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本文系2017年10月17日《打边炉》编辑在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与翁子健的交谈内容摘选，问题隐去。经作者审校发布。

可能因为文献研究是我的日常工作，所以我才特别重视提炼的工作。即使是那些最有意思的文献，要展示它们、传达它们代表的意义，也是有难度的。难度在哪里？恰恰在于能否在大量未经整理及诠释的文献之中，提炼出一个易于沟通的理解的焦点。

同样道理，我总是很难明白做一个“进程中的展览”（exhibition in process）的乐趣在哪。打开门，我们坐下来谈天，这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理解这种工作方式的价值，在于打破艺术体制中一些固化的东西，一些绝对化的认识，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不会这样做，要是这样做，我难免会责怪自己不负责任。

作为艺术的“专业人士”，我们应该掌握一些专业知识、专业方法，既然这样，我们凭什么只是打开房门让大家看我工作的情况，并以此作为我们的工作结果？我觉得这样没有意思。我看过不少这种展览，但是让我产生共鸣的极少，往往只是让人看得头晕，而且不受启发：当你说眼前的是彻底的开放性时，其实你是在拒绝对话。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混沌的，你走到街上甚至都能遭遇到一千万种可能性，人的精神工作就是要去寻找那无数可能性中最有意义的一些，而每个人都可能找到不一样的东西，这时人与人的沟通便变得极其有趣了。

看来，对于这类展览和作品来说，“文献”是表达这种“进程中”和“开放性”的媒介或手段；而“文献”的美感来自于它给予我们的一种似有还无的感觉：似乎它代表了一些未经修饰的、仍待考掘的、复杂而开放的知识和智慧。但是，我们仍必须注意，文献的形式并不代表文献的内容，前面说的美感就属于它的形式的部分，跟古董和旧照片给人的历史感无异。事实上，有多少人会在乎文献真正的价值？我们重视的——我们崇拜的——只是文献可能的价值。

在艺术展览中出现的文献尤其如此。其实，长时间的阅读不可能在展厅里面发生。很多展览和作品中的文献，追求的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再现，是一种对文献美感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