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在今天的语境下，争议颇多，它往往与前卫艺术、观念艺术、现代艺术发生混淆。产生这种认知结果，一方面是二十世纪西方艺术谱系自身的复杂性导致，一方面则是中国三十年新艺术发展在“嫁接”、“引进”过程中时间压缩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原本就非线性发展的上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复杂。其实，与其纠缠西方艺术谱系中的概念，为所谓“当代艺术”正身，还不如回到中国艺术自我语境，从“艺术是什么”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入手，讨论怎样的当下艺术才具有当代性。
艺术是什么?看似很简单，却是大多人忽视的本质问题，并相应产生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在普通人群与一些专业人群中，关于“架上”、“非架上”的判断就截然相反：普通人士多认为“非架上”不是艺术，“架上”才是艺术的代表;而一些专业人士则认为“架上”已经不能代表艺术，是没落的形式，只有“非架上”才是艺术发展的方向。同样的对象，判断结果完全相反，难道我们能够简单地以专业身份来评判答案的正确与否?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不是“非架上”就一定代表了新艺术，大量没有任何表达意义、一味追求形式新颖的所谓“非架上”已经成为“皇帝新衣”式的伪艺术。
简单从“架上”、“非架上”这样的形式判断艺术，本身就是“专业人士”犯下的最简单的专业错误。而产生这样的错误，原因何在?其实，就在于没有考虑“艺术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本质的问题。艺术到底是什么?就构成而言，它是由语言形式与语义指向共同组成的表达结构。因此，艺术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特定的关于“人的精神”的语义指向，其关键在于，无论用怎样的语言形式，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艺术表达。基于此，“架上”、“非架上”都属于语言形式的范畴，并不能作为判断艺术与否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在于你是否通过恰当的语言形式进行了恰当的表达，无论你采用“架上”，抑或“非架上”，只要能够准确地“表达”，就是好的艺术。否则，即使采用了前卫的形式，也仅是媚俗的伪艺术。
那么，怎样的表达，在今天能够呈现当代性价值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还要回到艺术的语言、语义双重结构上。因为这种结构的存在，艺术史往往会呈现两种偏向性的演进逻辑：以语言形式为主的风格化演进和以语义指向为主的社会化演进。前者多带有趣味化倾向，后者则多带有问题意识，两者在有所侧重之下互有影响。就中国自身的艺术语境而言，传统的艺术演进多以语言形式为中心，偏风格化演进。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尤其是以架上油画为代表的艺术，却从借鉴古典主义、美国乡土艺术之类风格化演进转而过渡为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之类的社会化演进。其后，当代艺术的发展多呈现为问题意识的发展，无论早期社会化的政治反思，还有稍后个人化的生存体验，艺术的演进、转化无疑多以语义指向为中心。那么，在这种逻辑下，作品表达中对人的反思性的问题意识，往往成了衡量作品当代性强弱的重要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之外，语言形式有时也会影响到问题表达的真诚、强弱，但却时常退居二线，成为辅助性尺度，而非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艺术环境中，判断一件作品的当代性很大程度上以表达出的当下问题意识为首要标准，其次才会考虑艺术呈现的语言形态等等。
然而，当“提问”成为当下艺术的主要评判标准之后，很多投机性的艺术行为亦相应出现——将问题意识转化为技术手段，不是为了反思而设问，而是为了问题而设问。一时间，重复复制性的问题、简单流行化的视角，以及一味偏奇而缺少深度的形式，忽然大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制造出当代艺术极度繁荣的假相。但，假相的背后，却是艺术表达上的“集体贫弱”，缺少真正具有反思价值的问题。比如因为早期“图式化”的成功表达，便大量复制类似的符号化图式，仿佛前人的成功便能够保证类似问题的当下成功，而全然不考虑真正的问题是从自我出发，发人所未发的问题或视角，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只能落下“鹦鹉学舌”的笑柄，是缺乏创造性的极端表现;当然，还有一类貌似新颖，实际并未提问的艺术在一味追求表达形式的惊人、怪异中，同样流于肤浅之弊。比如只求效果震撼，甚至餐饮死婴，全然未考虑他所借用的形式可能引发的真正思考，并怎样将这种思考背后深度的精神性开发出来，而只是一味追求“噱头”，表面上好像存在很深的问题，实际上却极度简单、平庸。
也就是说，我们在衡量艺术品的当代性时，不是看似有“表达”就可以了，还要进一步追问作品“表达”的有效性——其问题是否新颖、视角是否独特、思考是否深刻。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真正涉及人的深度反思，而只是他人问题的翻版或形式的噱头，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当代伪艺术”的代表。类似伪艺术在今天商业化潮流中比比皆是，如果置身798艺术区，你会看到穿中山装的龙头、气球乳房等大量样式化作品，以及一些“吴贯中走进798”、“栗宪庭先生在回避什么”之类充满炒作意味的噱头。面对这些行为或作品，我们丝毫未能感受当代艺术对于当代社会、人的精神的反思或批判，我们只能感到利益化的商业机制对于艺术的腐蚀以及艺术自甘堕落的“伪态化”。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伪问题下的伪艺术“表达”，艺术真正的“当代性”出路何在?
