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根裕:一个似乎正在走进原始主义倾向的日本艺术家
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1621   最后更新:2017/12/13 10:42:52 by col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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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典藏 文:刘旭俊


“留下空间”展览现场

12月12日,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的第三个非盈利艺术空间“留下空间”在上海开幕。这座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区域经改造的老洋房,将在规划中成为基金会继扎根于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之后,再度推动长三角地区艺术布局的重要战略。留下空间的开幕首战将由年轻的策展人伉俪汪单与姜俊共同策划,呈现旅美的上海本土年轻艺术家沈凌昊个展——“当幕布拉起,我们的对话早已完结——留光显影”。

“留下空间”展览现场


为了紧扣“留下”的展馆之名,艺术家沈凌昊一语双关地采用了“留光”作为展览之名——既留下空间之光,又指设摄影与影响艺术中的“留光现象”,即强光离开感光物后的延迟光影的现象。此次展览的主作品“剩余物-留光”便试图通过视觉和观念来呈现记忆“留光”后的“追忆”,以追忆的方式试图开启新的讨论。

“留下空间”展览现场

在这里,“完结”和“显影”不仅构成了一种留白式的停顿,更多的是激起多维共振。艺术家个案式的展览只会是一个起点,随后基于展览而发的多个学者讨论、工作坊、写作和现场表演等“事件”将重新构建“留下”空间,使得上海法租界的历史文脉与当下城市空间发展共同聚焦于此。

“留下空间”展览现场


典藏: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当代艺术比较喜爱的?


杨锋:我是2010年开始收藏,但是之前在国外尤其在(中文大)读管理的时候也经常去看这些东西,看一些活动,去美术馆,但那个时候觉得有距离。2010年开始因为也认识一些比较资深的专家、策展人和教授,就觉得跟艺术有很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慢慢就开始了。


典藏:后来,也是因为兴趣使然,您以艺术赞助人的身份进入了当代艺术圈?


杨锋:对,我觉得都是顺其自然的,没有什么严肃的规划。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我做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理事。当时自己学习艺术、旅行、去看博览会、美术馆、拜访艺术家工作室。这时候,兴趣已经比较浓厚了,然后觉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得不错,在这里面有学习的机会。恰好他们也需要一些支持。于是我支持了一点。我也在里面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赞助也是一种学习交流。后来,我也赞助了上海外滩美术馆,严格来说应该是赞助了他们的项目。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用基金会的名义在赞助了。


典藏:艺术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赞助人了,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可能都不太一样。你从赞助UCCA开始,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杨锋:比较简单。第一个,反正力所能及的就一点点支持。这个很多人都一样,也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况且UCCA做得挺认真的,学术水准水平比较高。第二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机会,当中也包括像UCCA本身的策展人、馆长、总监等等,都比较资深。大家也有很多同伴,就是其他的收藏家,相互学习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流和提高。主要就是这两个目的,比较轻松。


典藏:当时对您来说,您是一个以个人身份去介入,但是之后是成立了基金会,换了一种方式去赞助?


杨锋:对,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是2015年成立的。一开始我就以个人身份资助做一些事情,主要是以支持一些已有的平台,包括像UCCA在内,外滩美术馆等等。但是这后面就觉得我也慢慢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向、想法和使命,所以那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机构就是稍微有一点计划性的去做一些事情。



典藏:对您来说,您是从个人到一个基金会的这种转变,它可能更多的是顺其自然,还是有计划部署的?


杨锋:我觉得挺顺其自然的。我还是挺喜欢用这个词,顺其自然就是不太刻意。就是自我生长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就这么自然的逐步的过程。当然,之所以成立这个机构,也是希望把这个事做稍微得有系统性。这个基金会的名称叫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在支持艺术的同时,特意把教育两个字加进去。教育方面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希望和要着重做的事情。



典藏:从最初到资助机构,再到资助项目,这种转变似乎更能体现基金会有针对性有策略性地实现自身价值。能结合艺术和教育这两方面具体谈谈吗?


