去思考威尼斯双年展到底展些什么，以至于让他挨这么多骂。在他看来，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如同在赌场中彩，没有被选上的则是输钱的人。于是，他干脆就把韩国馆设计成了一个赌场、酒吧——人们似乎可以轻易地谅解、拥抱在酒吧夜店中的接触与碰撞，但我们生活的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
▲ 崔玄周，芝士画（彩绘）—红色（Cheesekhwa (Color Painting) – RED），2016-17。帆布油彩画。124.3x161.7 cm。
李大衡说：外部世界太纷乱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一个倾斜的运动场，难以均衡：由于经济的原因引发了英国脱欧，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则导致了恐怖主义和全世界的右倾主义和自国优先主义。
而在如此当下语境中，与其说双年展是文化界的奥林匹克，国家间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不如就同歌里所唱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般，李大衡的视线从长篇累牍的哲学书籍与艺术材料上移开，转向了书桌旁那一张家庭照片——似乎，每个家庭里上一辈和下一辈跨代（trans-generation）时所面临的问题更加重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每一代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困境与进入世界的角度。一方面，这构成了社会延续的体系基础，而另一方面，不同年代间的转动变化也常常带来代别间价值观、历史观的矛盾与冲突。在接受“凤凰艺术”专访时，李大衡这么介绍自己的家庭：“我爷爷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他讨厌日本，但是他仍然认为要学习这个曾获得胜利的国家，也因此产生了一种复杂混合的情绪；我父亲认为美军拯救了他的生命，所以他非常尊敬并接受美国的文化系统，美国对他来说就是天堂一样”，他又很快地补充道：“我呢？我一点都无所谓”（I don’t care）。
可以看到，区分不同代别人的基点，在于他们看待某个特定外在对象的态度。人们常常通过观看来重新认知与定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关系，而李大衡则试图在展览中将这三代有所追寻与呈现：在逻辑上，他和两位艺术家分别扮演了“父父子”三代人的角色，共同构成了韩国文化的层叠性：艺术家Lee Wan“扮演”的是儿子的角色，艺术家崔玄周（Cody Choi）是父亲的角色，而李大衡则追寻爷爷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也试图去成为一名清晰的观察者，并如一块“衔铁”一样连接并使这个庞大的辈代系统安稳转动。
▲ 策展人与两位艺术家
▲ 李莞，《制造》（Made In），2013-至今。12支纪录片和12件物品。
Lee Wan在古玩市场花了5万韩币（3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个老旧的木头盒子，里面有关于一位生于1936年、名为Mr.K的神秘记者的1412张照片——记录了他从出生到结婚，到女儿结婚，到死亡的所有历史照片——这个可能是任何一位老一辈韩国人的一生，或者说韩国的某一段现代史，就这样落满尘土，等待着被人以几百块钱买走或遗忘。
▲ 李莞，《K先生与韩国历史集锦》（Mr. K and 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History），2010-2017。照片及分类藏品。
这就是现实，而这个现实浮现于整个亚洲。作为产业化、城市化、西方化的产物，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似乎忘记了祖父辈的价值，而那段历史也渐渐被消失淡忘。K先生作为一个历史、政治和观念的象征物，被湮没在现代主义的阴影下——“我想要展示政治与权力对个体生命产生的影响，我也想思考个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李莞说。而K先生这个名字是由策展人李大衡提出，它其实就是普通韩国人的缩影——“这是韩国馆，韩国人在哪里？这三种世界观角度、这三代人，都是我们作为韩国人的文化身份”。
▲ 李莞，《原时：虽然梦境随月亮循环出现》（Proper Time: Though the Dreams Revolve with the Moon），2017。668面钟。
在我小学三年级，也就是11岁的时候，我爷爷说我们一起打兔子吧。他问我需要什么工具，我说需要一把弓和一把箭。爷爷真的给我弄到了弓箭，然后我们认真地练习到山上去打兔子。很明显我空手而归，而我年老体衰的爷爷则抓到了两只兔子。爷爷问，“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打到兔子吗，你先看一下兔子留下脚印”。之后他又问我，“兔子留下的脚印是过去的痕迹，还是通向未来的启示？”。我说“这怎么可能是未来的象征，这是兔子走过去留下的痕迹”。爷爷说，“你那样想，肯定打不到兔子，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职业，追兔子打兔子应该是你的工作。我比你慢、比你迟缓，但我之所以打到兔子是因为我读到了兔子行为的模式”。
这是李大衡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上所叙述的一段故事，而每个故事会有一个方向，顺此方向会有一个形态，形态的边缘都是一个界限，这些边界创造出新的脉络，脉络又会产生出不同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自从你与旁边的人交流开始就慢慢成为了文化，这种文化会创造出认知，甚至人去看它的时候会产生价值，价值会被共享被流动。
▲ 李大衡在中央美术学院讲座
“朝艺术圈之外去看”，李大衡在专访中多次强调。在这个纷杂的世界中，技术、经济与政治碎片如风中飘舞的刀片一般，冷硬无形地塑造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人们所面临的，也从工业时代较为单一的交互与生产模式，转变为更加碎片化、多元化的语境情形。此时，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工作思路，则需要更加清醒，“艺术和技术结合的时候，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去理解、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才是最重要的”，在谈及白南准时，李大衡如此说到。
▲ 崔玄周，《思考者》，1995-96。厕纸，Pepto-Bismol,，木料。摄于威尼斯双年展第57届国际艺术展。摄影：里卡多·托赛托（Riccardo Tosetto）。
