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泼先生PULSASIR

本文选自白轻编译《恐怖主义的幽灵》一书，是当代学者对美国911事件的思考与回应。在这篇文章里，阿甘本追溯了一种安全思想的极端发展：当安全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当安全成为第一行动诉求，安全本身就成了一种危险和恐怖。这是在安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或之后，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场战争，就像阿甘本说的，一场世界内战。封面图片与文章无关，为某网站为阿甘本《无人格的身份》一文所作插图，文中，阿甘本考察了“贝迪永卡”（警局通过对罪犯人体测量进行身份鉴定的技术）的兴起与滥用。

作者：[意] 吉奥乔·阿甘本

译者：白轻

安全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原则可以追溯到现代国家的诞生。霍布斯认为安全是恐惧的对立面，而恐惧迫使人们在一个社会内走到一起。直到18世纪，有关安全的思想才开始独立地形成。米歇尔•福柯在1978年法兰西学院的一次（尚未公开的）演讲中表明，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实践如何把安全与作为统治工具的规训及法律对立了起来。

杜尔哥（Turgot）、魁奈（Quesnay）以及重农主义的官员不怎么关心饥荒的防治或生产的控制，而是任其发展，以便进一步控制并“稳固”其成果。规训的权力孤立并封锁了领土，而安全措施导致了开放和全球化；法律想要防治和控制，而安全干预了走向防治和控制的持续进程。简言之，规训想要生产秩序，安全想要让控制无序。既然安全措施只有在交通、商业和个体主动性得到了自由的语境中才能运作，福柯因此表明，安全的发展是和自由主义的观念密切相关的。

今天，我们面临着安全思想的极端危险的发展。在政治逐渐中性化和国家传统职责逐渐退化的过程中，安全成为了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是公共管理的几个决定性措施之一的东西，如今成为了政治合法化的唯一准则。安全的思想自身就承担着一种根本的危险。一个视安全为自身之唯一职责和合法性根源的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有机体；它总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让自己成为一种恐怖主义。

我们不要忘了，二战后的第一个主要的恐怖组织，秘密军组织（OAS），是由一位自视为爱国者的法国将军组建的，他把恐怖主义当作解决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游击现象的唯一对策。当政治像十八世纪“警察科学”的理论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把自身降低为一种警察时，国家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有消失的危险。最终，安全和恐怖主义会形成一个独一的致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为对方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辩护与合法化。

危险不只是敌手之间的一种秘密共谋的发展，危险同样在于，对安全的追寻会导致一场世界内战，这场战争使所有公民的共存都变得不可能了。主权国家之间经典的战争形式的终结创造了一种新的情境，在此情境中，安全显然在全球化中找到了自身的终点：这一终点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一切无秩序的最坏结果。

然而，还有另一种危险。由于安全措施不断地要求指向一种例外状态，它们便努力去实现一种不断增长的社会的去政治化。最终，它们和民主水火不容。

没有什么比修正作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的安全概念更加重要了。欧美的政治家最终不得不考虑，不加批判地普遍采用这个思想形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这不是说民主应该终止对自身的捍卫，而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去防止无秩序和灾难，而不仅仅是控制它们。相反，我们可以说，政治秘密地生产了突发事件。要防止诱发仇恨、恐怖和破坏的条件继续发展，而不要让自身局限于事后控制的努力，这正是民主政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