杨锋:实际上,个人思维和机构思维不一样。相对来说,个人思维首先是比较随机、随性,其次它是比较被动地去接受一些事情。有艺术机构请求我一些帮助,恰好你也有兴趣,于是我就去筹划这个事。对于一个机构来讲,一旦成立之后,它肯定是有自己的方向,以及主要关注的领域与使命。原来都是我个人支持,针对非盈利的一些艺术空间或者项目。基金会成立之后的话,倒不是完全说就不支持这些机构了,而是有所兼顾。其实,我们也继续跟相关的非盈利艺术机构合作,但可能我们会特别在某个点上展开合作。就比如说,我们支持了外滩美术馆一个为期一年的进入大学的公教计划,把美术馆和当代艺术的理念带入了上海八所高校。它跟我们在教育方向的使命是接近的。在UCCA也是这样,后期我们支持了很具有学术性的刁德谦回顾展的出版项目。它也还是跟教育有密切关系的。除此之外,该资助的我也还是继续支持。不仅有机构,还包括一些艺术家项目。倒不是成立了基金会就在资助的事情上厚此薄彼,而是会做得更有针对性一点。

翠西艾米霓虹灯装置《我哭了因为我爱你》,霓虹灯,2016 深圳有空间


典藏:近年来,您从资助其他的非盈利艺术机构,再到创办自己的非盈利艺术机构。您的身份又转变为了空间创始人。那么,接下去你会如何运营它们呢?


杨锋:对,简单来说,我们只有一个法律上的主体机构,就是杨锋艺术教育基金会。所谓的运营实体,目前有三个空间。有空间和额外空间都在深圳。第三个就是上海的留下空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整个基金会的方向和使命,我们要规划一些项目,这些当然都是我所要重点要考虑。它们涉及到整个基金会的定位和战略,但是对于具体项目的展览和策展,我想还是要尊重艺术家和策展人,请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当然,在大方向上,我们会给一些建议,会彼此展开充分的讨论。一旦确定之后,所有的工作还是会交给专业人士来完成。

翠西艾米霓虹灯装置《我哭了因为我爱你》,霓虹灯,2016 深圳有空间


典藏:近年来,您从资助其他的非盈利艺术机构,再到创办自己的非盈利艺术机构。您的身份又转变为了空间创始人。那么,接下去你会如何运营它们呢?


杨锋:对,简单来说,我们只有一个法律上的主体机构,就是杨锋艺术教育基金会。所谓的运营实体,目前有三个空间。有空间和额外空间都在深圳。第三个就是上海的留下空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整个基金会的方向和使命,我们要规划一些项目,这些当然都是我所要重点要考虑。它们涉及到整个基金会的定位和战略,但是对于具体项目的展览和策展,我想还是要尊重艺术家和策展人,请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当然,在大方向上,我们会给一些建议,会彼此展开充分的讨论。一旦确定之后,所有的工作还是会交给专业人士来完成。

深圳额外空间 局部


典藏:姑且不论体量大小,在数量和分布上,这三个空间已经可以说是“馆群”了。那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分别是什么?


杨锋:这当然是有所区分的。首先,我们之所以对他三个空间有所区分,跟它本身的属性是有关系的。有空间,它处于深圳蛇口老的工业区,就是那种类似于这种798的一些厂房。但它不像798是那种苏联援建时期的挑高很高的厂房,蛇口的工业厂房没那么高大,都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发生的事。它的层高大概是四米左右的样子,比一般的办公写字楼还是平整宽敞很多的,可以把它理解成那种比较loft的空间。这个场馆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空间,因为它的面积差不多500多平米,一部分用于办公,一部分用于的展览的展示,它的挑高和宽敞度都比较适合做展览。我们基于自己的收藏,会在那里主要做一些比较具有体验式的展览,也会邀请策展人基于空间来进行策划新的一些展览。就比如2016年3月,比利安娜策划的“所见非所得:一个关于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的展览(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Y Foundation: An Exhibition)”。它是打破常规的艺术展览,把原本分开的展示区域和办公区域打通了,刻意打破这种边界。很多艺术品实际上是进到了大家的办公的区域当中去,也有部分同事就到了这种所谓的展览展厅里办公。同样在深圳的额外空间,其实是在我家里,我的住所,但是是很完整的一层,那一层是不住人的,有一个小小的储藏空间,空间形态上可能跟一个小型画廊很像。它的展览比较像是沙龙。由于它是在家里,参观者也都是预约方式的,朋友推荐介绍的来访者会比较多,针对的人群也比较私密。这样展览就会有一定的亲密度,展出的作品基本上偏重于对藏品本身的梳理。额外空间最近的一个展览是梁铨的“如茶|杨锋收藏展”。这个展览其实是我收藏了他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

深圳额外空间 局部


典藏:有空间是工业区,额外空间是当代居室,上海的留下空间在文化地理学上和它们很不一样,这里是曾经的法租界。您选择在这里开设空间是基于怎样的想法?


