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瑞象馆

今年上海的两个展览“听我说”（OCAT）、“看看我们”（SCôP），无论是主题的指引性和影像的个人化程度，还是展览主体本身——摄影，要求观者高度凝视的特质，让人必须沉浸下来，去凝听、去回忆，并且成为影像叙述的编织者和演绎者。

展览空间的公共性和内容本身的私密性发生强烈对比。而越是私人化的，越能引起人们内心深处难以显露的共鸣。

“看看我们！”展览现场图

“听我说”展览现场图

那些困惑在、埋藏在、发霉在内心深处，不愿意、没时间去触及、理清楚，或者已经遗忘的情绪和记忆，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栖息。

扮演，在“听我说”中成为自我呈现，甚至是自我实现的一种策略。并且，在这种策略中，虚构和非虚构的界线变得模糊，或者已不重要。自我认同，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诠释的，在社会化的日常角色扮演中，逐渐演绎构建形成。而这种演绎中，甚至难以区分虚构与非虚构，真我与扮演。

Autoportrait en samourai，David Favrod

日本瑞士混血艺术家大卫·法沃（David Favrod），为了证明自己身上的“日本性”， 虚构一个叙事。用影像在他所属的其中一个国度  ——瑞士，去构建另一个国度——日本。或者说，他在瑞士想象日本。极具主观性的记忆，自己的记忆、他人的记忆，共同文化经验提供的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去构建他努力想要呈现的自己。摄影营造的现场证据感，让虚构成为某种真实，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听我说”展览中Kimisa作品部分

行走在展览空间中，我看到最为感动的，是中国年轻摄影师Kimisa提供的亲人邮件通信。展览现场的展墙上，挖出几个私密的小窗口，低头去看，旧电脑屏幕上呈现的是Kimisa在美国的母亲与在中国抚养K的阿姨之间的邮件，有关Kimisa幼年无父母在身边的成长片段。母亲的缺失，只有通过简单、没有温度、没有笔迹的邮件文字来想象。远距离让爱变得淡化、更加不可求。同时展出的是Kimisa拍摄的另一个女孩，K通过抽象写意的影像，投射自己对过去的情绪，挖掘和面对一个自己不曾熟悉的真实。而“真实”在回忆中永远无法复还，只有反差极大的不同叙述，以及面对这种反差之后，难以平静的情绪。

展览有能力提供一个疗伤的空间。行走在空间里的个体，在摄影提供的凝视时间里，进入影像作者构建的自我世界，并找到自己的叙事。

《我们始终没有牵手旅行》画册中一页

“听我说”展览中曾忆城作品部分

对旅行的记录可以成为一种证据，或伪证，也可以是触及回忆的慰藉。黑白、模糊和粗颗粒，曾忆城用私人影像和家庭照片证明一场渴望的“旅行”。展览现场创造一个只有一人可以坐下的空间，书桌上摆放着一本曾忆城早年出版的相册，在公共空间内给个人提供一个凝视他人影像的私人空间。

“听我说”展览中石真作品部分

同样的个人化观看空间，也出现在石真的作品展出现场。石真在布鲁塞尔旧货市场上找到一本旧日记本，从而引发她去解剖日记作者的历史，于是有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摄影书。通过日记本中的家庭影像和文字，这个中国女孩试图构建一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超越她生活经验的历史现实。而这种构建本身，说明了历史叙事的流动性。

Ekaterina ，Romain Mader

摄影所定格的“我”的扮演，在罗曼·马德尔(Romain Mader）的《叶卡捷琳娜》（Ekaterina）中更加难以辨别真实性。马德尔甚至在世界地图上虚构了一个东欧乌克兰小城，并让自己在场。在这个虚构的地方，只有女性，而且每个女孩都叫叶卡捷琳娜。她们的存在，为了服务男性，她们不能出去，只有结婚可以让她们出去。展览中有马德尔这次奇妙“旅行”的场景，遇见的性服务者的肖像，选美现场等等。他甚至把自己他者化，让这个平庸略胖的白人欧洲男人——马德尔自己，站在金发乌克兰美女旁边——这是他与“购买”的新娘在瑞士雪山下自拍的结婚合照。天真与猥亵，让这场强化的经济政治控制的性别剥削，更为凸显。展览中还有他用这次“旅行”的照片，组成的线性纪录片。观众在进入旅行的同时，也逐渐感受到这次虚构摄影的荒诞性。

