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文：陈侗

完稿于2017年10月1日。《打边炉》获得作者授权首发。原标题为：从几只蚊子到“鲁迅在广州”

昨天刚刚做完了文学频道“纪念鲁迅离开广州九十周年”的直播节目，有一种稍稍放松下来的感觉。我不研究鲁迅或现代文学史，竟然也临时抱佛脚地把六七次节目挺了过去，这实在要感谢鲁迅先生本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日记、书信和文稿内容上互为补充，时间上完全吻合，我们便不能勾勒出他在广州的一切。由此我也想到，专家们后来的那些研究，大抵也就是从这些材料里对照出来的，他们的研究成绩的高下，当取决于对于鲁迅的态度。

节目做完了，就想把为之而准备的一大堆书归到一个角落里，不再触碰，却又发现里面好像露出了一截线头，为何不抓住它继续展开我的现代文学之旅呢？几天前，美院的马列教研室提出让我去讲堂课，说是他们照本宣科的课学生不爱听。我一口答应了，而且给出了我的题目——“近现代史对我的决定性影响”。不是吗？就在这两三年里，除了新小说，我的工作——创作和某些说不清的方面——不都是围绕着近现代历史而进行的吗？“民国之范”、“任黛黛计划之传移模写”，“省城”……包括在那些戏剧般的自我表演中，我不也都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侦缉队或情报处的人物吗？

如果说以上这些创作上的表现作为一种情怀多多少少是跟电视剧有关，那么今日的直播节目却是从别处而来：文学的、绘画的以及思想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人物之间的交集。只有解开这一切可称之为“谜团”的东西，才能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有意义的。

或许鲁迅就是这样进入到我的一个现实与梦境交错的非凡时刻的。

那是八月份在北京，我住的地方，房间里潜伏着几只蚊子，我找不到它们，而它们也没有真正侵扰我，只是悄悄地进入了我迷迷糊糊的睡梦中。“鲁迅在广州打蚊子！”我生出这一念头时天还没有亮，我脑子迅速地出现了鲁迅在广州白云楼居住时的一幕，当然完全是我瞎想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去过白云楼，甚至也不清楚鲁迅为何要来广州。我坐在床上开始写剧本，想当然地设计了鲁迅去高第街找许广平却遭到佣人阻碍的情节。事后对材料的了解则证明，我的构思完全与事实不符：高第街的许宅既不是什么豪门大户，许家也没有任何人怠慢过鲁迅。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同样不可以用“朝思暮想”来形容。

故事除了地点，还需要时间（当然这不是罗伯-格里耶所赞成的），于是我上网查询，欣喜地发现鲁迅来广州的年份是1927年，逗留的日期是一月19日至九月27日。啊，那下个月不就是他离开广州九十年了？我由蚊子想到鲁迅的这一天是八月4日，我给节目负责人文柱发短信：文学频道直播节目下个月就做“纪念鲁迅离开广州九十周年”吧！

纪念一个人的离开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当然是想找找广州的问题，看看那时候的广州跟现在有什么不同，以至于鲁迅才待了八个月就要离开。鲁迅从北京南下，先是到厦门，然后来广州，最后去了上海，这条路线颇值得研究，因为它既不是当时知识分子热衷的路线，也不是今天的漂泊者能够设计的。当然，这其中许广平起的作用很大。再有就是：上海最终是个好地方也毋庸置。

鲁迅一到广州，就劝许寿裳也尽快来中大任教，说这里的课程很容易对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鲁迅对广州的最负面的评价，就好像说自己的牙很好但是没有东西嚼一样。鲁迅在广州短短八个月，追捧他的人和事都不少，他也时时表露出不以为然乃至厌倦，这说到底也还是跟他对广州的评价有关。除了水果和餐食，鲁迅眼中的广州大概是没什么值得留恋的。离去前，他用“九蒸九晒”来形容他在白云楼的生活，其时为九月，此前的信中又多次说天气已转凉，可见他是另有所指，是形容他是如何在煎熬着度过最后的日子。局势、人事是难受的“气候”，似乎还有“水土”，关于广州之前革命后来又不革命的一段说法，包括对图解革命的封面画的议论，所批评的就是广州延至今天还存在着的那种浅薄和自以为是。

既然鲁迅跟我、跟文学频道的直播节目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带有神秘色彩，那么，我就应该顺着这一点去“把事情彻底理顺”，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发生得更早，而不只是由八月4日的几只蚊子引起。

1、在好些场合，特别是讲座中，我都提到我的工作多少是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就大家所知，我作为一个美术学院的教师，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却是在文学出版方面，这是很让人不解的。但是如果人们把我跟鲁迅联系起来（就算一开始是从“样貌”上），疑问就容易解决了。只是在我这里，从来也不敢做这种比附，因为我知道，勇气是一回事，学问又是另一回事。我唯一比鲁迅做得好的，就是在开书店这件事情上做得比他长久。

2、现在博尔赫斯书店所在的昌兴街，据说从前也是陈独秀的《新青年》、创造社的出版部和中共丁卜书店等机构的所在地。现在呢，整条街差不多都是快餐店，续香火的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3、去年本来画廊的展览《省城》，如果是放在现在来做，可能有些不同。不管怎么说，这个题目或许正是指向鲁迅在广州那个时期的，如同他“阅市”所见。时过境迁，所谓“权力建筑”还在原来的地点，但不得不变成了今天的某种“历史遗韵”。

如果以上三点还不能说明我做“纪念鲁迅离开广州九十周年”是经验积攒的结果，那么我还可以搬出另外一些事情，来证明我身上所具有的敏锐的八卦嗜好，没有这种嗜好就不可能深入到鲁迅的材料中。例如我出版的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的《新娘日记》就是一部很八卦的法国当代文学史，里面的人事关系足可以令学者——至少是中国学者——不得不改写文学史（同样八卦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史应该就是李劼所写的那本了，但估计大陆出版不了）。还有，读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我读得如痴如醉，后来就把画学研究的目光干脆转向了吴湖帆，很快又因为深不见底而打住。至于中共党史，我的兴趣从王明直到“四人帮”，最后又回到了方志敏，一个也叫“祥松”和“云母文”的“知识分子”身上。

人物的交集，就其中的爱恨情仇来说，可能是最复杂、最能解决问题和最引人入胜的。例如鲁迅和顾颉刚的关系，谁对谁错一时也搞不清楚，喜欢鲁迅的人肯定说鲁迅对，反之则是顾颉刚对。顾的自传中有一张他和他的学生童书业的合影，童兼搞美术史，颇受学界推崇，也许他的文字里也有些东西能够佐证什么，想到这一点也证明了我那顺藤摸瓜的方法是随身装备着的。老实说，过去我对鲁迅骂人这点不是很有印象，因为并没有真正读鲁迅的文字。现在，不断遇到那些以前偶尔遇到的名字，这幅图景就基本有个轮廓了。不研究鲁迅，不研究那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但总不至于说错话。而如果真的想做研究，我就得关闭我目前的所有工作。但是，若真关闭了，又怎么会有“文学频道”的直播节目呢？

所以，鲁迅之成为鲁迅，大概就是他最终能够让芳草街的“北新书屋”不了了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