杨锋:就像你说的,其实我们每个空间的形态都很独特。一个老工业区遗留的,一个是我家里那边的别墅,然后留下空间又是别墅,只是更有历史遗迹的味道。它所在的这栋楼是接近100年历史的建筑。最初选择在上海开设空间,是因为我的金融投资公司希望能在这边发展业务。但是,我又不太想把它开在标准的写字楼里,那种感觉我太熟悉了,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并且,我也不希望它在空间形态上和深圳的有空间与额外空间太雷同。后来,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找到了现在留下空间的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我几乎是第一眼就觉得有爱不释手这种感受。


典藏:这座建筑有着很浓厚的历史色彩,所以才会策划着开馆展“当幕布拉起,我们的对话早已完结——留光显影”基于这种在地性展开的?之后的展览也将会如此?


杨锋:这个展览不仅主题是基于建筑和历史才特别策划的,就连展陈方式也是如此。这种别墅空间不像美术馆空间,能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在这里做展览,需要考虑作品进不进得来。同时,我们也不太可能去做空间上的调整和改变,总的来说建筑框架不太好动。今后的话,我们就觉得要做出两个特点:第一,我们更加希望能够呈现艺术家个展,尤其是给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毕竟他们作品的展示机会不多,他们的成长还需要一点支持。当然也不仅是中国艺术家,我觉得也可以是国外的艺术家来这里做展览。第二,当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要能体现基金会自身业务发展的这种转变。我希望每个空间都能保持开放性,不会说制作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地区的展览,但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在地性概念。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在上海多多支持艺术家,支持他们的展览,为整个艺术生态提供一种补充。


典藏:那您是如何看待上海目前的艺术氛围的呢?留下空间可以对此补充一些什么呢?


杨锋:在上海开设空间,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一步。2001年到2006年,我在上海工作,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的职业是金融业,上海基本上也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我目前的工作也需要经常来上海。对我来讲,从上海离开再去海外去学习、工作,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大的金融中心。我觉得,上海也是中国的艺术中心,是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艺术发生地之一。这里不只应该只有展览,也希望有更多形式的艺术事件发生。就比如说,留下空间可能还会做一些讲座,或者说基于展览衍生出一些别的东西。


典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您和您的基金会可能在上海展开的艺术项目?


杨锋:我想就是支持一些艺术家。可能做为群体的艺术家是我们更加关注的一个重点。当然,其实也包括写作者、研究者,还有策展人和批评家这个群体,都是我们希望将来做一些类似于工作坊的研究和对谈项目。目前,我也不敢说我们就一定能像互联网公司一样弄一个平台来搞一个孵化基地,毕竟我们起到的作用可能也是有限。从空间上来说,我们更像是一个工作坊。留下空间的一楼是展览,二楼是办公区,三楼的大平层是比较多功能的地方,可以会客,可以开小型研讨会,或者一些二三十人参与的艺术活动,希望给大家提供充分的互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想在促进整个的艺术生态这件事情上,它对我们来讲还是挺有意义的一小步。


典藏:聊聊留下空间的展览吧,开馆展的这种展览形态会对以后的规划形成影响吗?


杨锋:我想目前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挑战了。因为是新空间成立,然后有一个展览,以后会更开放一些。以后的展览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肯定会邀请艺术家来现场来观看和体验,然后结合空间感受和他自己创作的风格特点来策划展览。其实,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新创作的,都会有基于对空间的感受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激发创作的灵感。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会帮助他们突破已有的那种常规的创作。我始终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件作品,一旦离开了它特定的空间语境,将会很难在完整的意义上获得好的呈现。反过来说,一件已完成的作品,一旦要进入到某个特定的空间语境,也要有很多是否适合的考量。包括开馆展的艺术家沈凌昊也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基于这个空间给他带来的灵感和想法,也有一部分是他之前创作的已有的一些作品,但是要跟改造还是要有关系,能够在这种陈列关系中是成立的。


典藏:在上海,通常艺术区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在工业区,一个是在法租界。相对来说,工业区空间的展览更有实验性,法租界就相对更精致一些。留下空间将来的展览也会走法租界风格的路?


杨锋:从风格上来讲,我还是最希望能保持开放性。沈凌昊这次呈现的方式,一个是多媒体,也有一些影像和摄影装置。以后的话,在风格上,我想还是会尊重艺术家本身的个性。既然是给艺术家提供展示的机会,他一定会和空间发生关系,怎么样让空间和作品之间产生奇妙反应,那就顺其自然吧。或许,也可能符合法租界特有的精致风格,但将来的事谁知道呢?我们作为一个支持者,对一个场所的提供方,我希望目前来说,还是尽可能保留各种可能性。


典藏:我把最直接尖锐的问题留到了最后。赞助艺术至今,这种赞助人的身份给你带来了什么,而你又想凭此获得什么呢?


