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燃点
文 / 艾墨思
译 / 虔凡
从2017年9月15日至10月31日期间，来自德国55位艺术家的320件艺术作品在北京七个不同的美术馆展出（太庙艺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红砖美术馆、元典美术馆和白盒子艺术馆），外加一天的研讨会——构成7+1=8，中国人的幸运数字，展览也就此得名。据主办方称，这个展览项目在6周内吸引了50万参观者。似乎这个展览的一切都围绕着各种数字……
不过还是要先做出肯定：从筹备初期开始，要在如此短时间内把这些德国最优秀艺术家们的巨量作品带去北京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功绩——这项巨大的外交成功受到了许多私人和企业的赞助支持，包括中德两国的政府。考虑到一些出自德国最成功艺术家之手作品的价值，（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将艺术品短期进口到中国这一几乎不可克服的难题呢？
白盒子艺术馆开幕现场
在太庙艺术馆的Neo Rauch作品
“德国8（Deutschland 8）”是一个散布在北京七处场馆的展览项目，据主办方说，展览全面地呈现了从1945年至今德国艺术的整体发展。但是，这指的是哪个德国？直到1990年时，德国仍旧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然而展览中并没有关于艺术在共产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情况——丝毫没有。
其次，进入七个展馆之一的、位于北京紫禁城内的太庙艺术馆，你所看到的第一位艺术家是尼奥·罗施（Neo Rauch）。无论你对他的作品抱有何种看法，但他真的是德国自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艺术家吗？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被扔在同一场馆的侧边，而且只展出了他的一些图画和一张海报。真的！在这样一场举办于中国的大型“回溯展（survey show）”上，你们就这样对待德国最具开创性的艺术家吗？！
这还只是开始。走在太庙艺术馆里，人们找不到德国艺术三巨头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西格玛·波尔克（SigmarPolke）、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任何作品。事实上，他们的作品被展陈在太庙艺术馆里靠后的第二个大殿中。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因为第二个大殿配备了空调，而第一个没有？因此价值更高的作品就不得不降格到第二梯队：一种受制于室温控制而做出的策展安排。没有提供任何导览、阅读材料或是知识背景介绍，一个好奇而渴求的参观者会作何思考——他们只会像这样一个人呆着，无法了解策展人如此这般呈现作品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第三个问题：我有点理解要与那么多北京的机构发生联系这种夸大狂妄的欲求了——以此让自己感到超级重要。而且在展览为期三天的开幕式上，你会发现北京这七个美术馆的馆长出席了每一个地方的开幕式……我猜想，之前没有过、此后也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形了：这群人要花这么多时间听两位策展人瓦尔特·斯迈林（Walter Smerling）和范迪安重复一模一样的讲话。况且，把展览拆分到不同的场所会让观众很难看清这些艺术作品跨越代际和媒介的彼此关联及微妙影响。如果把摄影作品放到一个场馆，当代艺术放到另一个，战后艺术又再另放一个，那么认为观众可以就此得到清晰的全貌这样的想法实在是令人费解的（简直就是废话）。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要举办一场音乐会，但是双簧管被安排到一幢楼里，小提琴放到另一幢楼，打击乐则在大街上。
在太庙艺术馆的A.R. PENCK作品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Balkenhol, Knoebel, Trockel作品
噢，为什么A.R.彭克（AR Penck）的作品在太庙艺术馆里，而他的朋友及长期合作者约尔格·伊门道夫（JörgImmendorf）则出现在中央美院美术馆里？这么做真的很荒唐。我还没来得及细说在民生现代美术馆里有关德国摄影的那种无厘头的呈现方式，艺术家卡塔琳娜·西维尔丁（Katharina Sieverding）被说服参与展览时真是有点太过天真了，在北京的几天里她一直是气鼓鼓的。我就不给优雅的读者们复述她的原话了。
红砖美术馆很好地呈现了德国战后抽象艺术的作品。非常精彩的作品！不过同样的，许多重要的艺术家缺席其中：其中之一是恩斯特·威廉·尼（Ernst Wilhelm Nay）。看艺术作品的标签，至少能够理解一些策展的方式，如果这种鲁莽之举能如其所愿被称之为策展的话。这些作品是德国著名的施特约尔收藏（Ströher collection）的一部分；卡尔·施特约尔（Karl Ströher）先生是德国美容产品大制造商的继承人，也是1960到70年代最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他买下了许多顶级优秀的艺术品。只是，红砖美术馆中的灯光如此昏暗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这些从德国一路奔波而来的作品的光彩，实在让人感到伤心。
看看其他场馆里的标签，似乎让人明白了策展的原则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谁是我所认识的、谁能提供我成批的艺术作品、谁急迫地想让他的藏品出现在这个大型项目中？在展览开幕式上能看到许多退休了的美术馆馆长和上一辈的收藏家们。他们都为了这次展览专程飞到现场——只待一天，随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飞机一起——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就直抵机场返回。如果这本身是艺术家的行为表演作品，那还真是非常有意思。然而，从墙上的标签上我们能读到的可悲事实是，关于“德国8”项目最有说服力的经验在于：策展原则就是任人唯亲。
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新媒体艺术，或是在白盒子艺术馆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都是类似的情形：作品只是被毫无意义地推挤在展厅当中。也许还有最后一点观察：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a Grosse）试图让她模模糊糊的超大尺幅绘画显得更加高贵，她把自己的作品与她老师戈特哈德·格劳伯纳（Gotthard Graubner）的作品并置在一起。这使得在北京艺术界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这样说道：“戈特哈德·格劳伯纳真的、真的很有意思，而且那些作品……（看着格罗斯）……尺幅真的很大。他们到底是怎么把那么大的作品运来这儿的？！”由此可见，格罗斯的举动是多么的自命不凡而昭然若揭。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怠慢的策展。完全不尊重艺术家和观众！展览中没有一处能让我看到艺术作品是以明智的方式被组合在一起的——如果这样做的话，能够让观众有机会看到为什么某些艺术家与另一些更为亲近、他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或者是如何彼此竞争的。哪怕只是试图去叙述在德国艺术发展中那些重要的展览，也完全没有。这场展览没有带来艺术作品，带来北京的只是一份艺术家名单——而且这份名单也漏洞百出。没有故事被讲述，对作品的选择也非常随便，而且根本没有要调解文化差异和艺术观念的努力。
我觉得策展就像是养儿育女，没人需要为此获得特别的执照。但是，如果“德国8”是一个孩子的话，你真的会很想因为他们的粗鲁草率和肆意妄为而起诉家长。
在红砖美术馆的Bernard Schultze作品
在红砖美术馆的Bernard Schultze作品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Fritsch, Ackermann, Trockel等人的作品
在央美术馆的Gotthard Graubner作品
在红砖美术馆的KO Goetz作品
在民生美术馆的Thomas Ruff; Katharina Sieverding作品 / 摄影：Daniel Biskup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Hubert Kiecol作品 / 摄影：Daniel Biskup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Katharina Fritsch作品 / 摄影：Daniel Biskup
在太庙艺术馆的Georg Baselitz作品 / 摄影：Daniel Biskup
在百盒子艺术馆的Michael Sailstorfer作品 / 摄影：Daniel Bisk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