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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玆伦敦艺博会上，Massimo De Carlo画廊展位带来的是艺术家Andra Ursuta和Piotr Uklanski的作品。图片：Julia Halperin

艺博会和赌场其实有点相似。人们在会上一掷千金，时间在艺博会上流逝，仿佛这一切都与真实世界毫无关联。然而，随着现实中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令人无法忽视，与当下世界热点有关的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艺术商业的场合内变得愈发普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藏家们也会为此买单。

在今年的弗里玆伦敦艺博会上，Richard Mosse拍摄的大幅黎巴嫩Telal-Sarhoun难民营作品被醒目地展示在Jack Shainman画廊展位上，标价4.4万美元（就在照片拍摄后不久，难民营于7月遭遇了毁灭性的火灾。）

The Modern Institute 则在展位上挂出了一幅Adam McEwen所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伪讣告，售价为4.5万美元。这件作品创作于昂山素季被撤销其所获的牛津市自由勋章当日，原因是她否认了缅甸政府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而在Massio De Carlo的展位上，Andra Ursuta 于2015年创作的一件形状类似于三K党帽兜衫的教堂塔楼雕塑，售价也是4.5万美元。在近日美国接连发生了极右翼示威游行事件之后，这件作品似乎又有了新的意义。

Adam McEwen，《无题（素季）》（Untitled，Suu Kyi），2011。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Modern Institute/Toby Webster Ltd., Glasgow

然而，当这些直白地反映了大规模创伤的艺术作品和KAWS光鲜亮丽的画作、杰夫·昆斯的凝视球雕塑放在一起时，又会起怎样的化学反应？（KAWS的作品在贝浩登展位上已经售罄，而昆斯的作品据大卫·卓纳画廊透露已经在VIP预览上以275万美元售出）

尽管大多数艺术经纪人都认为，这种政治意味强烈的作品确实会受到那么一批执着的藏家青睐，但这并不代表普遍情况。即使政治话题以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出现在人们礼节性的对话中，“人们也不愿意一直面对这样的情形，”Proyectos Ultravioleta的Stefan Benchoam说。这次画廊带来的是危地马拉艺术家Regina José Galindo的个人展。

Galindo的这些作品价格在5500至2.5万欧元之间，取自于她在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所做的一个在一架德国军事坦克前跑9小时的行为艺术作品。其他的作品还包括艺术家Mosse、McEwen和Ursuta等人。

Richard Mosse的《Tel Sarhoun难民营，黎巴嫩》。图片：© Richard Mosse；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Jack Shainman Gallery, New York

“绝大多数情况下，相比起那些表达方式更为婉转的作品，这种政治意味明显的作品并不能卖到和前者相同的价格，”Levin Art Group总监、艺术顾问Todd Levin说。

在弗里玆大师展上，博而励画廊售出了好几幅售价在9万至12万美元之间的中国艺术家黄锐的抽象画作，这些作品创作于八十年代末期。同时，经纪人Franklin Parrasch带来的Joan Snyder 1976年的红色纸上作品《Study for Rape Burn Murder》，是一幅价格上万的反对越战的抽象作品。

“（含有政治意味的）作品并不难销售，但如果作品名就叫《深红色》之类的可能可以卖出更多钱，”Parrasch说。“但这样的话，我又会觉得很无聊。”

经纪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将这一类型的作品带到艺博会上，但其中很少是与销售有关。很多经纪人还是能够借此抓住众多挑剔的目光，来推出某位艺术家或是一件具体的作品。Lelong画廊和Goodman画廊一起合作，带来了较为罕见的Alfredo Jaar创作于1973年智利政变后的作品。

由Galerie Lelong 和 Goodman Gallery在弗里玆大师展上共同呈现的Alfredo Jaar的个人展位。图片：Julia Halperin

“艺博会已经吸引到了策展人们前来观看，”Lelong副主席Mary Sabbatino说。“我们希望人们能通过这件作品认识Alfredo。”

而展示那些对当下事件进行回应的艺术作品，也能够彰显画廊自己的侧重点，从而吸引志趣相投的艺术家和合作者。“画廊决定带什么样的作品到弗里玆，也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形象包装，”来自旧金山的藏家Mihail Lari说道。

同时，对这一类型作品感兴趣的观众也是日益渐多。“现在和10年前已经大不同了，”Vermelho画廊的Eduardo Brandao说，他们以2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Dora Longo Bahia一幅表现受争议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图的作品。“一开始，只有策展人对这样类型的作品有兴趣，现在情形早已发生了改变。”

Dora Longo Bahia，《Gel Poetics War in North West Pakistan 2004 – ongoing conflicts》，2012

“我的一些客户表示想要我这里最难收的作品，“Shainman说。这位来自纽约的经纪人将一件Hank Willis Thomas展现用祈祷的双手托住一只篮球的雕塑作品《信念》（Faith，2017）以6.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21c Museum Hotel。而另一件曾出现在TED Talk中的Titus Kaphar的《Shifting the Gaze》（2017）则以8万美元售出。

Hank Willis Thomas，《信仰》（ Faith）， 2017。图片： © HankWillis Thomas；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Jack Shainman Gallery, New York

Gavin Brown则在艺博会上卖出了一版Arthur Jafa的《Ex-Slave Gordon》（2017）。这件3D墙上作品是根据那张被大量复制的、担惊受怕的奴隶逃跑的照片进行创作的，价格为3.5万美元。此外，Andrew Kreps以5.5万美元卖出了一件Andrea Bowers写着“我的身体我做主，她的身体她做主”（My Body My Choice, Her Body Her Choice）的霓虹灯文字作品。Greene Naftali则以8万美元卖出了一件Paul Chan《Pillowsophia（after Trinity）》2017年的版本，一件无人的充气帽衫以耶稣受难的姿势盘旋在走廊上，作为对警方滥用暴力事件的纪念。

该画廊的Jeffrey Rowledge提到收藏这些非常政治性作品的藏家基本上都是出于自己的热爱，而非为了钱。“将艺术作为一门投资并非永远是他们的诉求，”他说。

Paul Chan，《Pillowsophia（after Trinity)》，2017。图片： courtesy Greene Naftali

许多观察者也认为相比过去几年，今年艺博会上出现的政治类作品明显增多——“但这也因为创作政治意味强烈的作品在这几年间也变得越来越普遍，”Levin说。

弗里玆大师展上，各家画廊仿佛营造了一个约半世纪前的艺术史上的平行时空，当时的艺术家们感受到强烈的使命，驱使自己对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冷战等问题作出回应。

比如，Massimo de Carlo就特地对1968年这个年份进行了特别展示，呈现了一幅 Gastone Novelli最初为了1968年威尼斯双年展而做的作品。就在开幕前，Novelli把自己的这幅单色布面作品翻了个面，背后写着一些抗议性的文字：“双年展就是法西斯”（The Biennale is fascist）。这件作品的售价为30万欧元。

弗里玆大师展上Massimo de Carlo的展位，包括了艺术家Gastone Novelli的《Lutte，échec, nouvelle lutte 》，1968。图片：courtesy of the gallery

一些艺术家们觉得自己应该创作更多反映时下事件的政治性作品，而藏家们也更有兴趣来购买这些作品。

“特朗普的上台、德国右翼势力的兴起、英国脱欧的决定、持续泛滥的枪支暴力问题，这些事情持续影响着我们所有人，”Lari说。他今年稍早时在SadieColes HQ关于抗议标语的展览上购买了一幅Sam Durant的《Open Your Eyes》(2017)。“这也势必会影响着我们的收藏行为。”

文：Julia Halperin

译：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