杨锋:首先,我做一个事情还是要讲一点初心。不管个人还是机构,说到底,你觉得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愿不愿意为此付出。这个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如果没这个东西,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客观上讲,我自己是从事商业投资相关工作的,如果仅仅就商业来说,艺术展览利润率太低,变现周期太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商业,何必做艺术呢?我的初心还在于,去探寻做一些事是否能让人越来越感动。当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事情信息量那么大,多一件事情不会多多少,少一些事情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所以选择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要考虑好它究竟有没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艺术是能提供意义的事情。


典藏:对于赞助艺术,您又是从哪几方面去考虑的呢?


杨锋:第一,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第二,这些事情是否值得我们这样的身份来做。第三,这些事情我能不能把它做到有价值。基金会成立不到三年时间,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做哪些项目,从群展到收藏展,到寻找一些项目展览,再到我们几个空间的个展。当然,还有一些讲座和活动。最初,我们尝试着把这些事情做到比较好的水准,越往下做,我们就越来越清晰,总是在问自己,做这个有没有意义?适不适合我们做?我们做了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些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缺失的话,就可能不适合你做。


典藏:那么这些年来,支持您和您的基金会最大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杨锋:应该是我对艺术本身的这种享受,然后就是对它的回馈吧。艺术给我带来快乐,如果没有这个,很难自然地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反哺回去。就像我们两个的对话中,我讲了好几次的一个词“顺其自然”。这些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我有精力来做这件事,也心甘情愿地把它当成一件事去做。有些事情超出我们能力和精力,或者说我们的不是特别合适做,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我觉得,在此过程中保持一个舒适度,保持一个力所能及的状态,让它自然有机发生,这很重要。

当幕布拉起,我们的对话早已完结——留光显影


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5月12日

开幕式:2017年12月12日 下午3点

媒体导览:2017年12月12日 下午2点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建国西路56弄29号

策展人:汪单、姜俊

艺术家:沈凌昊


关于策展人


汪单,ePublicArt(电子版公共艺术杂志)主编,国际公共艺术协会研究员、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展览项目部助理总监。2011年毕业于伦敦大学Goldsmiths 策展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人物专业,获本科学位。2011年8月到2013年4月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展览教育组,主要负责展览协助及教育活动策划。2016年获得吴作人基金会与卡蒂斯特基金会合作“青年策展人奖学金”。

姜俊,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理论工作室研究员。毕业于明斯特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Münster),获得Prof. Aernout Mik的大师生称号。现于中国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从事图像学和展示文化研究学的博士研究。200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学士学位。曾参加过的展览,包括:China 8,Recklinghausen 艺术厅,德国,2015;die Uberwachung,柏林, 2014;Art Lab ,上海,2013;入城北威州大展2011,艺术宫,杜塞多夫,2011。

左:策展人姜俊,右:艺术家沈凌昊



关于艺术家


沈凌昊,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绘画系获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综合艺术系。他曾获得 “Murphy Award”墨菲奖(2016);“巨人提名奖- 邱志杰提名奖”(2011);“CREATIVE M50年度新锐奖-银奖”(2011);“三影堂摄影奖-提名”(2011)。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艺术机构展出,包括:“Murphy Award 墨菲奖提名展”,旧金山,SOMArts艺术中心,2016;“Regarding Beauty”,科林斯堡,科罗拉多摄影艺术中心,2015;“SIPF 2012 新加坡国际摄影节”,新加坡,2012;“一重影事”,深圳何香凝美术馆,2011;“万相: 2011年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2011等。



关于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

左:杨锋,右:陆寻


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在2015年由杨锋先生在香港注册成立。作为非营利艺术机构,基金会旨在为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和全球的艺术爱好者构建一个多元的文化平台,以激发对当代艺术具有启发性的对话与思考。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广当代艺术的研究和交流,积极支持和赞助非营利的展览、活动和出版等项目,并在深圳和上海设立了三个非营利空间,分别是位于深圳的有空间、额外空间和上海的留下空间,用以举办系列项目与展览,探讨当代艺术以及对当今问题作出回应。


文 | 刘旭俊

图 | 刘旭俊、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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