Celine Liu，刘思麟

Appme，刘思麟

扮演在刘思麟(Celine Liu) 的作品中甚至不加掩饰。她通过经典历史照片，把自己装进不同历史时刻，自己扮演照片中不同的文化身份、社会角色，成为被凝视的主角。满墙的照片中重复出现的刘思麟，让严肃的历史时刻变得轻松。历史现场的可修改性，对于成长于21世纪数字媒体的一代，已成为一种日常。展览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刘思麟，在其中一个视频里，与不同的人大喊鸣笛，示意着“看看我”。

而在“看看我们”的展览现场，没有21世纪个体刻意需要自我呈现、自我陈述的紧迫感；它处理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演绎。自我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演绎又造就了自我形成。

⼥⼈和男⼈，2012年 11⽉11⽇，曾宪芳

“看看我们！”展览现场图

惊喜看到的是一组在广州的非洲人肖像照片。看似普通肖像，他们本是广州“小北路”人行天桥上个体户摄影师吴永福的日常工作——为来广州工作、学习、做生意的非洲人拍摄纪念照。背景中的多层天桥和高楼林立是他们向非洲家乡亲友展现的中国现代化，脸上的微笑和颜色靓丽的服饰呈现他们的自信和骄傲——他们在中国生活过的很好。美国摄影师丹尼尔·特劳布与吴永福一起，把这些日常肖像作为艺术行为，让本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非洲移民群体，进入视野当中。他们也是此时中国里，‘我们’的一部分。

“看看我们！”展览现场图

北京银矿，托马斯·苏文

展览中可能更加熟悉的“我们”样子，以历史影像出现。法国艺术家托马斯·苏文从2009年开始收集大量的民间个人底片。冲洗之后，这些底片显影的是1985至2005年间，中国普通人的家庭照片——一个近50万张的中国日常生活图片档案。80年代之后，家用照相机在都市人群中的普及，给个人生活表达提供了便利工具。这些日常底片成为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时期，有关“我们”的记忆显影。被挖掘出来，陈列在30多年后的美术馆，这些丰富的家庭影像映出一个被高速发展逐渐遗忘的，集体样貌——一个时期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样子。

家庭照片所记录的家庭旅行、家庭空间、个人服饰让那个时期活灵活现。80年代冰箱成为家庭现代化的象征，如当下的私家汽车一样流行。彩色照片中有靠在立式冰箱旁边微笑的主妇。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时代的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印证在穿着时尚连衣裙的现代女性脸上。虽然是历史影像，我们看到许多垮时代的相似性。对物质进步，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视，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是普遍。而这两个展览，呈现的是物质满足之外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演绎，以及这背后持续进行的，自我对沟通的需求和渴望。

而这些极度个人化的情绪和经历，超越了个体，并且超越了国界。非洲人在广州天桥的留影、法国人找到中国人的老照片底片，中国女孩在布鲁塞尔找到19世纪末期银行家孙女的日记、瑞士摄影师想象的乌克兰，中国女孩扮演世界历史人物，日瑞混血艺术家对自我认同的渴望……而这过程中，怎能扯清哪些是日本的，哪些的瑞士的？哪些是记忆，哪些是想象？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扮演？

余天琦

影像制作人、学者、策展人。研究非虚构影像、第一人称纪录片、业余家庭影像、散文电影、影像与记忆。作品包括《梦寻深圳》《关于家的记忆》《中国梵高》。论著包括《 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21st Century》等。文章发表于《纪录片电影研究》《华语电影》和《中国当代艺术》等国际期刊。策划影展包括：“复调中国-中国独立纪录片英国首次展映”（2008-2009）、“中国新一代独立电影”（伦敦 2010）和“记忆显影-纪录片与非虚构影像展” （上海 2017）。