来源 ： 《东方艺术财经》
艺术是什么?看似很简单，却是大多人忽视的本质问题，并相应产生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在普通人群与一些专业人群中，关于“架上”、“非架上”的判断就截然相反：普通人士多认为“非架上”不是艺术，“架上”才是艺术的代表;而一些专业人士则认为“架上”已经不能代表艺术，是没落的形式，只有“非架上”才是艺术发展的方向。同样的对象，判断结果完全相反，难道我们能够简单地以专业身份来评判答案的正确与否?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不是“非架上”就一定代表了新艺术，大量没有任何表达意义、一味追求形式新颖的所谓“非架上”已经成为“皇帝新衣”式的伪艺术。
简单从“架上”、“非架上”这样的形式判断艺术，本身就是“专业人士”犯下的最简单的专业错误。而产生这样的错误，原因何在?其实，就在于没有考虑“艺术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本质的问题。艺术到底是什么?就构成而言，它是由语言形式与语义指向共同组成的表达结构。因此，艺术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特定的关于“人的精神”的语义指向，其关键在于，无论用怎样的语言形式，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艺术表达。基于此，“架上”、“非架上”都属于语言形式的范畴，并不能作为判断艺术与否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在于你是否通过恰当的语言形式进行了恰当的表达，无论你采用“架上”，抑或“非架上”，只要能够准确地“表达”，就是好的艺术。否则，即使采用了前卫的形式，也仅是媚俗的伪艺术。
那么，怎样的表达，在今天能够呈现当代性价值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还要回到艺术的语言、语义双重结构上。因为这种结构的存在，艺术史往往会呈现两种偏向性的演进逻辑：以语言形式为主的风格化演进和以语义指向为主的社会化演进。前者多带有趣味化倾向，后者则多带有问题意识，两者在有所侧重之下互有影响。就中国自身的艺术语境而言，传统的艺术演进多以语言形式为中心，偏风格化演进。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尤其是以架上油画为代表的艺术，却从借鉴古典主义、美国乡土艺术之类风格化演进转而过渡为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之类的社会化演进。其后，当代艺术的发展多呈现为问题意识的发展，无论早期社会化的政治反思，还有稍后个人化的生存体验，艺术的演进、转化无疑多以语义指向为中心。那么，在这种逻辑下，作品表达中对人的反思性的问题意识，往往成了衡量作品当代性强弱的重要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之外，语言形式有时也会影响到问题表达的真诚、强弱，但却时常退居二线，成为辅助性尺度，而非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艺术环境中，判断一件作品的当代性很大程度上以表达出的当下问题意识为首要标准，其次才会考虑艺术呈现的语言形态等等。
然而，当“提问”成为当下艺术的主要评判标准之后，很多投机性的艺术行为亦相应出现——将问题意识转化为技术手段，不是为了反思而设问，而是为了问题而设问。一时间，重复复制性的问题、简单流行化的视角，以及一味偏奇而缺少深度的形式，忽然大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制造出当代艺术极度繁荣的假相。但，假相的背后，却是艺术表达上的“集体贫弱”，缺少真正具有反思价值的问题。比如因为早期“图式化”的成功表达，便大量复制类似的符号化图式，仿佛前人的成功便能够保证类似问题的当下成功，而全然不考虑真正的问题是从自我出发，发人所未发的问题或视角，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只能落下“鹦鹉学舌”的笑柄，是缺乏创造性的极端表现;当然，还有一类貌似新颖，实际并未提问的艺术在一味追求表达形式的惊人、怪异中，同样流于肤浅之弊。比如只求效果震撼，甚至餐饮死婴，全然未考虑他所借用的形式可能引发的真正思考，并怎样将这种思考背后深度的精神性开发出来，而只是一味追求“噱头”，表面上好像存在很深的问题，实际上却极度简单、平庸。
也就是说，我们在衡量艺术品的当代性时，不是看似有“表达”就可以了，还要进一步追问作品“表达”的有效性——其问题是否新颖、视角是否独特、思考是否深刻。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真正涉及人的深度反思，而只是他人问题的翻版或形式的噱头，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当代伪艺术”的代表。类似伪艺术在今天商业化潮流中比比皆是，如果置身798艺术区，你会看到穿中山装的龙头、气球乳房等大量样式化作品，以及一些“吴贯中走进798”、“栗宪庭先生在回避什么”之类充满炒作意味的噱头。面对这些行为或作品，我们丝毫未能感受当代艺术对于当代社会、人的精神的反思或批判，我们只能感到利益化的商业机制对于艺术的腐蚀以及艺术自甘堕落的“伪态化”。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伪问题下的伪艺术“表达”，艺术真正的“当代性”出路何在?
来源 ： 《东方艺术财经》
后面两段质问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