于是，李大衡进入现代集团、在这家制造车辆的企业中担任艺术总监的职位便不难理解。当然，彼此心里依然清楚的是，为企业进行文化宣传的展览永远不可能被书写进美术史中；于是，他不断尝试着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将韩国艺术、甚至世界艺术，传达至更多人的眼前——长期资助韩国当代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的著名项目也常年由Hyundai资助；除此之外，Hyundai设有艺术实验室在全球征集创新人才，开展为期6个月的科技、艺术、商务方面的课程培训。企业通过和艺术互相渗透，为自己建构了一套非常有活力的机制。
▲ 798 Hyundai文化中心
同时，为了在本次威双上进行质量与口碑的平衡，李大衡甚至不得不变得“奸诈”——他发行三种报刊：第一种大大地罗列宣传了过去10年间来自策展人或艺术家对Lee Wan的研究和宣传；第二种则是针对与崔玄周有关的策展人与艺术家；而第三种则邀请了10位韩国的设计师，让他们有机会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自己作品——韩国馆不仅成为了宣传李大衡们的平台，也成为了宣传整个韩国美术界和设计师的更大平台——“于是，没有人骂我了，都在给我们鼓掌。”
▲ Hyundai Blue Prize获奖策展人李佳（左）和李杰（右）与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国家馆策展人李大衡（LEE Daehyung）在韩国馆合影
▲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院内合影，从左至右：HMSBJ艺术总监徐静、Hyundai全球艺术总监李大衡部长、获奖青年策展人李杰，泰特美术馆再生与合作关系部主任Donald Hyslop，获奖青年策展人李佳
▲ 代表团在中国馆合影，从左至右：获奖青年策展人李佳、Hyundai全球艺术总监总监李大衡部长、获奖青年策展人李杰、HMSBJ艺术总监徐静
可以说，他成功了。韩国百年近代史通过三代人有所呈现，并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用批判的视角再次创作。CNN在威双期间唯一报道的便是韩国馆，而另一个欧洲的美术馆馆长则跟他们这样说到：“这次的威尼斯双年展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闭上了双眼，但韩国馆是唯一睁开眼睛，并且批判了它的展馆。”而威双的总负责人夸赞他们说：”自有了威尼斯双年展以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威尼斯双年展作出贡献的，目前为止仅仅只有你们。“
而那声发布会上的呜咽，则成为了一位典型的韩国男人，从缝隙中发出的一点呼喊。
（正文之外的一些谈话......）
李大衡 X 凤凰艺术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凤凰艺术”= Q）
▲ Hyundai集团全球艺术总监李大衡
Q：你会介意或者希望自己的展览被纳入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吗？
李大衡：我不关心这个。我的展览中所有观念都是个人化的，非常亚洲、非常韩国。像我们参展的艺术家之一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艺术家，但他传达出的信息却被欧洲许多国家的观众喜爱——这些国家的历史他们从来没见过，但是喜欢这种独特性与不同性。
Q：就你的工作经验而言，东方和西方的艺术机构现在仍有很大的差异吗？
李大衡：非常不同。西方很早就开始他们的计划，MOMA和Tate Modern那些大美术馆，观众们看了之后很容易就说“太好了”，但为什么这些展览很好呢？因为他们准备了很久。
在中国和韩国可能有相同的问题，我们可能也就提前一两年，甚至还不到一年准备一个展览。但在西方，他们常常都计划五年，至少两年，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研究和扩充内容。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这一点，但这是这个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
Q：你对中国的年轻策展人们有什么建议？
李大衡：当我接到韩国馆的任务进行构思主题时，看了很多哲学和艺术理论书，也试图分析、揭露现实，所以请看新闻报纸，看小说，看科学杂志。当然艺术是我们思想观念与理论的外在表现，但在同时它也只是我们现实的很小部分，策展人应该扩展艺术世界、艺术圈和想象力，为了实现这个，你需要在圈内圈外都有涉猎。同时，现在策展人的职能也变化得非常大，年轻一代的策展人们向内看当然很重要，但同时要向外看，这是让自己的经验比昨天更加丰富的机会。
Q：所以先当机构策展人还是独立策展人？
李大衡：在机构做策展人，容易陷入工厂流水线般的境遇。当然，这也很好。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策展人，你会面临很多的问题：要去拉赞助、要跟媒体打交道、要和艺术家工作，这些会让你更加强壮，更加全面，所以这是硬币的两面。最终，作为一个美术馆的CEO和总监，他们的责任常常是去寻找隐藏的赞助者。所以你需要平衡不同的机会与方向。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与思考，CEO也什么都不是。
Q：你怎么推广艺术进入大众？
李大衡：许多大公司都建了自己的美术馆，这从品牌和投资战略角度来说都是最好的。但我们同样试图从艺术的角度去输出，而不是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运营艺术。我们完全可以建造自己的美术馆，我们有钱有地有人。但当我们展览时，它或许对企业文化和战略角度非常有利，但它永远也进入不了艺术史，所以我们需要和专业的美术馆合作。我们是企业，是汽车制造者，我们合作的美术馆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但是在挑选艺术家时，请放上一位韩国艺术家，不用多，一个就好。
Q：韩国艺术家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
李大衡：现在媒介艺术家们在为美术馆创作时，他们有基本的报酬。过去，美术馆选择展出艺术家作品，可能会说这是你的荣誉；但现在，得付钱。
我认为韩国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其实挺大的，但相比中国却显得很小。年轻艺术家们可能更趋向在一起工作，租一个空间聚集在一起。提出有趣的问题后，看看谁想一起合作——不同职业者们为了一个主题聚在一起。项目、团队，这是应对快速变化的一种解决方案。
Q：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李大衡：关注亚洲艺术，关注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